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重新活一次。與所愛的人相聚，把事情做對。並且，原諒我自己。

中年男子查理，本是職業棒球選手，由於受傷而不再能馳騁於運動場。此後他謀生不順，個性變得乖僻難纏；他自暴自棄，終日酗酒。妻女離他而去。當他得知獨生女連婚禮也不要他參加，他覺得自己被打碎了。他決定自殺。

他在一個靈異般的情境裡與死去的母親重逢。他回到老家所在的小鎮，陪母親渡過了一天。這一天，很平常；這一天，卻也很不一樣，因為，母親終於說出了那個祕密。

父親當年為什麼要拋下他們，離家出走？這個問題像一個不曾痊癒的傷口，在查理心中淤著血。而今，這個祕密像煙一樣浮出，遮住了天空，他震驚也茫然——在今生與來生之間的某一個地方，查理重新認識了自己的母親，得知了母親為家庭所做的犧牲。

查理努力記住他在與母親重逢那天所得到的溫柔和理解，把他以為已經破碎的生命重新拼湊起來。查理重新活了一次。
意外與母親相聚的這一天，讓查理懂得了什麼叫「家」。家，不需要你講道理，只需要你理解，接受，然後，愛。

讓我猜猜看。你想知道我為什麼要自殺。


你想知道我是怎麼活下來的。我為什麼消失。這段時間我都到哪裡去了。但是，你最想先知道為什麼我要自殺，對不對？

沒關係。大家都一樣。他們用我來衡量他們自己。這就像世上某一處畫了一條線，如果你從來沒有越過這條線，你絕對不會想要從高樓往下跳，不會想吞下一整瓶藥丸──但如果你越過線了，你也許想這麼做。他們覺得我越過了這條線。他們問自己：「我會不會哪天也走到像他那麼接近這條線的地步？」

說真的，沒有這麼一條線。有的只是你的人生，你如何把人生弄得亂七八糟，以及到時候誰會來救你。

或者誰不會來救你。


回顧過去，我開始一點一點拆解我母親去世那天的經過。她走的時候，我不在她身邊，而我應該在的。因為我說了謊。這樣做很糟糕。喪禮不是保得住秘密的地方。我站在她墓碑旁，拼命要自己相信這不是我的錯。這時，我那十四歲的女兒握住我手，輕聲說：「爸，我很難過你沒有機會對她說再見。」就這麼一句話。我當場崩潰。我哭著跪了下來，潮濕的青草弄髒了我的長褲。

喪禮結束後，我喝得爛醉，在家裡長沙發上昏了過去。然後事情就變了。某一天發生的事，足以讓你的人生轉向，而那一天就毫不留情地使我的人生急轉直下。我小時候，母親什麼都要管──各種建議與批評，一整套令人窒息的媽媽經。有時我真希望她不要管我。

而她這下子就不管我了。她死了。不再互相探視，打電話。我並未察覺到我開始漂蕩，彷彿我的根被拔了起來，彷彿我沿著一條河的支流往下漂。母親會支撐起某些有關子女的錯覺。我的錯覺之一是，我喜歡那時候的自己，因為她喜歡那時候的我。她一去世，這個概念也跟著消失。

事實上，我一點也不喜歡我自己。在我心中，我仍然把自己看成一個前途無量的年輕運動員。但我不年輕了，也不是運動員了。我是個進入中年的推銷員。我的前途早就成為過去。

我母親去世一年後，我做出了這輩子最愚蠢的理財決定。我聽從了一個女推銷員的話，做了一項投資。她很年輕，相貌美麗，態度自信又活潑，上衣兩顆釦子沒扣，敞開到胸口。當這種女生走過一個上了年紀的男人身邊，會使他滿懷怨氣──除非她找他說話。這時，男人的腦筋就會變笨。我們見了三次面，討論這項投資：兩次在她的辦公室裡，一次在一家希臘菜餐廳，沒有不恰當的事情發生，但是當她的香水使得我恢復清醒後，我已經把絕大部分的存款花在一種現在已一文不值的股票基金上。很快她就被「轉調」到美國西岸。我卻必須向我太太凱撒琳解釋這筆錢的去向。
不久我便離開了家人──或者該說是他們離開了我。

對於這件事，我羞愧到說不出口的地步。

我搬到一間公寓裡。我變得獨斷獨行，對人冷漠。誰不跟我喝酒，我就不和他往來。倘若我母親還在世，或許能找出方法來靠近我，她向來擅長這麼做。她會握住我的臂膀說：「查理，好啦好啦，發生什麼事啦？」但是她不在了。父母去世後事情就會變這樣：你每一次要打仗時，不再覺得背後有力量支撐著你，而是每一次都覺得自己孤孤單單上場。

十月初的一天晚上，我決定自殺。

也許你感到驚訝；也許你覺得，像我這樣的男人，一個打過棒球世界大賽的男人，決不會淪落到要自盡的地步，因為這些人再怎麼說都擁有那個叫做「美夢成真」的玩意兒。假如你這樣想，你就錯了。夢想實現後，你只會緩慢得到一種逐漸化開的領悟，發現夢想與你原本料想的不一樣。

而且它不會來拯救你。


給了我最後一擊並把我推出邊界的——你聽了會覺得怪——是我女兒的婚禮。我女兒今年二十二歲，留一頭長而直的頭髮，跟她媽一樣是栗子色，嘴唇也和她媽媽一樣豐潤飽滿。她在一場下午的婚禮中嫁給一個「好男人」。

我只知道這些，因為她信上只寫了這些；這封簡短的信，在婚禮過後幾星期才寄到我住的公寓。

顯然，我的酗酒、憂鬱問題和素來的惡劣行為，使我變成一種端不上台面的丟臉事物，可能會破壞一場家庭儀式。於是，我沒收到邀請，只接到這封短信和兩張照片，一張是我女兒和她的新婚丈夫，兩人緊扣十指站在樹下，另一張是這對快樂的新人舉起香檳酒杯互相祝福。

第二張照片擊垮了我。這種未經安排的快照，捕捉到了永遠無法重複的一瞬，他們倆在談話間開懷大笑，兩人互相輕碰酒杯。如此純真，如此年輕，如此……過去式。這張照片彷彿在嘲弄我的缺席。「你不在場」。這個我見都沒見過的男人，我的前妻認識，我們以前的朋友認識。「但是你不在場」。我再一次在一個重大的家族事件裡缺席了。這一次，我的小女孩不會握住我的手，給我安慰。如今她屬於另一個人。他們沒有問我意見。他們只是通知我。

我看著信封，在寄件人的地方寫著她新冠上的姓氏（她現在是瑪麗亞．藍恩，不是瑪麗亞．伯納托了），卻沒有地址（為什麼？他們怕我登門造訪嗎？）。我心裡有個什麼東西在往下沈，沉得很深很深，深得我再也找不到它了。你被排除在你獨生孩子的生命之外，你覺得有一扇鋼鐵的門鎖上了。你用力敲門，但是他們說什麼也聽不見。覺得沒有人聽你說話，這是放棄的第一步；而放棄是自殺的第一步。

就這樣，我想要自殺。

與其說，活著有什麼意義？還不如說，活與不活有什麼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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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喝醉了；最後一次喝醉。我先去一個叫「泰德先生酒館」的地方，這裡的酒保是個有張圓臉的瘦削年輕小夥子，可能不比我女兒嫁的那個人年紀大。稍後，我回到我住處，又喝了一些。我把傢俱推得天翻地覆。我在牆上亂寫一通。我想我恐怕是把那兩張結婚照丟進垃圾桶裡了。深夜某個時刻，我決定回家，這意思是說我要回派普維爾灘，那是我長大的地方。開車到派普維爾灘需要兩小時，但我好多年沒回去了。我在公寓裡轉圈子，躊躇徘徊，彷彿在為上路做準備。一趟道別之旅並不需要多做準備。我走進臥室，打開抽屜，拿出一把手槍。

我踉踉蹌蹌，走進車庫，找到我的車，把槍放進儀表板下方的貯物廂裡，又扔了件夾克到後座，或者是前座，也許這件夾克本來就在車上，我不知道。我把車開上馬路，車胎劃過路面，發出尖銳的聲音。整座城市很安靜，路燈閃著黃光，而我將要在我生命開始的地方，把它結束掉。

跌跌撞撞回到上帝面前。就是這麼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