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6-01 13:03:42曹墉=倫爺
蜀漢三大宗教與胡化之關係(中)蜀漢境內的佛教
佛教
次論佛教。佛教起源於天竺(今印度)，是一個外來宗教。佛教傳入中原至遲也可追溯至兩漢時期，從東漢末丹楊(今屬江蘇省一帶)人笮融曾大興佛寺一事可窺知佛教於當時之傳播情況：
「笮融者，丹楊人，初聚眾數百，往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陵、彭城運漕，遂放縱擅殺，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註24)。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註25)」
當中談到的「浮圖祠」，指的就是佛寺。《後漢書．陶謙傳》也有類似的記載，並注「浮屠，佛也。(註26)」，但篇幅較短。三國時期魏、吳兩國的國君也敬佛，如《魏書．釋老志》中記魏明帝(曹叡，203-239，227-239在位)曾大起浮圖(註27)；《法苑珠林》中也記有孫皓(吳末帝，242-283，264-280在位)拜佛、建佛寺的事跡(註28)。至於蜀國，地處西南，按道理是三國中最接近佛教發源地—天竺的國家，正史中卻鮮見蜀國境內有佛教傳播之事。湯用彤(1893-1964)先生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也只說：「三國時佛教之重鎮，北為洛陽，南為建業。(註29)」至於蜀境之內的佛教傳播，湯氏卻一字不提。任繼愈先生在其《中國佛教史》中也言：
「三國時期，佛教繼續向中國內地傳播，大量佛經被譯成漢文。但現存文字資料中僅對譯經僧的活動有一些介紹，而對佛教在社會各階層中的流行情況卻記載很少。關於蜀國的佛教情況則根本沒有提到。(註30)」
然而，正史中雖然沒有提及，並不代表蜀漢境內沒有佛教。隨著出土文物愈來愈多，巴蜀佛教的問題更為學者注意。1981年5月，四川忠縣(今屬重慶市)塗井發現了十五座蜀漢時期的崖墓，其中M5墓中有與佛教傳播有關的遺物出土。這些遺物向我們展現了蜀地早期佛教傳播的狀況。據學界分析，崖墓墓主應為漢人(註31)。其中最為學術界注意的，是墓中的白毫像俑、頭飾蓮花俑、鑄於銅搖錢樹樹杆上的佛像以及房屋模型(註32)。這些遺物都被視為四川早期的佛教遺物。
白毫像俑和鑄於銅搖錢樹樹杆上的佛像明顯是佛教傳播遺物。所謂白毫像俑即為俑眉間有一圓突者。「白毫」是佛教造像特徵，在「三十二像」中，第四者即為「眉間毫像，白如珂雪。」而銅搖錢樹樹杆上的佛像更無可置疑地是佛教傳播的遺物。目前學界公認它們的存在與佛教傳播有關。至於學界對頭飾蓮花俑和房屋模型與佛教傳播的關係則尚未有一致定論。學者吳焯、趙殿增、袁曙光持肯定立場，例如吳焯就曾論證房屋模型的場景布置反映的是正在進行的一種通俗的佛教宗教儀式(註33)，展現當時佛教在巴蜀地區的傳播情況。
除了重慶忠縣有崖墓出土，四川還有不少早期佛像被發現。較著名的有樂山麻浩崖墓佛像、樂山柿子灣佛像、樂山西湖塘施無畏印相俑、綿陽佛像和彭山佛像。吳焯認為這些佛像產生的年代都在蜀漢時期，他說：
「四川這批早期佛教遺物集中在蜀漢，有的可能稍早，但目前仍沒有更多的材料，說明可以超過東漢與蜀漢交接的年代。(註34)」
這種說法雖然仍有值得商榷之處(註35)，但至少可讓我們窺知當時佛教的傳播情況。除了上述古蹟，尚有一個保山蜀漢延熙紀年墓，出土過一件光頭高鼻的陶僧首(註36)。這些考古發現都證明四川在三國時期前後已有佛教傳入，並在民間有著影響。
佛教是胡人的宗教，在四川的傳播顯然是胡化的一種方式。初傳之佛教結合神仙方術，被時人視為道術之一種(註37)，因此而漸得漢人接受。蜀漢時期佛教在四川一帶慢慢發展，影響少量的蜀國官員。如《華陽國志．南中志》中記：
「以南郡霍弋為參軍。弋甚善參毗之禮，遂代(閻)宇為監軍、安南將軍。撫和異俗，為之立法施教，輕重允當，夷晉安之。(註38)」
可見霍弋已深諳佛教儀軌。當時，亦理應有佛寺的出現。學者胡昌健便認為，巴蜀地區佛寺的出現當在蜀漢晚期，但很少(註39)。由於三國鼎立戰事頻繁，不利於北方、吳地的佛教正常入蜀，所以蜀地的佛教傳播不及魏、吳，而只是緩慢發展。相比起漢末大盛的道教，也大有不如。故此當時蜀漢的佛教傳播情況較容易被忽略。然而，透過和佛教有關的出土文物亦可一窺當時胡化對蜀漢宗教方面的影響。(待續)
註釋：
24 按：清代梁章鉅(1775-1849)引陳景雲注曰：「上只云廣陵、彭城，而下言三郡，殊不相應。《後漢書》『廣陵』下有『下邳』二字，疑此脫。」見梁章鉅：《三國志旁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720。
25 陳壽：《三國志．劉繇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1185。
26 范曄：《後漢書．陶謙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2368。另外《後漢書．西域傳》中亦有注曰「浮圖即佛也。」(頁2922)。浮圖和浮屠都解佛。
27 魏收(506-572)：《魏書．釋老志》，(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3029。按：湯用彤先生指出「此事魏收以前，絕無文記，不悉確否。」見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88。
28 道世：《法苑珠林》卷十三〈敬佛篇〉，頁383-2。
29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87。
30 任繼愈：《中國佛教史》第一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頁157。
31 吳桂兵：〈忠縣塗井M5與蜀地早期佛教傳播〉，《四川文物》，2002年第五期，頁68。
32 吳桂兵：〈忠縣塗井M5與蜀地早期佛教傳播〉，《四川文物》，2002年第五期，頁66。
33 吳桂兵：〈忠縣塗井M5與蜀地早期佛教傳播〉，《四川文物》，2002年第五期，頁67。
34 吳焯：〈佛教蜀身毒傳播說質疑〉，《東南文化》，1992年第五期。
35 何志國不同意吳焯的觀點，見何志國：〈四川早期佛教造像滇緬道傳入論——兼與吳焯先生商榷〉，《東南文化》，1994年第一期，頁115。
36 何志國：〈四川早期佛教造像滇緬道傳入論——兼與吳焯先生商榷〉，《東南文化》，1994年第一期，頁113。
37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81。
38 常璩(著)，劉琳(校注)：《華陽國志校注．南中志》(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頁229。
39 胡昌健：〈佛教傳入巴渝地區的時間和路線〉，《四川文物》，2004年第三期，頁79。
次論佛教。佛教起源於天竺(今印度)，是一個外來宗教。佛教傳入中原至遲也可追溯至兩漢時期，從東漢末丹楊(今屬江蘇省一帶)人笮融曾大興佛寺一事可窺知佛教於當時之傳播情況：
「笮融者，丹楊人，初聚眾數百，往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陵、彭城運漕，遂放縱擅殺，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註24)。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註25)」
當中談到的「浮圖祠」，指的就是佛寺。《後漢書．陶謙傳》也有類似的記載，並注「浮屠，佛也。(註26)」，但篇幅較短。三國時期魏、吳兩國的國君也敬佛，如《魏書．釋老志》中記魏明帝(曹叡，203-239，227-239在位)曾大起浮圖(註27)；《法苑珠林》中也記有孫皓(吳末帝，242-283，264-280在位)拜佛、建佛寺的事跡(註28)。至於蜀國，地處西南，按道理是三國中最接近佛教發源地—天竺的國家，正史中卻鮮見蜀國境內有佛教傳播之事。湯用彤(1893-1964)先生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也只說：「三國時佛教之重鎮，北為洛陽，南為建業。(註29)」至於蜀境之內的佛教傳播，湯氏卻一字不提。任繼愈先生在其《中國佛教史》中也言：
「三國時期，佛教繼續向中國內地傳播，大量佛經被譯成漢文。但現存文字資料中僅對譯經僧的活動有一些介紹，而對佛教在社會各階層中的流行情況卻記載很少。關於蜀國的佛教情況則根本沒有提到。(註30)」
然而，正史中雖然沒有提及，並不代表蜀漢境內沒有佛教。隨著出土文物愈來愈多，巴蜀佛教的問題更為學者注意。1981年5月，四川忠縣(今屬重慶市)塗井發現了十五座蜀漢時期的崖墓，其中M5墓中有與佛教傳播有關的遺物出土。這些遺物向我們展現了蜀地早期佛教傳播的狀況。據學界分析，崖墓墓主應為漢人(註31)。其中最為學術界注意的，是墓中的白毫像俑、頭飾蓮花俑、鑄於銅搖錢樹樹杆上的佛像以及房屋模型(註32)。這些遺物都被視為四川早期的佛教遺物。
白毫像俑和鑄於銅搖錢樹樹杆上的佛像明顯是佛教傳播遺物。所謂白毫像俑即為俑眉間有一圓突者。「白毫」是佛教造像特徵，在「三十二像」中，第四者即為「眉間毫像，白如珂雪。」而銅搖錢樹樹杆上的佛像更無可置疑地是佛教傳播的遺物。目前學界公認它們的存在與佛教傳播有關。至於學界對頭飾蓮花俑和房屋模型與佛教傳播的關係則尚未有一致定論。學者吳焯、趙殿增、袁曙光持肯定立場，例如吳焯就曾論證房屋模型的場景布置反映的是正在進行的一種通俗的佛教宗教儀式(註33)，展現當時佛教在巴蜀地區的傳播情況。
除了重慶忠縣有崖墓出土，四川還有不少早期佛像被發現。較著名的有樂山麻浩崖墓佛像、樂山柿子灣佛像、樂山西湖塘施無畏印相俑、綿陽佛像和彭山佛像。吳焯認為這些佛像產生的年代都在蜀漢時期，他說：
「四川這批早期佛教遺物集中在蜀漢，有的可能稍早，但目前仍沒有更多的材料，說明可以超過東漢與蜀漢交接的年代。(註34)」
這種說法雖然仍有值得商榷之處(註35)，但至少可讓我們窺知當時佛教的傳播情況。除了上述古蹟，尚有一個保山蜀漢延熙紀年墓，出土過一件光頭高鼻的陶僧首(註36)。這些考古發現都證明四川在三國時期前後已有佛教傳入，並在民間有著影響。
佛教是胡人的宗教，在四川的傳播顯然是胡化的一種方式。初傳之佛教結合神仙方術，被時人視為道術之一種(註37)，因此而漸得漢人接受。蜀漢時期佛教在四川一帶慢慢發展，影響少量的蜀國官員。如《華陽國志．南中志》中記：
「以南郡霍弋為參軍。弋甚善參毗之禮，遂代(閻)宇為監軍、安南將軍。撫和異俗，為之立法施教，輕重允當，夷晉安之。(註38)」
可見霍弋已深諳佛教儀軌。當時，亦理應有佛寺的出現。學者胡昌健便認為，巴蜀地區佛寺的出現當在蜀漢晚期，但很少(註39)。由於三國鼎立戰事頻繁，不利於北方、吳地的佛教正常入蜀，所以蜀地的佛教傳播不及魏、吳，而只是緩慢發展。相比起漢末大盛的道教，也大有不如。故此當時蜀漢的佛教傳播情況較容易被忽略。然而，透過和佛教有關的出土文物亦可一窺當時胡化對蜀漢宗教方面的影響。(待續)
註釋：
24 按：清代梁章鉅(1775-1849)引陳景雲注曰：「上只云廣陵、彭城，而下言三郡，殊不相應。《後漢書》『廣陵』下有『下邳』二字，疑此脫。」見梁章鉅：《三國志旁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720。
25 陳壽：《三國志．劉繇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1185。
26 范曄：《後漢書．陶謙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2368。另外《後漢書．西域傳》中亦有注曰「浮圖即佛也。」(頁2922)。浮圖和浮屠都解佛。
27 魏收(506-572)：《魏書．釋老志》，(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3029。按：湯用彤先生指出「此事魏收以前，絕無文記，不悉確否。」見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88。
28 道世：《法苑珠林》卷十三〈敬佛篇〉，頁383-2。
29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87。
30 任繼愈：《中國佛教史》第一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頁157。
31 吳桂兵：〈忠縣塗井M5與蜀地早期佛教傳播〉，《四川文物》，2002年第五期，頁68。
32 吳桂兵：〈忠縣塗井M5與蜀地早期佛教傳播〉，《四川文物》，2002年第五期，頁66。
33 吳桂兵：〈忠縣塗井M5與蜀地早期佛教傳播〉，《四川文物》，2002年第五期，頁67。
34 吳焯：〈佛教蜀身毒傳播說質疑〉，《東南文化》，1992年第五期。
35 何志國不同意吳焯的觀點，見何志國：〈四川早期佛教造像滇緬道傳入論——兼與吳焯先生商榷〉，《東南文化》，1994年第一期，頁115。
36 何志國：〈四川早期佛教造像滇緬道傳入論——兼與吳焯先生商榷〉，《東南文化》，1994年第一期，頁113。
37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81。
38 常璩(著)，劉琳(校注)：《華陽國志校注．南中志》(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頁229。
39 胡昌健：〈佛教傳入巴渝地區的時間和路線〉，《四川文物》，2004年第三期，頁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