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9-01 09:07:31Ryan
沒有浪潮，只有大海 -- 英國電影的春天在何方？（中）
本文原刊於〈電影欣賞〉季刊，請勿轉載，謝謝！
◎新浪潮的餘波盪漾
如果說台灣電影因八０年代的新浪潮而打響國際知名度，卻也因盛名之類而無法突破，那近十年來英國電影美學形式上的創新，倒也面臨類似的尷尬處境。五０年代末期的「自由電影宣言」（Free Cinema Manifesto），揭開英國新浪潮（British New Wave）風起雲湧的一頁，宣告他們與大衛連式片廠史詩電影、英式豪華時代劇的差別。而Angry Young Man一代的崛起，本著藝術家的社會責任，以殘酷而真誠的社會寫實素描英國中下階層的困境，更成為半世紀以來英國電影風格的原型。如果不是自由電影的基因在體內奔流，《火戰車》（Chariots of Fire）稍一失手就會淪為宣揚英國夢的俗爛勵志電影；而《豪華洗衣店》（My Beautiful Laundrette）對種族與階級偏見帶著憐憫的真誠批判，也可能消失殆盡，淪為一部平凡無奇的甜膩同志羅曼史電影。
六０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演員，應該是《大話王比利》（Billy Liar）及《長跑者的孤寂》（The Loneliness of Long Distance Runner）的男主角湯姆‧寇尼（Tom Courtenay）。在這兩部電影中，他對現狀充滿迷惑與不滿，總是不停地奔跑，似乎藉此宣洩心中的憤怒，甚至是在追逐一個連他自己都無法理解的目標。1996年《猜火車》（Trainspotting）的出現，不僅讓出資的第四頻道（Channel Four）風光一時，捧紅丹尼‧鮑爾與伊旺‧麥奎格（Ewan McGregor），帶動日後英國電視頻道投資電影的風潮，更重要的是，這部揉合迷幻世代前衛風格的活力創意之作，更象徵著Angry Young Man自由精神的延續。值得注意的是，《猜火車》首尾呼應的兩段奔跑、吸毒後異想天開的奇景及快節奏的黑色幽默，實在跟《大話王比利》很有異曲同工之妙。
當年英國新浪潮把專注描繪青年男性面臨困境的社會寫實特色，直到今天仍在其他優異的英國電影身上延續下去。例如肯‧洛區從九０年代至今最精彩的三部電影，《雨石》（Raining Stones）、《我的名字是喬》（My Name is Joe）及《甜蜜十六歲》（Sweet Sixteen），恰好就分別以三個世代的男性所面對的逆境為主題。他們為著一個看似簡單的理想而努力著，也為了這個理想而被迫驚險地走在法律鋼索上。開場揮灑著輕盈的恣意，漸漸地，他們被接踵而至的打擊不斷拉扯、緊繃著，然後「蹦」一聲彈回原地。他們還有機會回復原先的狀態嗎？會更好，還是更悲慘？Angry Young Man一代的卡賴‧萊茲（Karel Reisz）、湯尼‧李察森（Tony Richardson）、約翰‧史萊辛傑（John Schlesinger）及林賽‧安德森（Lindsay Anderson）所留下的提問，在肯‧洛區的電影中繼續被深入挖掘，但同樣不試圖解答。就這點來比較，當年以輕喜劇風格呈現藍領階級困境的《一路到底脫線舞男》（The Full Monty）之所以瘋狂賣座，或許正是因為編導勇於掙脫傳統，擁抱Happy Ending的策略奏效吧。
當然，也不應該忽略湯尼‧李察森的傑作《蜜的滋味》（A Taste of Honey）之於英國電影歷史發展的指標性。以兒童、青少年的眼光來看社會變遷並不稀奇，《蜜的滋味》不但未流於濫情的懷舊感傷或肥皂劇式過份誇大其悲劇性；相反地，湯尼‧李察森以一股前所未見的活潑力道，輕盈又不失深刻地描繪下層社會的怪現狀。更難得的是，電影所傳遞的人性情感與普世價值，並沒有因為時代的改變而減損幾分。在這類成長電影系譜下，近年來最成功的例子自然是史蒂芬‧道卓（Stephen Daldry）的《舞動人生》（Billy Elliot）。去年由他擔任執行製作的《米奇寶貝蛋》Mickybo and Me在愛丁堡電影節首映，描述七０年代兩個來自清教徒及天主教家庭的少年間的一段友誼，從故事的大時代背景、流行歌的運用、通俗劇取向的編排方式，利用《舞動人生》的優異成績帶動《米奇寶貝蛋》商機的意圖明顯。只可惜，身兼編導的新銳泰瑞‧隆恩（Terry Loane）功力仍嫌不足，某些時刻的過份感傷與大多時候的輕盈喜悅，嵌合得有點勉強，多少也浪費了時代背景的悲劇性，及一群好演員本應極富延展性的角色發展潛力。
另一位導演達米安‧奧朵尼（Damien O’Donnell），則以《東方就是東方》（East is East）為近期英式通俗劇創造出另一個典範。《東方就是東方》以兒童的眼光來看在英國為數眾多的印巴裔移民，在英國生活適應上必須面對的種種文化衝擊。電影雖稱不上多具原創性，卻因達米安‧奧朵尼善用通俗劇元素製造高潮的策略奏效，紮紮實實地攻下觀眾與評論的心。不過，這幾年來，類似的電影除了《我愛貝克漢》（Bend It Like Beckham）達到同樣亮眼的票房評論雙贏外，後繼挑戰者例如《安妮塔與我》（Anita and Me）、《飛揚的童年》（Wondrous Obvilion）等，都只是交出一張還算及格的成績單而已。值得興奮的是，肯‧洛區「格拉斯哥三部曲」的最終樂章《蘇格蘭之吻》（Ae Fond Kiss…）平凡甜美中見偉大，先是利用片頭描述開小雜貨店的老爸如何惡整老在門口便溺的惡犬，沒幾個鏡頭就神采奕奕地刻畫出英裔印巴人在英國的小氣形象，就可看出肯佬跟編劇搭檔保羅拉維提（Paul Laverty）的功力。而巴基斯坦裔男孩與愛爾蘭裔女孩間的愛情波折，原來可以被放大成中東回教世界與歐美基督教國家永無止歇的紛爭。如果說印巴人過份世故，那白人就是過份天真，終至讓這段戀情帶來兩敗俱傷的後果。然而，即使苦澀還要堅持繼續的信心，又為兩個族群的未來釋出一道甜美的曙光，與其說這是肯佬對Happy Ending「難得的妥協」，我倒覺得可以把本片和另一部英國新浪潮時期的佳作《一夜風流恨事多》（A Kind of Loving）放在一起比較，同樣描述一段幾番波折的通俗戀曲，同樣泛著希望之光收場，兩位創作者終究對人性、對這個世界還是樂觀的。
◎新浪潮的餘波盪漾
如果說台灣電影因八０年代的新浪潮而打響國際知名度，卻也因盛名之類而無法突破，那近十年來英國電影美學形式上的創新，倒也面臨類似的尷尬處境。五０年代末期的「自由電影宣言」（Free Cinema Manifesto），揭開英國新浪潮（British New Wave）風起雲湧的一頁，宣告他們與大衛連式片廠史詩電影、英式豪華時代劇的差別。而Angry Young Man一代的崛起，本著藝術家的社會責任，以殘酷而真誠的社會寫實素描英國中下階層的困境，更成為半世紀以來英國電影風格的原型。如果不是自由電影的基因在體內奔流，《火戰車》（Chariots of Fire）稍一失手就會淪為宣揚英國夢的俗爛勵志電影；而《豪華洗衣店》（My Beautiful Laundrette）對種族與階級偏見帶著憐憫的真誠批判，也可能消失殆盡，淪為一部平凡無奇的甜膩同志羅曼史電影。
六０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演員，應該是《大話王比利》（Billy Liar）及《長跑者的孤寂》（The Loneliness of Long Distance Runner）的男主角湯姆‧寇尼（Tom Courtenay）。在這兩部電影中，他對現狀充滿迷惑與不滿，總是不停地奔跑，似乎藉此宣洩心中的憤怒，甚至是在追逐一個連他自己都無法理解的目標。1996年《猜火車》（Trainspotting）的出現，不僅讓出資的第四頻道（Channel Four）風光一時，捧紅丹尼‧鮑爾與伊旺‧麥奎格（Ewan McGregor），帶動日後英國電視頻道投資電影的風潮，更重要的是，這部揉合迷幻世代前衛風格的活力創意之作，更象徵著Angry Young Man自由精神的延續。值得注意的是，《猜火車》首尾呼應的兩段奔跑、吸毒後異想天開的奇景及快節奏的黑色幽默，實在跟《大話王比利》很有異曲同工之妙。
當年英國新浪潮把專注描繪青年男性面臨困境的社會寫實特色，直到今天仍在其他優異的英國電影身上延續下去。例如肯‧洛區從九０年代至今最精彩的三部電影，《雨石》（Raining Stones）、《我的名字是喬》（My Name is Joe）及《甜蜜十六歲》（Sweet Sixteen），恰好就分別以三個世代的男性所面對的逆境為主題。他們為著一個看似簡單的理想而努力著，也為了這個理想而被迫驚險地走在法律鋼索上。開場揮灑著輕盈的恣意，漸漸地，他們被接踵而至的打擊不斷拉扯、緊繃著，然後「蹦」一聲彈回原地。他們還有機會回復原先的狀態嗎？會更好，還是更悲慘？Angry Young Man一代的卡賴‧萊茲（Karel Reisz）、湯尼‧李察森（Tony Richardson）、約翰‧史萊辛傑（John Schlesinger）及林賽‧安德森（Lindsay Anderson）所留下的提問，在肯‧洛區的電影中繼續被深入挖掘，但同樣不試圖解答。就這點來比較，當年以輕喜劇風格呈現藍領階級困境的《一路到底脫線舞男》（The Full Monty）之所以瘋狂賣座，或許正是因為編導勇於掙脫傳統，擁抱Happy Ending的策略奏效吧。
當然，也不應該忽略湯尼‧李察森的傑作《蜜的滋味》（A Taste of Honey）之於英國電影歷史發展的指標性。以兒童、青少年的眼光來看社會變遷並不稀奇，《蜜的滋味》不但未流於濫情的懷舊感傷或肥皂劇式過份誇大其悲劇性；相反地，湯尼‧李察森以一股前所未見的活潑力道，輕盈又不失深刻地描繪下層社會的怪現狀。更難得的是，電影所傳遞的人性情感與普世價值，並沒有因為時代的改變而減損幾分。在這類成長電影系譜下，近年來最成功的例子自然是史蒂芬‧道卓（Stephen Daldry）的《舞動人生》（Billy Elliot）。去年由他擔任執行製作的《米奇寶貝蛋》Mickybo and Me在愛丁堡電影節首映，描述七０年代兩個來自清教徒及天主教家庭的少年間的一段友誼，從故事的大時代背景、流行歌的運用、通俗劇取向的編排方式，利用《舞動人生》的優異成績帶動《米奇寶貝蛋》商機的意圖明顯。只可惜，身兼編導的新銳泰瑞‧隆恩（Terry Loane）功力仍嫌不足，某些時刻的過份感傷與大多時候的輕盈喜悅，嵌合得有點勉強，多少也浪費了時代背景的悲劇性，及一群好演員本應極富延展性的角色發展潛力。
另一位導演達米安‧奧朵尼（Damien O’Donnell），則以《東方就是東方》（East is East）為近期英式通俗劇創造出另一個典範。《東方就是東方》以兒童的眼光來看在英國為數眾多的印巴裔移民，在英國生活適應上必須面對的種種文化衝擊。電影雖稱不上多具原創性，卻因達米安‧奧朵尼善用通俗劇元素製造高潮的策略奏效，紮紮實實地攻下觀眾與評論的心。不過，這幾年來，類似的電影除了《我愛貝克漢》（Bend It Like Beckham）達到同樣亮眼的票房評論雙贏外，後繼挑戰者例如《安妮塔與我》（Anita and Me）、《飛揚的童年》（Wondrous Obvilion）等，都只是交出一張還算及格的成績單而已。值得興奮的是，肯‧洛區「格拉斯哥三部曲」的最終樂章《蘇格蘭之吻》（Ae Fond Kiss…）平凡甜美中見偉大，先是利用片頭描述開小雜貨店的老爸如何惡整老在門口便溺的惡犬，沒幾個鏡頭就神采奕奕地刻畫出英裔印巴人在英國的小氣形象，就可看出肯佬跟編劇搭檔保羅拉維提（Paul Laverty）的功力。而巴基斯坦裔男孩與愛爾蘭裔女孩間的愛情波折，原來可以被放大成中東回教世界與歐美基督教國家永無止歇的紛爭。如果說印巴人過份世故，那白人就是過份天真，終至讓這段戀情帶來兩敗俱傷的後果。然而，即使苦澀還要堅持繼續的信心，又為兩個族群的未來釋出一道甜美的曙光，與其說這是肯佬對Happy Ending「難得的妥協」，我倒覺得可以把本片和另一部英國新浪潮時期的佳作《一夜風流恨事多》（A Kind of Loving）放在一起比較，同樣描述一段幾番波折的通俗戀曲，同樣泛著希望之光收場，兩位創作者終究對人性、對這個世界還是樂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