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推《與巴席爾跳華爾滋》與《送行者~禮儀師的樂章》兩部神品！
．《與巴席爾跳華爾滋》Vals Im Bashir
當年我看完《綠的海平線》就立刻寫了一篇文章，文中提到台灣如果要把台籍日本兵的血淚故事拍成電影，唯一的方法應該是拍成動畫片。如今的《與巴席爾跳華爾滋》，證實了我的想法。片中許多帶有超現實感的畫面倘若實際拍攝出來，極可能流於做作、神采盡失、過度人工化；然而以動畫表現的結果卻是恰好相反，除了符合經濟效益之外，動畫豐富的視覺特性更是為影片的戲劇張力產生了實質性的加分作用。
以色列導演阿利佛曼拍攝紀錄片起家，所以《與巴席爾跳華爾滋》以他本人「帶有象徵意味的選擇性遺忘」的過往軍旅生涯的流失記憶作為影片出發點，透過走訪各地昔日同袍談論1982年的貝魯特大屠殺事件（並巧妙將之與導演的父母在納粹集中營的經歷做出連結），一方面質疑了記憶、真相與個人、國族歷史的相對脈絡連結，一方面亦佐以虛構的想像與夢境片段好提昇電影本身的美學質地。阿利佛曼以非常詩意的手法，放大戰爭中的種種微小事件，藉以拉出巨大而浩瀚的視野，可說是自《紅色警戒》之後最突出的戰爭電影。於是，這部以動畫形式來表現的紀錄片，既可以是一份訊息強烈的人權調查報告，也成為一件主觀大膽的藝術創作品。
銀幕上一格格影像的成型，往往源於人類錯綜記憶、夢境與想像的交雜。它們遊走於真實與虛構最曖昧幽微的界線邊緣，其核心本質既是對於創作者生命歷程中特定事件的重製與再現，更是基於某些失落人事物的追憶與補償。所以，創作也可說是某種形式上的心理治療，之於創作者，之於觀賞者，皆是如此。相隔不到半世紀，同樣的猶太血液，卻從受難者搖身一變成為加害者、冷漠的旁觀者。阿利佛曼最後以大屠殺的真實資料檔案圖像作為本片收場，在藝術表現上雖嫌手法僵硬了點，但如此鮮明強烈的控訴方式，其實正是源於阿利佛曼拍攝此片的堅定初衷。唯有真實的影像，才具備足夠的勁道，逼使薄弱意志的多數大眾正視歷史悲劇，戳破人類社會（作為黎巴嫩基督徒長槍黨民兵同盟軍的以色列軍隊）的所有偽善，重新思考鄂蘭（Hannah Arendt）提出的所謂「邪惡的庸常化（the banality of evil）」課題。
在相隔半世紀之後，日本憑藉《送行者~禮儀師的樂章》再度拿下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同時還席捲了日本影藝學院獎以及旬報首獎兩個本國最具指標性電影獎，這樣的紀錄想必足以讓導演瀧田洋二郎、男主角本木雅弘與女主角廣末涼子榮耀到老了。《送行者~禮儀師的樂章》在美學成就與藝術開創性、人道關懷與普世價值的視野上，自然不及《與巴席爾跳華爾滋》驚人，然而它的優勢在於納棺師此一職業本身之於觀眾所散發出的神秘商業吸引力，以及影片內容對於「死亡」此一人生必經課題的迷人思考。
死亡，可以「不只是」終點。它像是一道門、一扇窗，引領著人類走向另一段旅程。這樣的豁達態度，其實是與主人翁小林大悟的人生經歷相對應的。小林大悟在幼時遭不負責任的父親拋棄，成年後好不容易成為一名大提琴手卻又遇上樂團解散，他的人生際遇永遠在看似絕望的剎那翻轉出全新的風景，而如今他成了協助其他人打開這扇門的納棺師……。生者與死者的道別百態在瀧田洋二郎精準的調度與蒙太奇中，無論傷感、溫馨還是悲切、悔悟，其實都是為了逐一堆疊以成就大悟與親生父親的最後「重逢」。就在那一刻，大悟本人、妻子、朋友對於納棺師這行從誤解、排拒、到接受、尊敬的轉變，大悟父親冰冷僵硬的右手中緊握的那顆石頭的所代表的親情記憶，大悟妻子隆起的肚子裡的生命血脈象徵，才終於串連起來，形成動人、完整的意義。
補充一下，本片卡司部份，我最喜歡山崎努的演出，飾演片中澡堂常客神秘老伯的笹野高史也很令我印象深刻。當然本木雅弘與余貴美子都很棒，倒是廣末涼子算是片中表現比較普通的。久石讓的配樂這回未如過往那般「滿」，算是令我耳目一新。最後不免期待，瀧田洋二郎描述幕末武士悲情歷史的經典之作《壬生義士傳》有機會搭本片熱潮在台灣院線放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