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召南•甘棠》是歌頌某一位召伯德政的詩

《召南》的第五首的《甘棠》全文如下：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程俊英《詩經新析》云此詩是『人民紀念召伯的詩』。而高亨《詩經今注》則解釋《大雅‧崧高》裡的周宣王時的召伯虎給申伯築城蓋房，劃定土田，規定租稅，故說是『申伯或申伯的子孫或其他有關的人，追思他的勞績，保護這棵甘棠樹以資紀念，因作這首詩』。也有指是召地人唱此歌，以思念頌贊受召民愛戴的召伯。總之，論此詩的作者，今人多認為即若不是召地的人民，就是受其恩澤的有關的貴族等人所作。

最早記載有關召伯的史料出自西漢武帝時的《淮南子‧繆稱訓》：

『召伯以桑蠶耕種之時，弛獄出拘，使百姓皆得反業修職』。而應約同時代的《韓詩外傳》卷一則指出：

『昔者、周道之盛，邵伯在朝，有司請營邵以居。邵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邵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茀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謂也。』到了司馬遷，寫《史記》，於《史記•燕召公世家》就主角由『召伯』改成了『召公』，內文指出了：“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

西漢晚期的劉向著《說苑》於卷五的〈貴德〉裡有言：『聖人之于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惟恐其不至於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陜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陜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誄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歌詠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歎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則此係依司馬遷的史記為說，亦指召公之事。（按：其中所說的《傳》，論者或謂是指魯詩的傳）。而到了東漢晚期的高誘，在注《淮南子》時，於《氾論訓》即指出了，『召康公用理民物，有《甘棠》之歌』。此一召康公，亦指的是召公了，襲《史記》為說了。

於是後之學者，就有發為考證，認為司馬遷是錯誤的，主角不是召公而是另一位，是召公的後代的召伯虎。而其實，如《毛詩序》也是依《詩經》內的『召伯』而未改，指出了：『《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而東漢的鄭玄的箋亦也認為是召伯：『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而南宋朱熹的《詩集傳》也是指出：『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但，司馬遷之說，因着《史記》遠較《韓詩外傳》流行，故司馬遷的召公說，就成了後世民間的古跡及民間傳說及成語裡的人物。而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詩經裨疏》裡，就大大諷刺像是召公在甘棠樹下休息或聽訟的說法是笑話。

至於召伯是誰呢，有學者（如程俊英《詩經析注》）認爲《甘棠》中的召伯是宣王時人，即《大雅•江漢》中征淮夷及定申伯之宅的『召虎』、『虎伯』，與《小雅•黍苗》南征的那位『召伯』，即召公的後人的召穆公虎，是成王時之召公的後代子孫，而認為此詩作於召穆公的西周晚期的厲王及西周末代君主的幽王後的東周平王初年，因為召伯虎尚隨平王東遷。

按，光是從此詩，是一點都看不出，是咏召公或是召伯虎。因為，在西周初年的召公到西周末年的召伯虎之間的召公後人在朝的為公為伯的世系是無明確史料可徵的，也許是在召公與召伯虎之間任何一位召伯都有可能，故此詩咏召伯之德是實，而這位詩人應亦是受其恩惠德澤的人或其後人，但確實身份實也不明。如果這棵甘棠樹是種在郊野的庶人地界，也許出自民間尚有可說，如果此樹是種在召伯聽政的城邦裡的公署的花園裡，則應是國人（周族貴族）之作。（劉有恒，取材自《天祿閣曲談》，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