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騷擾，無所不在，我們不僅要注意防範人身安全，更得提防“想都想不到的人”伸出狼爪。

　　關於性騷擾，我們都似乎將之歸諸於個人自己得擔負的保護工作，但是，除此之外，難道整個法律系統、執法單位、社會體制，甚至是相關的機關團體，都能推卸責任嗎？

　　性騷擾事件發生之後，法律系統的啟動與執法單位的徹底實行，乃至牽涉其中機關團體的檢討與加強措施，都能在正義實踐過程裡，讓加害人得到應有的心理輔導與制裁，並讓受害者得到公平的對待與療癒，以及讓驚嚇的民眾得到一份相信。

　　針對暨南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師李文志性騷擾女學生乙案，最令我不能理解的就是該校的處理程序與結果，不僅對受害人二度傷害，也給關注到這則校園性騷擾事件的民眾，一份殘酷的恐怖陰影，甚至是一種人身安全感的永久凌遲。http://www.38.org.tw/Page_Show.asp?Page_ID=576
http://tw.myblog.yahoo.com/mwf38mwf38/article?mid=489&prev=-2&next=-2&page=1&sc=1#yartcmt

　　原來，在法律實行正義的過程裡，該校可以反其道而行，讓教評會成為高於法律權利實行的權力無限上綱的單位！

　　就我個人所知，針對社會擁有某種特殊職權，且享有公眾所普遍信賴形象的人，諸如：宗教人士、醫療人員與學校教師，一旦濫用職權與公眾所託付的信任，其刑責都比一般人犯罪還來得高。

　　我曾受過牙醫的性騷擾，所以更能理解這些擁有特殊形象與職權的人，更能讓受害人當下陷於內心不確定掙扎與難以判斷真實狀況的境地。

　　如果，加害的對方是我們刻板所認知的“極有犯罪可能的人”，我們當下保護自己的方法，以及事後爭取權益的模式，絕對是理直而氣壯的！只是，面對這些公眾形象良好，且握有生殺大權的人，他們在實點上所進行的侵犯，常常會讓受害人有一種認知失諧的錯愕，「他不是一位有教無類的老師嗎？怎麼會做出這樣傷害的舉動呢？」、「我知道遇到壞人要呼救，但是他是我的老師呀！」、「這到底是怎麼了？我該怎麼辦呢？」

　　常常因為這樣的困惑，阻礙了我們的防衛模式。而這些加害人濫用的正是人類最寶貴的信任，以及公眾所託付的職權！

　　尤其，當被害人流露出驚恐不安時，加害人就會再度以權勢進行恐嚇，讓被害人的求生存本能再度陷入一種茫然不知所措的狀態。「你想要畢業吧？」、「你想不想從我手中拿到文憑呢？」、「識相點就乖乖就範吧！」

　　就在被傷害前的幾秒間，加害者以計畫性的犯罪，先是濫用公眾最珍貴且脆弱信任，再來是施以權勢的爪牙，這簡直是蜘蛛編織好的天羅地網，讓人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正因如此，濫用信賴感與職權，而對權力相對弱勢進行性騷擾，其罪行更甚於一般犯罪，因為加害者鬆動的是整體社會的信心結構，挑戰的也是社會階層的權力分配適當性。

　　於是，當暨南大學作下遠低於刑事責任的決定時，我們不禁要懷疑這又是另一種組織裡的官官相護，其心可議！這無非是要為組織中未來的類似行為做事先的脫罪。只是，如此枉顧程序正義與法理精神，甚至是社會觀感的決定時，它對於當事人無異是二度侵害，更是全面對人類社會最基本的信賴感，進行堅壁清野的破壞！

　　期盼全體台灣民眾都能正視這種濫用人類基本信賴感，以及利用職權進行校園性騷擾的議題，因為今天受害的不只是這位姐妹而已，我們的倫理價值與人我關係，正面臨最嚴苛的挑戰與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