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2-31 11:35:42管仁健

台灣外省人的中國心與日本情(管仁健/著)

  一個非洲剛獨立的小國,派了一位代表到美國,想要學習些現代化的管理技術,國務院於是安排他參觀一家大型工廠。

  可是當中午十二點時鈴聲大作,工人紛紛放下工作走了出來,這位代表嚇得大叫:「怎麼辦?工人一下子全跑光了!」

  「別擔心!」工廠接待人員安慰他,「一會兒他們就會回來。」

  這位代表滿腹狐疑地吞著午餐,果然一小時後鈴聲又響了,工人們一個個又回來上工,接待人員就笑著說了,「你看,他們不是全回來了嗎?」

  只見這代表焦急地問道:「快告訴我,哪裡有賣這種電鈴?」

  乍聽之下,我們會感到可笑,因為一個電鈴值不了多少錢,但隱藏在背後的這套管理技術,才是最具價值的。一個落後國家想脫胎換骨,也不是光花點錢買些先進設備就能達到的。學不到背後的這套精神,買再多的東西也是白搭。

  百年前甲午之戰時,大清帝國自西方買了多少堅船利炮,然而一旦遭遇明治維新後的小日本鬼子,下場又是如何呢?大家捫心自問,假如美國不丟原子彈,假如昭和天皇不「御音放送」要日軍「放下武器」,即使美國援助中國再多的武器,中國能戰勝日本嗎?

  。。。。。。。。。。。。。。。。。。。。

  台灣的本省人有中日情節,這點大家大概都能接受;但如果說台灣的外省人有中日情節,有些人也許就要打問號了。

  1949年,父親剛來到台灣時,內心沈重的難以形容。他傷心的並不是什麼「國破家亡」,像國共那樣毀滅性的內戰,有幾家能不死人?即使破的國有了新政府,在殺戮過頭的情況下,一時也難以收手,給予人民休生養息。這是歷史的必然。

  最讓父親感到悲涼的是,經過了八年的抗戰,好不容易讓日本鬼子離開了中國,結果卻因內戰來到這小島。從前父親在山東的淪陷區裡,鄉下根本看不到任何日本人。來都市裡讀中學時,雖然有學日語,但其實要接觸到日本人的機會還是不多。

  然而來到台灣後一切卻都變了,雖然這裡還是看不到日本人,可是無論都市與鄉村,都是一片「大和風」,滿街都是木屐刺耳的聲音,台語歌曲聽來也是完全的日式曲風,進別人家門要先脫鞋、跪坐褟禢米上,日式料理滿街充斥,感覺就像走在日本街頭一樣。

  父親還記得當時到台南縣鹽水鎮,那裡有一家日本留下的糖廠,高達幾層樓的煙囪上,就寫著「鹽水製糖廠」。一開始父親不解,還以為日本人科技發達到如此先進,能用海水來製糖,後來才知是誤會一場。

  父親這個老山東,討厭日本歌曲與日式料理,六十年來如一日。但母親是在殖民地長大,雖厭惡殖民政府的差別待遇,卻不特別排斥日本歌曲與日式料理。小時後母親教唱的兒歌「桃太郎」、「滿州姑娘」等,為我預備的「壽司」、「親子丼」,至今也仍是我童年回憶中很甜美的一部分。

  台灣的外省人對日本的情結,不像本省人那樣濃鬱,也不這麼外顯,所以很多人都忽略了。我就先撇開自己這名不見經傳的山東家庭,就從日式曲風與日式料理,介紹另兩位在台灣很有名的山東人。

  。。。。。。。。。。。。。。。。。。。。

  鄧麗君的母親是山東人,1953年在台灣出生,有三兄和一弟,是家中唯一的女孩。她從小隨父親的駐地四處播遷,全台各縣市都住過。與那些住在眷村裡外省孩子不同,她和我童年生活類似,能說流利的福佬話、星期天上教會。至於她的成就大家都耳熟能詳,不熟悉的網友可以參見鄧麗君的官方網站。

  大陸文革剛結束時,面對台灣「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政治文宣,老鄧顯然胸有成竹、毫不懼怕。然而面對這口號的代言人,也就是中華民國的「愛國藝人」鄧麗君,老鄧就沒辦法了。

  小鄧她那舒緩含情,清柔溫馨的曲風,讓聽慣了說教和頌揚口號式歌曲的大陸人,帶來了新鮮的感覺。尤其主題是那些傾訴「愛情」的歌曲,對當時尚未完全脫離「藍灰色」氛圍的青年,催生了「蠢蠢欲動」。

  雖然主流媒體從不播放鄧麗君的歌曲,但在日常生活中,卻成了時髦的象徵。許多青年在鄧麗君歌曲的「教唆」下,談起了情,說起了愛。即使大陸當局嚴打「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靡靡之音」,但「愛小鄧不愛老鄧」的趨勢卻大江東去擋不住。

  鄧麗君的「愛國」,可不只是嘴上說說而已。她生前如果去大陸發展,會火紅成怎樣,大家應該可以想像。六四之後,港台一大堆藝人,義正辭嚴的說要抵制,絕不再進大陸一步,如今還剩幾人能堅持初衷。

  然而事過境遷,即使台灣政府也不再提「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口號了,鄧麗君卻依舊「不識時務」,就是不踏入大陸半步。她愛的這個「國」,連在台灣當總統的人自己都不愛,她卻依然說一是一。鄧麗君的這種「愛」雖愚不可及,卻也讓我深盼「何日『君』再來」。

  。。。。。。。。。。。。。。。。。。。。

  鄧麗君用歌聲統一了中國,她唱過中國各省的小調;但細心的聽眾都知道,她用的卻是日式曲風。從五歲出道,十四歲正式進入歌壇,紅遍港台後至日本發展,「空港」與「島國之情歌」讓她已成為家喻戶曉的明星。但她卻願意放下一切身段,和其他新人一起接受聲樂家山田茂的嚴格訓練。

  鄧麗君的音域本來就很寬廣,可惜出道太早,身邊無名家指點,致使唱腔狹窄。更嚴重的是為了譁眾取寵,常故意將尾音拉高。經過山田茂的反覆訓練,鄧麗君終於擺脫了這「商業化」的缺點,為寶麗金唱片公司創造了更大的商業利益。

  「何日君再來」這首周璇、李香蘭都比她先唱過的名曲,最後卻反而在鄧麗君口中「定了調」。其實山田茂的「演歌」傳統,在日本由來已久。

  1874年日本的第一個政黨成立時,呼籲全國議會「直選」的呼聲也同時開始。向來被禁止公開演講的政治家們,就用寫作詩歌的方式表達他們的主張。歌唱者走街串巷,出售這些歌曲,這是「演歌」的起源。

  後來表演者逐漸從街頭政治鼓動者,成為領取報酬的專業歌手。演歌的風格大多哀怨、憂傷,這與日本的民族情緒有關。日本治台時,台灣的反對運動者,也沿用日本早期演歌傳統,巡迴全島用「演劇」來表達漢民族成為被殖民者哀傷的心聲。

  當時台灣的反對運動者,不像天安門前那些學生,喊些民主自由的空洞口號,或是什麼「打官倒」之類上告鬧劇。他們用愛情來影射中日台關係,而殖民政府派出懂福佬語的「特警」監看,只要劇團依照通過的劇本演出,絕不刁難。但演員一超過就制止,制止三次就宣布今天停演。
 
  當時的反對運動者,人們也不稱他們是「政治犯」或「良心犯」;而尊稱他們是「文化犯」。演劇的內容除了影射殖民政府獨裁外,也批判漢民族的種種惡劣風俗:吸食鴉片、聘金嫁妝的買賣婚姻、迷信、好賭、不重視衛生、不讓女子就學等等。

  這樣的「反對運動」,是後來的「黨外」乃至民進黨人士無法承續的。民進黨的「反對」,只是為了鞏固政權,對於台灣(尤其是福佬人)的惡俗,往往不敢置喙,甚至曲意奉承。例如從嚼檳榔(個人健康與環境衛生)、賣檳榔(穿著暴露的檳榔西施)到種檳榔(破壞水土保持),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缺乏自省而傲慢媚俗的反對運動,只是在為民粹領袖舖紅地毯而已。從日治時代的演劇,到今日的造勢大會,撫今追昔,不免唏噓。

  。。。。。。。。。。。。。。。。。。。。


  台灣四十年前剛有黑白電視時,就有一位頭髮永遠梳得一絲不亂,穿著鮮白的圍裙,用著機關槍似的介紹,神乎其技的刀功,主持一個電視烹飪節目「電視食譜」,她就是伴隨這我們台灣孩子一起長大的傅培梅阿姨。

  傅培梅祖籍山東,但在東北長大。她結婚前在電信局工作,從不曾動手燒飯。開始學烹飪,是由於婚後家裡常有朋友來打牌,先生覺得沒面子,罵她:「你做的是什麼東西嘛!」「誰都比你強!」好強的傅培梅於是四處拜師,成為我們後來所知道的名廚。

  在電視上主持烹調節目四十年,教過的菜色多達四千種,這麼高的曝光率,卻不曾動過開餐館的念頭。傅培梅的中國料理功夫,早已到了藝術家的層次。用過她食譜的主婦或主夫都相信,只要照著她寫的步驟作菜,雖不成亦也不遠矣。

  傅培梅不像坊間許多名廚,動不動就創新改革,她講究向古法學習,探聽、實驗各名家秘訣,而後放進食譜,她教過的菜遍及中國八大菜系,在台灣用烹飪統一了中國。「傅培梅」不僅是個名字,更代表一段時代的記憶,是台灣人(無論本省人或外省人)一提到中國菜,就不能不想到的人。

  。。。。。。。。。。。。。。。。。。。。

  有一次在日本電視節目裡,看見傅阿姨在介紹中國菜時,竟然與台灣電視上看到的一模一樣,頭髮永遠梳得一絲不亂,穿著鮮白的圍裙,用著機關槍似的介紹,神乎其技的刀功。但讓我最驚訝的是:傅阿姨的日語竟然與她在電視上說的華語一樣流暢,害我嚇了一大跳。

  直到最近從她的傳記《五味八珍的歲月》裡才看到,原來大多數台灣人只知道她在東北長大,卻不知她讀的是日本小學;而她竟在書裡寫著,她記憶裡最早也最深的食物,居然是父親第一次帶她去吃的「親子丼」。

  「丼」是一個日本漢字,康熙字典中說「丼」與「井」同,但日語讀做Don。「丼」樣子有點像蓋飯,裡面有一碗飯,上面放置些副食,一般常見的就是還有勝丼(豬排飯),天丼(炸蝦飯),牛丼(牛肉飯),鰻丼(鰻飯)等。

  「親子丼」的「親」是指雞肉,而「子」是指雞蛋,就是將雞肉切絲與洋蔥絲、魚板絲、少許青菜一起炒,在起鍋前再加一個蛋,然後覆蓋在飯上,或許是因為加了一點醬油和糖,口味微鹹又微甜的關係。

  這種一個人一碗飯的方式,可以減少家中炒菜的壓力及洗碗時間。在那物資缺乏的時代裡,「親子丼」單純卻美好的滋味,也成為我兒時回憶裡魂縈夢牽的一部分。

  然而傅阿姨這位閱盡中國各式美食的廚藝家,竟與我這只知囫圇吞棗的村夫一樣,喜歡「蓋飯」這種單純的「定食」,確實有點出乎我意料之外。

  。。。。。。。。。。。。。。。。。。。。

  台灣人對日本可說是愛恨交織。以「吃」為例,我們漁民辛辛苦苦的在海里風來浪去,好不容易釣到了黑鮪魚,送去日本切幾刀,裝個盒子又賣回台灣來。很不服氣,卻又無可奈何。

  多年前我接待一位大陸訪客,她主動提議要去吃「生魚片」,但她堅持只去一家有日本師父的店,而那家店又遠人又多,不過她的一句抗議,讓我這台灣人也啞口無言,她說:

  「你們台灣師父處理的都『臭粗』,我已經拉過兩次了。」(「臭粗」是台語「不潔海產」的意思)

  她曾在日本留學過,也來台灣有一段時間了。她說日本店家通常都會掛一張牌子『本店衛生責任者:○○○○』,在日本如果讓客人吃到拉肚子,這師傅可能會去自殺。日本師傅對衛生的要求,就像自己生命一樣的堅持。

  台灣師父卻不同,對只有一點點「臭粗」的,也許不會丟掉,而台灣人也許是常吃這些,所以也有了抗體;可是她只要一吃,回家後就會成為「拉拉隊」,央求師傅注意還會換來白眼,所以只好堅持當「哈日族」了。

  這位大陸友人的堅持,使我這台灣人也深感慚愧。但也不得不佩服她的觀察力,這確實是「身體力行」的慘痛經驗。

  。。。。。。。。。。。。。。。。。。。。

  服兵役之前,我在台灣一家觀光飯店廚房裡,打了兩個月的工。第一個月我在廣式茶樓裡,除了師父外,還有好幾個小學或國中一畢業就來當學徒的孩子。他們的年紀與我差不多,所以成了很好的朋友。

  我以為他們在這裡當學徒有的都兩三年了,應該多少會點功夫,起碼做個叉燒包、燒賣之類的簡單點心不成問題吧!結果不然,他們都說不會。後來我也注意到了,這幾學徒們確實不會。

  原來師傅每次作叉燒包時,在關鍵步驟時,會突然把他們都支開,例如叫他們去別的地方拿東西,所以叉燒包麵糰的麵粉比例?放多少水?有沒有其他添加物?學徒們不會知道。連捏上面的紋路時都刻意轉過身去,不讓學徒們看見。

  午餐通常忙到兩點結束,前場沒客人時,師傅們就交代一下學徒們,準備晚餐的食材與清洗廚具,然後就到一邊去賭博了。有時還到別的地方去賭。五點左右師傅們回來,賭贏了心情好,一切正常;萬一賭輸了,上門的客人倒楣;學徒們就更慘了。

  然而第二個月我在和風館工作時,氛圍卻大不相同。那位日本來的大師傅非常嚴格,別說學徒常挨罵,連師傅也偶爾難逃。但大師傅雖嚴厲,卻毫不藏私,教學徒時一步一步的作,不合標準就罵了再重來,直到完全符合為止。

  二點到五點的大師傅休工時間,他也絕不閒著。盯著每個學徒清洗廚具,鍋盆瓢刀都要洗到亮得能當鏡子才能停下。他不但要求地板刷得雪亮,連水溝蓋都拿起來檢查,看看溝裡有沒有堆積雜物或廚餘。

  文章寫到這裡時,網路上即時新聞已播出:烹飪名師傅培梅今天上午十一時五十分,因胰臟癌合併肝肺轉移引發心肺衰竭,病逝於台北榮民總醫院,享年七十三歲。傅培梅的去世,也代表著台灣一個時代的結束與一個回憶的開始。

  台灣的外省人,不全然是住在竹籬笆包圍的軍眷眷村里,對台灣、對中國、對日本,我們也有另外不同於刻版印象的看法。可惜鄧麗君與傅培梅都去世了,只能從CD與食譜中,找出她們的中國心與日本情了。
Bryan 2011-07-01 00:22:39

日本的民族性造就今日的日本.
日本人對工作嚴謹的態度讓我非常佩服.
民國75年我在屏東,見到一家鰻魚加工廠安裝急速冷凍設備.
急速冷凍需要用到三級的壓縮機才能打到那麼低的溫度.所以管線需要承受相當高的壓力.
這些管線需要焊接.
我第一次見到日本的焊接師傅他們工作的品質.
這位焊接師傅當時已經五十多歲.他在日立公司擔任焊接工作已經30多年.
從學徒做到師父.
該工廠從日本日立公司進口設備來,公司就派了這位老師父帶一位年輕的焊接工來完成安裝接管的工作.
我是學工出身.自己也會做電焊.不慣見到這位師父焊出來的效果.我真的不得不佩服.尤其是管線都是圓的.在圓管上做焊接.比在平面上焊接的難度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
尤其讓我驚訝的是.管線焊接結束後還要通後洩漏測試,就是在管線裡打進空氣達到需要的壓力後裝上壓力表.等待一段時候觀察壓力表上的數值有否下降.若出現下降就表示焊接有砂眼.會漏.這就必須拆掉重做.
這位師傅焊好的部份.都是一次就過關.壓力計上的指針硬是一動也不動.
讓我不得不佩服.

東京過客 2010-06-24 15:28:57

我的潔癖就是在日本給傳染的
日本人對衛生的注重真的是中美兩國所不及的

阿山 2010-05-08 13:16:12

我記得以前台灣某個日本台曾經播出日本的一個節目:搶救貧窮大作戰。

有一些因為開店生意失敗者,會投書到節目,該節目會請一些大廚或者在該領域很賺錢的專家去教導,
------------------------------------
三立台的鳳中奇緣曾經模仿過這個節目,大廚請的是阿基師,不過只有教導而已,沒有後續的監督.....那時我覺得節目很好看,原來是模仿日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