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中國語文趣話》載有這麼一個笑話：(內容經過筆者修飾)

教士甲煙癮極大，某次禮拜後煙癮突發，忍不住問上司：「我祈禱時可以抽煙嗎﹖」上司責罵之。
俄而，教士乙也起煙癮，汲取了同伴教訓，因問之曰：「我吸煙時可以祈禱嗎﹖」上司莞爾而應允。

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故事中的「上司」會「莞爾而應允」呢﹖理由很可能是：「祈禱時抽煙」予人「褻瀆神明」的意味；而「吸煙時祈禱」卻給人一種「時時不忘上帝」的感覺。誠然，故事想帶出的本是「語境之重要性」，而我想說的是「宗教行為是直指本心的」。

佛教主張不吃葷，因為佛有不願殺生的慈悲胸懷。可是大名鼎鼎的濟公也說過這麼一句話：「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心中有佛，則「酒肉穿腸過」並無大礙；如果只是行為上遵循外在規範，縱然每天唸經拜佛，心中若沒有佛，也於事無補。同理，孔子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引申於今日之基督教的話，則教徒們每日唸主禱文、謝飯禱文之時，如只是機械式地背誦，非出自真心讚誦的話，就不如不背好了(這不是我說的，是某些教徒的主張，個人極贊同)。(註：濟公還有後句「世人若學我，如同進魔道」，並非主張「不必戒葷」。只欲說明「心」比「行為」重要而已。)

同樣道理，宗教研究與信仰到底有無衝突﹖或者，在部份外在儀式上有，但於我而言，實際衝擊信仰的程度不大。研究其他宗教，少不免要進道觀、去佛廟。顧得「入廟拜神」的禮貌，就顧不了「不能拜別的神」，這其中難免產生矛盾。然則，有信仰的人就不應研究別的宗教﹖顯然並不。這裡只舉兩個典型例子，希望能幫助你脫離出迷思。

一、許地山教授。

許地山教授(1893-1941)，著名的史家、小說家、詩人，1922年在燕大神學院畢業，1924年進牛津大學研究東方宗教，主要是研究佛教和道教，並曾學習梵文。1935年得到胡適推薦出任香港大學中國文史學系講座教授之職(所以他可說是「我的老師的老師的老師」)。他專研宗教史，尤其中國道教史，著有《道教史》一書，被奉為經典。

需要注意的是，許地山是一個徹徹底底的基督徒。他曾與劉廷芳和蔣翼振等倡辦《紫晶》雜誌，發表許多由中國信徒寫作的詩歌、禱文，並探討適合國人崇拜儀式，其中有若干突破和成就(註1)。也曾於1936年出版的《普天頌讚》中寫了「神佑中華歌」(後來改名為「神佑我土歌」)，同時是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合一堂的會友。(註2)

許地山教授精研佛、道教史，自然少不免要進入不同的佛廟和道觀。他甚至研究被普遍視為迷信的民間扶乩。作為一個基督徒，他表現得非常稱職；身為一個學者，他也有很高的學術成就。沒有人會質疑他的基督徒身份，他有沒有拜別的神﹖這問題顯得多餘，因為他是五四時期「華人基督徒知識份子」的表表者，有份帶領「基督教本色化」，在傳教史上功不可沒。

註1：可參考梁家麟：《福臨中華—中國近代教會史十講》(台北：天道出版社，1988年)，頁165。 或按以下網址：http://www.cclw.net/gospel/explore/fulingzhonghua/

註2：可參考黃永熙：〈燕京大學與普天頌讚 (八)〉，載於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的網頁，網址：http://www.hkcclcltd.org/genericstyles/theme_content.asp@id=7437&paperid=0075&column=a.htm

二、利馬竇 (Mattheo Ricci, 1552-1610)

這個人的生平事跡也不用我多說了，如此著名的明末清初傳教士，小學常識課本上也有提到。當日利馬竇來華，不但要精通天主教，為了傳教，他甚至讀遍儒家經典，精研儒學，也研究佛、道，「進道觀、入佛廟」的次數不可估計。正因為他不惜花費大量心力去研究別的宗教，他才能「知己知彼」，宣傳天主教而令中國人接受。可以肯定的是，在這個例子上，利馬竇的成功建基於他對其他宗教的了解。(當然，我敢說他了解得並不全面，有時甚至刻意扭曲別的宗教)

宗教研究不但未令他「拜別的神」，反而有助他「榮神益人」。 由此看來，一切都只視乎你的決心而已。宗教研究照舊，大可「耶穌心中留」。請以利馬竇和許地山為鑒。

圖片說明：許地山教授(1893-1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