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歌道盡了每個世代、每一個從中南部北上打拼遊子的心情吧。

我在公車站間一站站奔馳，一條條街道上蹀踱，店頭的時鐘總是善意的掛在面對馬路的所在，彷彿提醒你中午了、晚上了。忘了多久之後，才找到在台北的第一份工作，是什麼性質的工作也已印象模糊。只記得有了工作之後，我迅速搬離學姊嘉興街的租處。

嘉興街公寓，那時住了學姊及她的兄姊、表兄弟等六七人，不是在補習，就是唸大學，伯父一份自來水廠的薪水供應四個孩子念書補習，並不寬裕，因此他們也到處家教工讀。我這不速之客讓人多麼為難，空間變得擁擠不說，既無力分擔房租，也無法分擔任何水電、電話費。雖然他們不曾提起這些，我的內心卻十分自責與自卑。

在和平東路二段一棟公寓的頂樓，我租了一個床位。那是一間頂樓加蓋的房子，從樓梯口進去，便是中間的走道，右邊是浴室及四個房間，左邊三個房間，與一小塊覆了石棉瓦的屋頂平台，那是我們洗衣、曬衣的地方。從曬衣場望出，街道的另一邊是台北師專的校園。青青子衿一群又一群，從高大的榕樹下走過，風揚起他們的髮梢、衣袂，一串串銀鈴般的笑聲，隨著風聲若有似無地漫溢出校園。

每個房間約三~四個榻榻米大小，只有一張桌子與一張上下舖的床倚牆靠著，桌子供下舖房客使用，房租高了上舖一些。上舖床一頭豎立兩根鐵管，一條粗鐵線橫在兩個鐵管中間，讓我們吊掛衣服。另一頭有一塊約兩尺寬的木板固定在床的兩邊柵欄上，作為書寫空間。因此睡覺時，頭一定要朝掛衣服那邊，腳伸到木板底下。

我的文學夢像屋角蟄伏的青苔，等待著時機竄延，因此尋找工作時，總繞著編輯相關工作轉。那時，台灣版權觀念十分薄弱，一些出版社老闆常趁出國商業考察時，購買有市場潛力又內容紮實的外文書，或請國外朋友寄回來，翻譯出版銷售。規模健全的出版社自有翻譯班底，小出版社就直接送進翻譯社。

我曾應徵到一家專門翻譯日文的翻譯社擔任筆錄。公司在一間舊公寓的二樓，一般三房兩廳居家隔局，客廳與餐廳相連，各擺了數張約書桌大小，像會議桌的桌椅，我與一位老先生對桌而坐，他把書上的日文翻成中文唸出來，我一字一字記錄。這個工作我只勉強做了一週，因為我發現自己寫字速度慢，常跟不上；且那些日文翻譯人員，只負責把字面上的字翻出來，文章通不通順，都是筆錄者的事，尤其是漫畫書，故事多數由漫畫人物的對話進行，對話框塊已事先固定，筆錄者要設法把過長的文字，改寫成不失原意又可以塞得進格子。這個工作按件計酬，付出與所得完全不成比例，且若沒聽懂再問一次，就會遭白眼或被言語傷害。(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