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道節慶團圓，一定得吃吃喝喝？
　　為什麼我們得由商人規定我們年菜該吃佛跳牆或紅麴香腸？
　　憑什麼主流媒體可以左右新春活動該去劍湖山或九族文化村？
　　為什麼我們得由交通部發號施令，何時該出發上高速公路？或者走哪條替代道路，以趕上全民大塞車？

　　節慶原是人類儀式的一部份，與各種人為制度一樣，有相當的社會功用存在。我們用儀式來記錄生命軌跡、檢視歲月的流逝與展望未來，也調整自己的步伐與人我之間的距離，於是，各種節慶往往能在世代傳承當中，焠鍊出特異的文化模式，也最能代表一個民族的生命智慧以及生活態度。

　　過去，我最愛閱讀民俗學家所著作的年節史話，往往透過他們的妙筆生花，能夠領會一絲節慶的感恩與人味。只是，台灣近十年全球化得太快，似乎在商業誘惑消費、媒體的炒作宣傳之下，讓我們的節慶失去了民族的識別性。

　　過年，本是家人溫馨團圓，分享一年經歷過的心情，可是，在大家的匆忙腳步與表淺化的人際關係底下，年，變得淡漠。

　　根據2006年12月出刊的《貓頭鷹季刊》裡指出，貓頭鷹主辦的「愛家手繪書」的比賽中，評審們的感慨是：「節慶的意義，在忙碌的台灣人的真實生活裡非常淡薄，人們對過節的感受並不深刻入裡，生命經驗也不夠豐厚，情意顯得單薄。」

　　當消費成為我們的生活主軸，過多的商品訊息，以及亢奮的鼓勵消費取向如洪水氾濫時，向內的生命經驗只能無限地被稀釋著。於是，過節與自我的生命無關，只是約定成俗似地成唯一種集體消費的運動，過年是吃佛跳牆與烏魚子、元宵節有湯圓票選、中秋節去烤肉、情人節吃燭光晚餐、端午節吃五星級肉粽…，我們無意識地消費著由商人標準化流程所製造的「節慶簡易包」，華美的包裝、煮熟的大餐，就連節慶的人味都可以被調味與中央廚房大量生產，我們所要做的不過是掏錢，然後微波加熱。

　　如果，節慶是一種傳統，我不知道如此速食消費的模式，是否真的就此代表台灣人的生活韻律？我們願意如此地傳承給下一代嗎？

　　我有些困惑，只能沉默地面對母親的批評，她依然興沖沖地忙進忙出大拜拜，然後囤積不完的食物，考驗著冰箱的體力，而我仍舊選擇安靜地不動如山，過著安靜的年。

　　我還在尋找一種過年的儀式，讓孩子與我都能經歷這生命律動的美好，而不只是被迫的消費、暴飲暴食的無奈，與趕場玩樂的虛脫。

　　今年除夕，我們簡單地兩菜一湯吃了年夜飯，然後全家四口一起在客廳玩比賽記憶力的遊戲，機智一陣之後大夥洗完澡，各自回房間夜讀。我告訴孩子，這除夕就是用來回顧過去一年的得失，好讓來年的自己有一種全新的能量，所以寂然靜默地面對自己是必要的。

　　那個晚上，我們家很安靜，十點前我們都睡了，即便鞭炮聲也無法打擾沉睡夢中的我們。

　　我沒有給孩子裝有鈔票的紅包，而只是給他們一個紅包袋，要他們在今年把我們給他的愛通通裝進去。這是一整年的愛的感受力與感恩的覺察行動，與金錢無關，但卻飽滿充實。

　　天真的Isabella還會問我，一個紅包袋會不會不夠裝呀？因為媽媽的愛好多好多。

　　什麼是有感覺的新年？
　　怎樣過節才能與內在的鼓聲聯奏？
　　該怎麼記憶這年節，讓溫度在心中成唯一種永恆的暖？

　　或許，在過節之前，我們都該思考這生命的問題。我們想自己定義，或者只是交由別人來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