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總生育率1.02，跌至世界最低，學者預估，今年更可能跌破1.0。過去六年，台北市幼托機構已減六成，未來三年，國中小學將減一千班，十年後大學更要倒閉三分之一。內需衰退，稅收萎縮，公共建築淪為蚊子館……要搶救沉重的未來，五年內必須生150萬個嬰兒。誰來生？誰養得起？從低所得、貧窮到低生育率，解決女性困境，才能搶救台灣的競爭力。

這會是台灣版的二○一二嗎？

像在推骨牌。先是台北市，過去六年內，幼托機構從一千家，到現在僅剩四百多家。接著，未來三年，全台國中小學要減招一千多班，學校周邊商店服務業，面臨經營危機。四年後，台灣人口出現負成長。錄取率逼近百分之百的大學，十年內將倒閉三分之一。(黃色警戒，綠色行動！一人一行動扭轉末日命運)

之後，房市供過於求，內需市場乏人問津，大部份的公共建設，淪為人煙稀少的蚊子館。最後，每一個青壯年勞動人口，要扶養一．五個退休又無收入的老人。在街上和你摩肩擦踵的人群，有一半都超過五十七歲……。

大老級的人口學者、長庚大學醫務管理系教授陳寬政，一邊抽著菸，一邊憂慮地說，早在三十幾年前，他就預見台灣的生育率會往下降。「只是，沒想到速度那麼快，會變成全世界最低，真的很緊張。」已經當祖父的陳寬政，怎麼也料想不到，他做人口研究，會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從提倡節制生育的家庭計劃，轉為想盡對策刺激生育。

陳寬政計算，如果按照內政部人口政策白皮書的目標，台灣婦女生育率在二○一五年，要回到ＯＥＣＤ國家平均一．六的標準（台灣目前為一．○二，見一○五頁表一），這就表示，每年要多生十萬個嬰兒。在未來五年內，總共要新生一百五十萬個嬰兒，才養得起沉重的未來。

一百五十萬嬰兒  誰肯生？

一百五十萬嬰兒，一百五十萬生力軍。

問題是，baby，要從哪裡來？

顯然，答案不在內政部斥資一百萬元徵求「聽了就會想生」的口號，也不是正在進行協商簽訂的ECFA。

答案，在女人。

搶救生育率之外，實質薪所得停滯、貧窮等長期困擾台灣社會的難題，關鍵之鑰，都在於解決婦女的困境。尤其是婦女大量加入勞動市場，她面臨家庭、工作與薪資的種種不平衡待遇，都牽動台灣最根本的核心問題。

中研院社會研究所助研究員林宗弘形容，婦女在家庭與職場之間不斷擺盪，雙重擠壓，最不利生育。

婦女勞動參與率逐年提升，婦女左右社會變遷的加權指數就愈高。

女性  對未來影響愈來愈大

勞委會統計，過去三十年內，台灣女性勞動參與率增加一○％，男性勞動參與率卻穩定下滑，去年更降到六六．四％的歷史新低（見一○四頁表八）。女性撐起就業市場的態勢，將會愈來愈明顯。以美國為例，在未來幾個月內，女性將超越男性，成為勞動市場的主力。

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助理教授吳挺鋒分析，勞動市場女升男退，意味著女性成為新一家之主的可能性愈來愈高。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也認為，女性經濟力提升，是這個時代最重大的社會變遷。

只是，女性加入勞動市場，經濟能夠獨立自主，「升等」為一家之主，並不表示女性有更好的處境，有時反而更不利。

參與婦女運動十幾年的勞委會主委王如玄就有深刻體會。她拿出數據資料比較，歐美女性的勞動參與率是Ｍ型，台灣是倒Ｖ型，歐美婦女結婚生育後，即使選擇走進家庭，還有再加入職場實現自我的機會，但是，台灣婦女一旦選擇家庭，幾乎很難再重返職場。

勞委會這幾年，不斷為中斷職場生涯的婦女開各種職業訓練班，就是想補強婦女二度就業的技能。

婦女新知基金會常務董事蘇芊玲，十幾年前就曾預言，如果婦女家務分工和托育的困境一直無法解決，女性將會用子宮罷工（拒絕生育）。蘇芊玲已經有兩個女兒，看到台灣直線下降的生育率，她也非常著急。

蘇芊玲點出，歐美國家為了同時兼顧婦女就業與生育，將政策重心擺在創造對婦女勞動友善的環境。從八○年代開始，歐洲女性勞動參與率提高，生育率也跟著提升，這是多贏的策略。

反觀台灣，女性勞動參與率雖然提高了，生育率卻反向下滑，「變化太快，政策太慢，」蘇芊玲說。

婦女被就業與家庭夾擊的兩難處境，蘇芊玲感受最深，大女兒出生時，她正在美國讀博士，還好美國校園有良好的托育環境；如果是在台灣，她勢必得放棄學業，留在家裡照顧小孩。

單純只是生育率降低，問題還處理得了，難就難在台灣同時面對人口急速老化的事實，一降一升，就好像兩把利劍，同時架在脖子上，成為目前最迫切要解決的社經議題。

全球貧窮人口  七成是女性

內政部戶政司長謝愛齡感嘆，現在扶養比最低，每一百個工作人口，只要扶養三十七個老人，是「最沒有感覺的時候」。不過，未來十年內，人口依賴比會愈來愈沈重。（見一○四頁表三）

經建會最新的人口推計預測，再過四十五年，每一個工作人口要扶養一個半老人。換句話說，現在二十歲以下的年輕人，以及未來出生的嬰兒，大部份的收入，都要用來照顧老人。

「非常可怕，一個小孩未來要養多少人？」前經濟部長、經建會主委何美玥憂心忡忡。

生育難，女性所得偏低和貧窮，也是不得不正視的現實。

台灣上班族薪資所得十年停滯，除了和大環境景氣有關，婦女大量加入勞動市場也是原因之一。

主計處曾經做過調查，婦女就業集中在低收入工作，有超過六成的受雇女性，每月收入低於三萬元。王如玄進一步補充，女性經常性薪資雖然已經「調升」到男性的八成，但是實質薪資萎縮，再加上金融風暴影響，女性的相對剝奪感會更強烈。

一九七八年，美國學者皮爾斯（Diana Pearce）觀察到，貧窮人口當中，有七成是女性。而且以女性為戶長的家庭愈來愈多，這些家庭比以男性為戶長的家庭更窮。

台灣也不例外。主計處家庭統計顯示，全台灣七十萬單親家庭中，有將近六％是貧窮家庭，在貧窮線以下的單親家庭中，有六成是靠女性獨撐經濟大樑。

長年研究貧窮議題的林宗弘注意到，台灣社會階級愈來愈難流動，貧窮有世襲化的傾向，過去階級流動靠創業與教育兩大管道，如今都遇到瓶頸：創業在過去十年內減少一半，教育則因為高教快速擴張，大學生畢業愈來愈難找到工作。

台灣貧窮線以下人口，女多於男。女性要脫離貧窮，得靠教育，但是托育和家庭照顧的壓力轉嫁到女性身上，更加重女性身心負擔。

低所得、貧窮、低生育，成為一個負向循環，套住許多沒有自我選擇權的婦女。

就算是有自主選擇權的女性，也覺得生小孩「太貴」。年初，《中時電子報》民調顯示，年輕婦女不願生育，六八％是因為養育子女的經濟壓力過大。

成大助理教授吳挺鋒無奈地說，多養一個小孩只是多一雙筷子的時代過去了，社會愈競爭，小孩的教育費用就愈可觀。

吳挺鋒家在台中，有兩個學齡前小孩，小的每個月保母費一萬六千元；大的念幼稚園，註冊費一萬五千元，每個月還要繳八千元月費。加上吃穿，每個月光是小孩的花費就將近四萬元。

「小孩是長期的錢坑，每個階段都要投資，跟蓋一座ＤＲＡＭ廠是一樣花錢的，」吳挺鋒妙喻。

何美玥也同意，要解決生育低和所得偏低的問題，一定要從女性著手。她觀察，許多白手起家的企業家，都是靠女性（母親）支援，才能闖出一番事業。「女性就像打撞球的母球，要打開社會的結，一定要從女人開始。」

女性  社會問題的「母球」

何美玥還記得，十年前網路泡沫引發台灣第一波大失業潮，她當時擔任經建會副主委，就發現同樣身處失業狀態，婦女最能穩住情況，什麼工作都願意做；男性對於跨出自己的領域，反而比較卻步。在她眼中，現代的女性，就像「陀螺心」，要不停地轉，才能保持家庭和工作的動能。沒有女人，陀螺轉不動。

「我老家苗栗銅鑼，我內人的老家屏東，二、三十年來人口只跌不增，於是許多公車路線不是取消，就是縮班減班。為什麼？總合需求減少，財政入不敷出，公共服務只能大幅萎縮。未來，人口消失後的台北捷運，就有可能走入那樣的命運。有能力的人往有競爭力的城市和有人氣的地方移動，未來的台北就會成為現在的苗栗銅鑼，台灣整座島嶼的任何城市都失去人口匯聚的磁吸力，」這是香港中文大學財務系副教授葉家興，接受《天下》採訪後，有感而發寫的一封信。

五十八年次的葉家興，生了三個小孩，用實際行動「增產」報國。學財務的他提醒，生育率再往下降，結果將是政府稅收銳減，社會福利支出大增，財政赤字急速惡化，無論是國家競爭力、房地產、股市，都無法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