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歧視何罪」，是想一般性探討歧視與法律的關係。不過最後舉了移民法的例子，編輯還是把它改成「移民署該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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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 　2007.12.10 A15 （觀念平台）

移民署該做的事

廖元豪

　每到選舉，「族群衝突」就會成為公眾關切的焦點。不同血統、身分、祖籍的人，都有一肚子委屈，覺得自己被貶抑甚或敵視。同時，也會有許多人站出來說：「台灣根本沒有族群問題！」

　事實是：在台灣，優勢族群對弱勢族群的歧視與壓迫，不是僅在選舉期間產生，而是充斥在平日生活的每一個行動。只不過當我們自己處於優勢地位時，往往把歧視現象，視作天經地義。鄙視弱者就跟呼吸一樣自然，所以感覺不到它的存在。去問問新移民、原住民族、身心障礙者、同性戀者，都會告訴你許多被主流排拒貶抑的經驗。台灣社會其實沒有像我們想樣的那麼和諧、平等。

　「歧視」不僅是個人偏好、品味的問題，而是群體權力壓迫的問題。它涉及主流、強勢族群對於弱勢族群的貶抑。就業服務法禁止「雇主」的種族、性別等歧視行為，卻不規範「受僱人」或「求職者」，為什麼？因為雇主的惡質偏好，才有「權力」；受僱人或求職者的偏好，就只是個人格調而已。前者方為法律需處理的歧視問題。

　強勢族群對弱勢族群的排拒與壓迫，必須有反歧視法，而不能期待「契約自由」或「市場競爭」來解決。因為弱勢族群無力逃逸另尋出路，更別說反擊。每一次聽聞敵意語言，每一次在交易、應徵、居住等領域受到歧視，都是主流社會再一次公開告訴你（妳）：「『你們』是次等人，不要想跟『我們』平起平坐！」結果就是讓他們成為永遠的弱勢！另一方面，只要這個社會還瀰漫著歧視，這些邊緣「族群」也就很難「認同」或「融入」社會。法國移民社群的暴動，部分也源自這種文化、社會、政治的多重排拒。

　有一種常見的說法是：歧視不好，但只能透過文化與教育慢慢改變，法律無能為力。這種說法，忽視了法律本身就是改造文化及價值的重要工具。在一九五○年代之前的美國，白人開設的餐廳拒絕招待黑人，或白人雇主不肯雇用黑人，都只是個人偏好問題。但經過反歧視運動與相關立法的衝擊，如今社會文化的改變極為明顯，「種族歧視」至少在公共領域完全被去正當化。台灣職場上的性別歧視、性騷擾，這些年也的確在相關反歧視法的壓力下漸漸改善。

　可見法律是消弭歧視最重要的工具與戰場，不但不能缺席，而且必須具有有效、強制的執行機制。十一月底剛剛通過的「入出國及移民法」修正條文，加上了一條反歧視條款：「任何人不得以國籍、種族、膚色、階級、出生地等因素，對居住於臺灣地區之人民為歧視之行為」，主管機關應受理被歧視者的申訴，並對歧視者課處罰鍰。

　一直以「查察非法移民」為己任的移民署，能不能重新認知自身定位，搖身一變成為移民人權的捍衛者並有效制裁歧視行為？就讓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