偶然在母校「西灣讀書會」的討論版中，讀到新井一二三的〈氾濫失業博士〉。這篇文章所述雖然是日本教育界的現況，但台灣的教育界也已發生「氾濫失業博士」的情形了。所以讀後頗有感受。

以下僅摘錄部分原文：

以前在日本獲得文科的博士學位非常困難，即使在最高學府東京大學，教員當中博士佔的比例至今才一半左右。然而，一九九○年代，政府文部科學省改變政策，鼓勵各所大學擴充研究生課程；結果，日本全國的研究生人數增加到二十六萬，目前每年有一萬六千人畢業於博士課程。……但是，人文、社會科學專家的就業機會很有限，能找到正式職位的人不到五成，導致過去幾年被授予學位的新博士裡共有一萬兩千人正在失業，面對著生活困難。

九州大學研究所環境學博士水月昭道，在最近出版的《高學歷勤勞窮民》一本書裡揭發教育官僚有意陷害了年輕學子。據水月稱，文部科學省施行新政策的一九九一年，正巧是由於少子化大學生人口開始減少的一年。若不採取措施，國內不少大學將要倒閉。於是官僚想出來的辦法就是擴充研究生課程。……果然，過去十幾年，大學生減少了十二萬人的同時，研究生卻增加了十四萬人，成功地拯救了許多大學。

但是在日本，招募文科博士的單位基本上只有高等學府。在各所大學勉強地保持著學生總數的情況下，自然不會擴大教員隊伍。每年全國的研究所有越來越多的新博士，但是他們要爭奪的飯碗並沒有變多。

失業博士們只好去補習班教中小學生，或到便利店打工，也有人靠「柏青哥」餬口。他們的夢想是起碼當上大學的計時講師，但是收入只有專職教員的三分之一，也不帶醫療保險等福利。對未來絕望的結果，失蹤或自殺的人文、社會科學博士，據文部科學省調查，竟高達百分之十一點四！

心得：

同樣也面臨少子化的台灣，高學歷卻很難找到好工作的情形，似乎已經發生。

我也是取得博士學位至今兩年，卻還只是在許多大學兼職，賺鐘點費。

去年，我還以為兼職應該只會是過渡時期；今年，我已經有了長期兼課的心理準備了。

曾經，我也為自己找不到專職而抱怨，可是捫心自問：有了博士學位，就應該得到好的工作機會嗎？這邏輯是怎麼來的？還是只是一廂情願？

升學，是別人逼迫的？還是自己選擇的？

大多數的人（我也不例外），太容易把高學歷與好的工作視為理所當然的關係，然而這種「保證」又是哪來的？

我可以接受：廣開研究之門，增加碩、博士學歷，是教育單位面臨少子化以求學校生存的因應之道的看法。但與其說是「有意陷害」，不如說是執事者將問題延後或轉移的逃避辦法。如今，我們也的確看到這種決策的弊端。

但我們卻不能忽略，那些「自願」升學的學子，難道不也是將己身就業的問題延後或轉移嗎？那麼這些人不也應該為自己的選擇承擔起一定的代價？

我之所以選擇研讀博士學位，並且得以完成，最感謝的是父母的支持，所以當他們發現我無法在畢業後求得專職時，失望亦是難免。不過，如何予以勸慰、並令他們放心，不也是身為子女的我所應負起的責任？豈能怪罪制度？！

其次，在碩士班同學紛紛修讀教育學分時，我仍堅持研讀博士的道路，實因自知無法勝任國、高中的教師一職，討厭升學壓力下的教育限制。所以寧願繼續求得博士學位，以能在大學教育體制中，與學生有知性與感性上的教學互動。

也許以自私的角度來說，「不幸」的在大學教員飽和而學生人數日趨減少的時期，我才取得博士學位，以至於趕上了高學歷低薪資的潮流。但不可否認的，我這一代獲得高學歷的機率相對是比較高的，也因此找工作的機率自然降低。或者說，爭取專職的競爭已經延至畢業後的研究能力，而不僅止於學歷這個門檻。

所謂的「絕望」是自己給的，而不是別人造成的！

所謂「失業博士們只好去補習班教中小學生，或到便利店打工，也有人靠『柏青哥』餬口。」這種「遺憾」的口氣根本就是把自己的責任推委於外的態度。至於那些因為找不到好工作而「自殺的人文、社會科學博士」，究竟他們讀書都讀到哪裏去了？真不禁令人懷疑他們求學的目的是為了什麼？

孔子困於陳、蔡的邊界時，隨行弟子們既餓又病，可是孔子還能誦詩、唱歌、彈琴自樂。子貢、子路都對於自己的處境懷憤不已，認為像他們如此有仁德、有智慧，怎麼會落得如此下場？

孔子聽聞後也只是淡然的笑說：假使有仁德就能幸免於難，伯夷、叔齊怎麼會餓死於首陽山？如果有智慧就能通行無阻，王子比干又怎會被剖心呢？

有仁德、智慧之如孔子，都會遇到人生困境，但正因為有堅持信念的毅力，所以能走過許許多多的坎坷之路。

反觀，所謂的「博士」不應該是能比一般人都能應對生命的困境嗎？怎麼會僅因為找不到能「匹配」學歷的工作而鬱鬱寡歡或自艾自憐呢？難道其他工作都不算工作嗎？若是擔心「面子」問題，那不也是自尋煩惱嗎？

總之，是否該先自問：追求碩、博士的目的是什麼？如果只是為了一份高薪工作，那豈不喪失了追求學問的真諦？如果是為了完成自我的追尋，那麼已經獲得學歷，又有何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