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中國學術通義．中國學術特性》9~10
九
文學藝術既必歸於道，則必更重在共通性與傳統性，其間乃有一時間性，非可自我作古，由我一人而有此創造。古人已有此技，既已傳之人而垂於今，斯即其技中有道之存在。我學其技，主要即在學此技中之道。惟其謂之是道，即當通之人人，非可專屬之於我。故人之學一技，首貴能忘我，而惟技之重。但其學而成，則終是成於我，非可謂是成於人。故中國文化學術之傳統精神，乃貴能從忘我中獲成其我，而終亦不自認其為我，乃始得之。
孟子曰：大匠能與人以規矩，不能與人以巧。」規矩即此技中之道也。惟規矩乃有其共通性與傳統性。使我學為一匠人，則必遵守前人規矩，不得輕肆己巧。貴能從前人規矩中獲得己巧。遵守前人規矩者乃是我，但我既已沒入此規矩中，使我心與此規矩相通合一，乃若不復有我之存在，此即是一種忘我無我境界。然此規矩，則並不排除我於外。我遵守學習此規矩，既久且熟，乃於規矩中生巧，此巧則屬於我，不屬於規矩。然我此巧，亦終非違背了前人之規矩。規矩乃是一種道德精神，巧則是一種藝術精神。兩者相通而合一，既非有人無我，亦非有我無人。
今亦可謂規矩乃屬於天地大自然，惟天地大自然有此規矩，而並不拒絕人之各自有其巧。更進一層言之，亦可謂在天地大自然之中，實亦並不見有如人類之所想像，有此真方真圓之規矩之存在。規矩方圓，其實已屬在人文界中所形成。亦可說；規矩形成，已即是人類之大巧。惟在人群中，既先有大巧，成此規矩在前，自不能謂更無大巧，繼起續創規矩在 後惟人類更偉大之聰明，則在不認由人類中有某幾人之巧能創造此規矩，而必認在天造地設之規矩中，而始有人之不斷之巧之出現。中國文化學術傳統，則更重視此一分辨。故每一成就，決不歸之於某某專家私人之所創，而必納之於有一共同範疇之通學。故重道尤甚於重技，即不許人之各肆其小巧。
再論藝術與文學，亦都該要規矩。此規矩亦稱法。如鍾繇王羲之書，即稱鍾王之書法。然在未有鍾王以前已有書，亦已有法，如史籍有史擂之書法。李斯有李斯之書法。後人意欲成為一書家，則必模倣前代名家之書法。但如唐代有褚虞顏柳，宋代有蘇黃米蔡，在書中亦各自名家，亦各自有法。即各家有各家之巧妙。但認此巧妙終不背於傳統的法與規矩。巧妙只出於各家之私與專，而規矩法度，則成為此道之通與公。文學亦然。如唐代詩家，李白之外不害有杜甫。古文家韓愈之外不害有柳宗元。但不論李杜韓柳，皆必學於古，皆必從於古人傳習的一套規矩。如是說之，則在藝術與文學之自身亦皆有一道，此即說自古到今之藝術文學，皆必有一條共同遵行之路。走在此一條共同遵行之大路上者纔始得各自成家。雖說各家有其巧妙不同，而其守規矩而遵大道之共同條件，則並無二致。而其更高更深一層，則又必於藝術文學之本身之外，尚有一共同遵行之大道。
但此亦只似中國人想法，西方人似乎不如此。西方人似乎更重視各自之巧妙，而不太重視在各家巧妙以上之共同規矩。就我上論，即是西方人似乎看重了藝術與文學之屬於技的一層，而在技之上之更有道的一層，則頗不為西方所重視。此乃西方人重專家更勝於重通人之一風氣之所由來。
再就中國人對於學的一觀念看，中國人認為學所以學為人，此一觀念甚重要。故中國人的 重其人，更重於其人之所學，西方人則似乎重其學，更重於其學者之為人。余嘗謂中國人似乎認為須其人先具備了文學家條件，乃始得有其理想的文學作品。而西方人則似乎認為因他 有了文學作品即成為一文學家。亦可謂中國人認為要先像樣作此人，乃始成此學。西方人則似乎認為成學之前並無先做人的特種條件之存在。因此西方人看重在學，重在所學之各別分異處。中國人看重在人，重在其做人之共通合一處。中國人認為， 一切學，皆從人之性靈來，人之性靈，出於天地大自然，故必該有其共通合一處。當然其所學亦儘可有分別各異， 但仍當還向其共通合一處作歸宿。再言之，既言為人之道，則不該有了自己便沒有了他人，亦不該只重現代，而忽視了前代與後代。故中國人衡量學術則必重其共同性與傳統性。
今論宗教哲學文學藝術皆從人性中流出，而層次有不同。而近代之自然科學，則屬另外一層次。自然科學之對象在於物，必因於物以為學。物既各異，而自然科學之分門別類，亦自隨之而各異。在門類與門類之間，亦可以互不相通。但循此為研究，甚至如醫學，根本只 限於人之一身，而眼耳口鼻，胃腸肝肺，亦加分別研究，各成專家。病在身，而醫家視之，則一身之內，即成千差萬別。醫家治病，可以只見其病，不見其身。
換言之，乃是只注意其病之症象，而不注意其病之本源。故學醫必光學解剖，先把人身解剖成非人身。其他一切自然科學皆如此。把天地大自然及人類社會，亦不啻一一作解剖，至於不見有此天地大自然與此人類社會，只就枝即處作研究，乃始成為一專家。
朱子大學格物補傳，其所陳義，驟讀之，若與近代自然科學精神有相似，然亦有大不同之處。朱子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一旦豁然貫通。」此即與近代科學宗趣大異。近代科學，乃即就凡天下之物而窮之益細，益專，決不先懸一一旦豁然貫通之理想。朱子此一理想，亦可以莊子釋之。庖為文惠君解牛，而悟得養生主，此即因一物之理而益窮之，而循至於其他之理之一旦豁然貫通也。
故中國人所重，乃在整體中尋求此一物之理，乃使此一物之理之能貫通於整體。非此亦不得成為理。中國人之為人理想，亦貴在體中為人，貴由各一人之私而通於人類之全整體，非貴其能外於人之全整體而為人。則亦不能外於全整體而為學。今若由人人各各分別為學，分別為人，則人道曰歧，學亦無當。當前人類，其所由仍得成為一體者，積極乃因功利之誘引，消極則為法律之制裁，但此皆非出於人性之本然。人既違其性以為人，乃競呼自由解放。人類所最不自由者，即在功利法律之約束其本性。若果如近人所想像之自由解放，乃欲違於本性以求自由，則將不，而人亦迷失其所以為人矣。
中國人因於人文傳統中各項學術距離共通人性本源有層次之不同，而分別其階級。孔門四科，一曰德行，二與三曰言語政事，四曰文學。後世所謂文學藝術乃及種種自然科學，其在孔門，當歸入文學一科中，宗教與哲學之在孔門，則當歸入德行一科中。惟孔門之德行，必兼學與行而相通合一以成。後人又分學行而為二。則專學不成德，專行亦不足以成德，專以德行為學而不兼此下言語政事文學之三科而通之，亦不足以成德。如專學在宗教，就孔門意義言，宜不足以勝傳道之任。專學在哲學，亦不足以勝明道之任。道則必兼技，德則必兼行，形上必兼形下，貫通必兼專別。
茲再分言之。德行可以小我個己為本，言語政事則必以大群為本，而文學則又必兼往古前世以為本。故孔門四科先德行，次言語政事，最後始為文學。反而言之，文學必當能應用在言語政事上，而言語政事，又必歸本於小我個己之德行上。此一為學之大系統，能勝其任者，應在通人，不在專家。今人乃群目政治外交為專家之業，果以孔門理想言，其人當上通德行，先知個我小己所以為人之道。又當下通文學，即往古前世一切嘉言懿行，歷史文化之傳統，乃及天地問萬事萬物之共通原則，必期其人先知自然與人文之大綱宗所在，然後始能為一理想從政者。大學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條目，而在平天下一條目下乃曰：「斷斷兮無他技，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因治平乃是人類整全體一大道，斷非某幾個少數人之一專業。今人乃視此等人類公共大事，謂皆可由專家之學作為一專業來處理，一若其事，亦猶人之治稼稽醫藥然，可以從人類共通大道中分別劃出，則其人之為政，乃可以上不知有德行，下不知有文學，則其政果將為何等之政乎？
十
中國古人言「天地君親師。」又曰，「作之君，作之師。」君管治統，師管道統。君之與師，皆必由通學為通人，始能勝其任。又且君道必通於師道，師道亦必通於君道。中國古代歷史上有文王周公，是即以君道通師道者。孔子孟子，則是以師道通君道者。自漢以下，五經之學，定為百官群僚從政之階梯，五經即中國傳統中之通學也。宋元以下，又增之以四書。百官從政，必先通四書以及五經，斯即不通德行文學，即不足以從政。惟國君一位定為世襲，然自其為太子，及其登極為君，皆有學。其學亦與百官僚所得以從政之所學同。在西方若惟宗教，乃為人人之通學，然耶穌已言，凱撒之事由凱撒去管，則已排除政事在宗教之外。故不僅政治成為一專業，即宗教亦成為一專業，皆有專學，由專家為之。專家日旺，通人日衰，則誠人道一大可憂歎之點也。
今日西方之民主政治，一國政治元首，皆由民選。然多數民眾既不屬專家，亦不屬通人。則多數亦何遽可信。最多可以防弊，然不足以與利。且其如宗教哲學文學藝術乃及各部門自然科學家，皆須由學術培養，不由選舉。何以一國政治元首，獨必由選舉。而自元首以下之從政人才，皆出專家。此等人皆是各擅一技，未聞其共認一道。是則人人各擅一項技巧，乃至於奇技淫巧。互不相通，其弊可知。其所以猶得相處以共成一政府，主要乃在法律，不關德行。固亦有不世出之領袖，崛起其間，然如西方上古希臘馬其頓之亞歷山大，羅馬之凱撒，近代法國之拿破崙，德國之希脫勒，為大禍福所繫，然皆出於天縱，非由教養。人類若漫不以教養領袖為事，所爭乃曰個人自由。其對領袖則惟以法律箝制為能事。中國傳統文化，則重道義教養，更要為君師之道，君師得其教養，則人共通有自由。不爭共通自由而爭個人自由，則所重仍在個別之專，不在共同之通。不知一通可以容百專，百專不能成一通。專愈細，斯通愈窒。道之壞端在此。
今論人性有異復有同，有同亦復有異。從其異而教之，則成專家專業。從其同而教之，則為通德通人。人人各具一專業，其事易。專業中出一專家，其事難。人人各具一通德，其事易。而在通德中成一通人，事則更難。慈孝乃家庭中通德，然慈父孝子，未必皆為一通人。必如舜與周公之大孝，乃得為通人。在專家專業中而使各備通德，其事亦易，求於專家專業中而出一通人，事則更難。如舜之為君，在其朝廷中，契同教，稷司稼，禹同治水，皋陶司刑，夔司樂，皆以專業而為通人，斯始為一至高無上之理想政府。中國古代誠有此政府否，可勿遽論。要之中國古人確已有此一理想，則證之尚書堯典之篇而可知。
中國自秦以下，常有一大一統政府，如漢高祖劉邦，明太祖朱元璋，皆崛起草野，出自天縱。然相從創業者，如蕭何張良劉基宋濂之徒，皆不得謂其絕不知政道合一之傳統大義。 他如東漢光武帝，唐太宗，其於傳統政道合一之大義，則必更多所聞。其守
中國傳統政治理想，治國以上有平天下。世界大同本於人道之相通。將使天下如一家， 中國如一人，此為中國政治理想之極致。
西方人視政治，亦如-技，似不認其是一道。希臘哲人柏拉圖著理想國一書，全國受哲人王統治。其下民眾，一脫母胎，即歸公育，不得有家庭父母之私。各就性近，加之教養，或農或工，或兵或商，全經指定。畢生各專一職，絕不能有絲毫之自由。此等理想，其視政 治為一技，抑為一道，抑為技而進乎道，由中國人觀念讀其書，自感其格格不相入。縱認其亦是一道，然只可謂是專在政道。有政道，無人道。政治與人生，仍見其分，不見共合。亦幸而其書終為一烏托邦，一懸空之理想，未能實施。然尚不斷為西方人所想慕。果使其書理想 一旦實現，此一哲人王，較之近代莫索里尼，希脫勒，列寧，史太林，慘酷暴烈，殆遠過無 不及。在羅馬時代有教育家昆提連，主張培養政治人才，先從語言教育，使成為一大演說家， 是亦一種專門技術而已。近代西方政治，率重宣傳，重說服，重視大會演說與公開辯論。然不問其宣傳演說之固是一技，抑是一道乎。是政治仍是一專家專業，一入政治，便當遵循政治一條路上前進。人生中各業各條路，分劃得太清楚，故近代西方之大學制度，分院分系分課，各尚專攻，其勢將只見專家，不遇通人。盡成小道，更無大道。惟有宗教信仰死後上天堂，始是共通人生大道，而又不幸上帝迷失，並此死後一條共通大道而亦將失其存在。今曰之西方社會，豈不如是。
依中國人觀念，一切人事皆各有道，而尤貴有一宏通之大道。故曰「人能宏道。」可見道由人立。又曰有「三達道。」又曰「大哉聖人之道。」惟聖人之道，乃可通於人人以為道。莊子曰：「曲士不足以語道。」今曰之所謂專家，自莊子言之，亦一曲士。惟中庸則曰「致曲。」人生各有一曲，惟貴能推致其曲，以成大方之家，斯專家亦為通人矣。故依中國儒家觀念，專家非不可貴，但必期專家進而為通人，非欲毀專家而求通人。故孔子曰：「執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御之為技視射為尤下。執御執射，各專一藝，各守一專門之業，斯亦人道之常。惟求其相互間之通。道家尊天抑人，惟恐人道展衍而害天道，惟恐其由專而害通，故於人道常持悲觀消極態度。儒家則主本於天道以展衍出人道，又復本於人道以參贊於天道，故於人道持積極樂觀態度。此為儒道兩家之所分。而儒家之道，則終於中國傳統占優勢。居今日而言世道隆替，此一辨，似不當不加以深切之討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