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紀念冊】李敏勇／在生的背影 凝視死的容顏2016-04-11 11:17 聯合報 李敏勇

杜潘芳格在人間情境裡凝視著死，靜靜地咀嚼著糾葛在人間的愛、慾、悲、歡，呈顯一種哲學的探照，一種存在的摸索……

3月10日上午，接獲杜潘芳格辭世的消息，她是長我二十歲的前輩詩人，屬於跨越語言的一代。與她相同世代的《笠》同仁，詹冰、陳千武、錦連、張彥勳、羅浪、蕭翔文、明哲、李篤恭、黃靈芝以及陳秀喜已過世。碩果僅存的是林亨泰。

陳秀喜與杜潘芳格是《笠》前行代中僅有的兩位女性，陳開朗、外向；杜潘拘謹、內向。熱冷有別。熱心笠的象徵性社務的陳秀喜，曾以社長身分活躍於詩壇、文學界；而勤讀日文版世界思想書籍的杜潘芳格，在基督長老教會裡的活動較多。有姊妹情誼，卻似無太多交集。陳秀喜在台北、杜潘芳格在中壢，社交情境有別，也反映了兩位女詩人的差異風格。

初識杜潘芳格是1960年代末的事。那時候，我剛加入《笠》詩社，因參加活動，與一些同仁到她中壢的家。樓下是她先生杜慶壽的耳鼻喉科診所，隔鄰則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她家裡的書架，我瞥見諸如《世界思想家大系》的精裝日文版套書，對於她涉獵哲學、思想書系的印象極為深刻，這也是我對她詩作裡思想深度別於一般詩人，更別於女詩人，有所知曉的原因。

1970年代、1980年代，我多次執編笠詩刊，常向杜潘芳格約稿。她因跨越語言而深受語言文字無法準確呈現詩情詩想困擾的情形，感同深受。常常與她在電話中或晤面推敲詩行詩句的妥切性。看得出她的煩惱，既有千絲萬縷，但卻找不到存在的場所。詩人的語言及其思想是詩之為詩的重要課題，杜潘芳格和她同世代台灣詩人的創傷是台灣人的苦悶的某種現象。但戰後台灣現代詩史中，因政治特殊條件，從中國隨中國國民黨流亡來台的許多詩人並沒有同情的理解。台灣本土的許多戰後出生、成長的中文世代也一樣。

我以木、水、火、土的五行意味，分別形容林亨泰、詹冰、陳千武、錦連，是我長期親近、觀察，感知這幾位詩人的概括性認識論。陳秀喜與杜潘芳格不在這樣的論列，但我以〈死與生的抒情〉寫她們的一篇隨筆，仍然是我對她們相對觀照。死的抒情是杜潘芳格，生的抒情是陳秀喜。杜潘芳格的詩是思想，而陳秀喜的詩是生活。杜潘芳格是戰後台灣現代詩人中，少有的在觀照視野中具思想深度的詩人。

為什麼這樣？就是這樣！

得知杜潘芳格辭世時，我想到她的生日：1927年3月9日，竟與死日隔一天。更特別的是，二二八事件在花蓮鳳林受難的張七郎、宗仁、果仁三位醫師，她稱為姑丈及其兩位子嗣的親人，被1947年3月9日在基隆港登陸的中國國民黨軍隊殺害。冥冥之中的偶然與巧合，牽繫著個人和台灣的歷史。

生日

／杜潘芳格

   三月九日

   是 我的生日

   可是

   花蓮鳳林 太古巢

   親愛的姑丈 並倆位舅舅 被慘殺的

二二八

   殺人軍團，惡魔軍團 登陸本土玄

關基隆港

   是一九四七年三月初九。

   從此

   不再慶祝

   請勿向我說

   「生日快樂」。

   我正在

   找尋，

   我衷心能喜悅慶祝的

   我的心靈的生日

   新的，

   太陽和月亮。

在某種意義上，杜潘芳格也是二二八事件受難家屬，她的心靈創傷就是橫越在台灣土地上的外來統治權力肆意的殺戮。文化（語言）和政治（殺戮）的雙重困厄，壓迫著她以及其同世代的詩人。在日本，這是杜潘芳格出生、成長初期的國家像──「荒地」詩人集團引喻的面對戰敗廢墟而必須跨越，正是成為異國，卻又相同的情境。日本的詩人們因經歷二戰的敗亡，而面對廢墟，台灣的詩人呢？面對的是降附於另一個殖民統治，面對殺戮。新的太陽和月亮是什麼？也許，就藏在杜潘芳格詩的行句裡。

她不像陳秀喜，在生活題材中發現生的喜悅，而是在人間情境裡凝視著死。靜靜地咀嚼著糾葛在人間的愛、慾、悲、歡，呈顯一種哲學的探照，一種存在的摸索。這幾年，年邁的她在中壢的家，較少外出活動。常在電話裡聽到她話語裡的喟嘆，對人事物的看法。已然衰老的感觸不只經由電話，也在見面時流露出來。她會問，誰怎麼樣了？默默地透過一些資訊，她仍然觀照著周遭的朋友。有時也不免對自己的詩壇位置有所感觸。但這不只是她，而是台灣本土詩人普遍的處境。歷史並未重建，就如同轉型正義並未處理，特別是文化，仍然被宰制在從戰後以來就偏失的統治－－外來統治體制駕馭的氛圍。有多少台灣詩人、作家、學者參與在那樣的權力圈，仍然未見清理？

杜潘芳格的夫婿——杜慶壽醫師，是特別的人。他總在杜潘芳格身邊，默默地參與她的文學活動，是她的支持者。杜潘芳格最早的詩集，以漢日文對照的《慶壽》就是以先生之名為書。一語雙關，既慶祝丈夫生日，也奉先生之名。兩人出雙入對，在杜慶壽仍然在世時，那是令人欽羨的眷侶。大家都稱呼他：杜醫師，而她則是先生娘。先生，在日本社會，是對詩人（作家）、醫生和老師的稱謂。杜潘芳格和《笠》跨越語言一代的台灣詩人們正是日本時代養育成長的，我輩一些在《笠》的戰後世代，有幸浸濡那樣的教養性。我曾經提及教訓和教養，在歷史與文化裡，也多少出自那樣的薰陶。

如今，杜潘芳格也隨著她夫婿，辭世了。一位在台灣特殊歷史構造裡產生的女詩人，她未能在二戰之後的青春時期登場（只以後來出版的少女日記，彌補了時代的空缺），必須在1960年代才重新出發。比起世界其他國家，1920世代都在二戰後即登場，晚了將近二十年。就如同《笠》，必須等到二戰結束後第二十年，才得以創刊。這種特殊的歷史，存在著台灣文學必須面對的嚴肅課題。

戰後台灣文學史，特別是台灣現代詩史，仍然處於過度偏重在台灣的中國，而輕忽台灣的台灣。標榜中華民國文學史是這樣，標榜台灣文學史亦然！跨越語言一代的詩人們在文學史的特殊際遇，一直到1980年代後，才有些許被探索，陳秀喜和杜潘芳格兩位女詩人，也都在論文研究或文字資料彙整上，有些補救，但這些細微的光是否成為文學精神史的基盤條件，引領著詩的發展走向呢？未必！台灣的詩人不知台灣的詩人，從政治公害到商業公害，病理一直存在，竟至於讓人感到文字的無用！文化的邊緣的邊緣。杜潘芳格的生之際遇像是委屈在暗處，走完了九十年的人生。

在詩裡凝視死亡的杜潘芳格以詩銘刻她的人生，她形之於文字的語言未盡能抒發其心、坦露其志，藏有許多祕密，慧眼方能洞觸。心有所感，以一首詩向其靈魂致意。

芳格誌

——為杜潘芳格（1927-2016）／李敏勇

早春的風景

書寫著你生與死的隱喻

被夾在歷史裡

你也是被時代窒息的名字

悲喜說不出口

叫不出聲

在基督也是佛陀的

天上人間

你的冷眼靜靜地燃燒

牽繫著一行一行詩句

那是在彼方等待你的慶壽

你是從這裡奔向他的芳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