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儒學案》中有一位柏齋先生曾寫道他對陽明的意見，很值得參考。何瑭，字粹夫，號柏齋。和陽明同時代，是晚陽明一屆的進士，官至修撰。曾見劉瑾時，旁人皆跪，何瑭僅作長揖，因而得罪劉瑾，只好告病歸鄉。梨洲在《明儒學案》的〈何瑭傳〉中記載一段話：

先生以「儒者之學，當務之為急，細而言語威儀，大而禮樂刑政，此物之當格而不或後者也。學問思辯，一旦卓有定見，則物格而知至矣。由是而發之以誠，主之以正，然而身不修，家不齊，未之有也。至究其本原為性命，形於著述為文章，固非二道，特其緩急先後，各有次第，不可紊耳。今曰『理出於心，心存則萬理備，吾道一貫，聖人之極致也，奚事外求？』吾恐其修齊治平之道，反有所略，則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於古人之道，不免差矣。」先生此論為陽明而發也。

梨洲認為這一段話是針對陽明而發的，何瑭不是陽明的學生，既與陽明同時，對陽明之學必然不陌生，陽明主要對於朱子為學的次第之說有意見，何瑭對格致誠正、心意知物的一體觀，表面似乎持肯定態度，但整體來說，何瑭還是主張「緩急先後，各有次第，不可紊耳」，他甚至認為主張一貫之道，恐怕忽略現實層面的修齊治平，導致「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若這真的是針對陽明而發，恐怕是對陽明產生很大的誤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