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登載在司法改革雜誌第76期（2010.3/4），篇名為「冤獄賠償法，國家卸責的工具」。

其實這比較像是心得文，或許等退伍有空再寫篇文章評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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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事實上加入民間司改會的活動，這並非第一次。早在考上律師之前，就因為「集遊惡法修法聯盟」的關係，而草擬過民間版的集會遊行法修正草案。對於社會的想像以及許多還能改進的地方，也開始有所體會。在考取律師後，恰好在律訓時又參與了司改會的課程，因此加入了檔追小組。由於忙於研究所課業，導致實務經驗可說是相當稀少，在檔追小組中，則多半扮演著學習的角色。

有幸參與

在某次會議時，印象中梁律師恰好拿到了第一銀行押匯案的資料審查，坦白說，對於這個案子在這之前並沒有什麼深刻的印象，只知道是件打了很久的官司。但在實際接觸後才知道，原來中間的這段故事是如此的曲折離奇。三位正值年輕力壯，人生在一路平順而有無限可能的未來時，卻因為這個官司走向了人生另一條充滿荊棘的道路，這不僅讓他們當下的工作因此停擺，自己的名譽因此蒙上陰影，甚至讓家庭的幸福煙消雲散。然而令人更加無言的是，這竟然可說是台灣司法的常態！在這個案件一打就是很多年的情況下，當事人真的能因此得到救濟嗎？大法官曾在釋字482號解釋指出，「人民於其權利受侵害時，依法享有向法院提起適時審判之請求權。」也就是說，憲法應該要保障人民能在有效的時間內進行審判，但在目前的訴訟制度設計下實在是難以達成。在許多案件中都曾經聽當事人問：「這案子什麼時候才會結束？」其實真的很難回答。

更進一步的是，當當事人因為國家追訴權而遭受人身自由侵害時，理論上應該能夠請求冤獄賠償，然而法院在三位先生聲請賠償時，卻只給了一位賠償，其餘兩位則以「具有重大過失」為理由拒絕了賠償。這樣的結果不禁令人疑惑，同樣的事實作為聲請事由，怎麼會有不一樣的結論？是法官的見解有異？還是有其他的問題，這其實相當令人深思。而如果遭受了不白之冤三十年才還得清白之身，卻無法應有的賠償或補償，那麼這樣的社會怎麼稱的上是法治、民主而以人權立國呢？

此外，我自己的研究所主攻公法，能有一個舞台嘗試著聲請大法官解釋，可以說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也因此，在長風學長、郭律師的聯絡下，我便參與了此次的釋憲聲請撰寫。

在與多位律師前輩及吳志光老師的討論和分工下，我們先嘗試著蒐集最近幾年來聲請冤獄賠償但以具有「故意或重大過失」為由駁回的判決。在一番分析之後，我們發現許多判決理由可說是相當荒謬，例如以當事人於審判過程中保持緘默為由，認為當事人並沒有積極說明自己無罪，因此具有重大過失。這樣的推論不僅有違無罪推定原則，同時也實質違反了刑事訴訟法保障當事人緘默權的目的。這些案子或許已經確定而無法繼續進行救濟，然而如果這樣有問題的法律規定和實務所闡釋的法條內涵繼續存在，那麼冤獄賠償法可以說是某種程度的被架空，並且成為審判者、國家據以卸責的諷刺規定。

解釋的結果與修法的未竟之功

民國99年1月底，大法官在釋字670號解釋中宣告冤獄賠償法第二條第三款，亦即以故意或重大過失不予賠償之規定違憲。在服役時聽到這個消息，對我來說真的是一見相當振奮的消息。同時大法官也將冤獄賠償法的本質從釋字第487號的國家賠償法之特別法轉變為損失補償法制之一還，這樣的改變看似僅為學理上的爭執，但卻實質上影響了審判者的心態—若是賠償，便代表了之前的羈押、執行是違法的，要法官承認違法，有其困難，在解釋上也讓冤獄賠償的適用範圍相對變小；而若將冤獄賠償定位為損失補償，那麼便會變成國家「合法」行為使人民受侵害，不僅在解釋上較為合理，也能夠擴大冤獄賠償法的適用，而有其效果與意義存在。

而在此一案件遭到社會矚目後，司法院匯集各方意見，提出了「妥速審判法」，並且希望能夠快速通過，以解決目前許多案件一拖再拖的情形。這樣的立法方向相當符合大法官所強調的適時審判，乍看之下也可以使得許多案件能夠終結。然而妥速審判法本身依舊藏有許多缺點必須改進。如果真的要讓案件可以在一定時間內審結，真正該做的應該是落實堅實的第一審制度，而不是在上訴後才發現原來一堆問題都還沒解決。

結語

因為軍旅生涯的關係讓我錯過了解釋做出後的再審聲請，不過令我感到需要努力而也感到遺憾的是，台灣仍有許多人被困在司法的漩渦中，這些人又多半是社會較弱勢的一群。在相較於美國制度有誘因能夠讓律師致力於公益運動，我國相當不發達的公益訴訟制度，弱勢者實在很難得到什麼幫助。在制度還沒修正之前，我們需要更多人能夠投入這塊領域，藉此拉近社會的差距，實踐平等與正義。或許很多的努力短時間內看不到成果，而不像這次解釋的作成那麼令人感到振奮；只是也因為如此，這樣的努力才更應被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