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帶忠臣藏》以幽默的手法重構一個日本家傳戶曉的故事：懦弱無能的將軍，只愛與情婦淫樂，一日他拾到一部能與未來研究員對話的手提電話，在陰錯陽差之下，懦弱將軍終成一代英雄。電影雖是喜劇，但編劇在其中加入了很多與歷史學有關的元素，本文嘗試以劇情比照歷史學之概念，加以討論。

手機對話的象徵意義
　　來自未來的研究員以手提電話詢問主角有關討伐仇人之事，以驗證有關的歷史紀錄。這確是史家一貫的做法──尋找相關的史料，考證歷史紀錄。歷史無法從重演，因此除口述歷史外，史家不能跟歷史人物面對面說話，而需要藉歷史人物所遺留下來的材料（如日記、文集、文物等等），進行另類對話──讓證據說話。事實上，這些資料便是史家與歷史人物的溝通橋樑，亦即是電影中的手提電話。然而，研究員利用從手提電話所聽聞，從而斷言歷史紀載全然屬實，從歷史學角度來看，這種做法實值商榷。

沒有誠實的對話，沒有真確的史料
　　電影中，當主角知道研究員在調查自己，與調查員對話時，頓時表現得「英明」起來，因為他知道自己的說話將會影響歷史怎樣評價自己。事實上，很多生前已成名的人亦知道自己所留下的文字將會成為後世評價自己的依據，他們便會在自己留下的文字裏刻意地抬高自己。這些有意留下的材料，歷史學稱之為「有心史料」。縱然史料不假，研究員聽到的講話、歷史家所用的文獻史料，亦只是歷史人物單方面的表述，其表述會因自己所見和顧慮而有局限和保留。這些史料需要配合其他的資料，並進行嚴謹的考證，才能還歷史真貎。研究員單憑對話作判斷，而不配合其他的材料，這並非歷史研究正確的做法。
　　但現實中，資料闕如是歷史研究的阻礙，因現存資料的局限，我們難以考證上述「有心史料」是真是假，史家很多時只能採用「聊備一說」、「暫取此說」的態度，很多歷史均沒有所謂「定論」。

歷史詮釋與歷史真相
　　不客觀的史料固然是史家需要克服的問題，歷史工作者的主觀看法又是另一個有待克服的問題。史家個人之情意結──對歷史人和事的偏好會影響他對歷史的評價，而史家身處時代的意識形態，亦無時無刻不在影響着史家撰述歷史。舉個明顯的例子，解放後中國內地的史家因受「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影響，認為當時的社會主義社會比前代優勝，因此無論論述前代任何人的豐功偉績，都認為他們仍有「階級的局限性」。
　　對同一人或事，不同的人亦有不同的觀念，我認為毛澤東是英雄，飽受文革摧殘的中國人卻會認為他是千古罪人。電影中，研究員透過和主角對話和配合其他相關史料，清楚知道主人翁是怎樣的一個人（事實上是沒有可能），但如何評定主人翁是否如史書上寫的「英明」仍是一主觀問題。
　　另外，從什麼角度詮釋同一件事物，又會影響我們對怎樣理解一個人。比如從主人翁臣下的角度來看，主人翁是英明勇敢的領導，但以心理學分析，我們不難發現，主人翁的行為乃是逼不得已，為臣下所逼、為當時文化所逼，自己身處其位，只能因應情勢而行，根本談不上他人所說「英明」、「勇敢」那麼理想。
由此可見，根據相同的史料，史家亦可以有不同的詮釋方法，其所撰述之史著往往只是一偏之見，並不能代表歷史真相。

「歷史全屬實」？──與研究員結論之商榷
　　蘇軾《題西林壁》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身陷歷史事件的人固然「不識廬山真面目」──不能了解歷史全貎，而後世的人認為自己掌握了當時僅有的資料，便自以為全知，電影中的研究員便是一例，孰不知有所謂「有心史料」、「史料闕如」，加之自己的主觀情意結、當時的意識形態，任何歷史只能是「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電影最後，研究員謂歷史所寫全部屬實，從歷史學的角度看實是狂妄之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