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永夜天





唐諾寫文章向來喜歡跑野馬，說掌故，往往橫空而出，幾經轉折之後才又與本題接續。

有次他談起卜洛克的小說人物馬修‧史卡德之前，照例先來個得勝頭回：

「最近，有一份甫上市就傾售一空的新理財雜誌用了類似的 slogan :『有知識，才有財富；有財富，才有自由』這兩句擲地如金石的漂亮警言，震撼了我個人和身旁一干手頭並不寬裕的朋友，把我們從『安貧樂道』這個自我陶醉的保護藉口中打回原形，原來這麼多年下來，我們不但一直回在某種集權鐵幕之中，而且活該被罵『沒知識』。」

而創辦這份理財雜誌的人，正是同樣為偵探小說熱烈傳教的詹宏志。

在一份雜誌採訪稿中寫著：

「Smart雜誌創刊時，詹宏志所寫的標語：『有了財富，你才擁有自由』，被他的作家好友質疑是『知識分子的偽善』，他因此難過好久。」

採訪稿中寫的「作家好友」是否就是唐諾我們不得而知，然而至少唐諾的發聲，可視為「作家好友」的一種具體形式。

今天的詹宏志以多個集團的董事長或發行人的身份知名，往往被視為趨勢專家，意見領袖，尤其與網路的關係十分密切。

但我們如果將時間回溯至1980年，當時詹宏志 24歲，青年詹宏志給我們的是另一個形象。

在七○年代末期，詹宏志是以文學評論者的身份聞名於文化場域，他在當時的文學雜誌《書評書目》中，將「年度小說」評選工作，按月撰寫評論。楊照對這時的詹宏志曾經如此描述：

詹宏志當年輕氣盛，以非文學系科班身分得以縱橫文壇，靠的就是他將許多「異門類」學問牽來詮釋文學作品、或衍發作品意義的本事，從經濟、法律、哲學到物理科學，無不在他「博取」的範圍內。

當時的詹宏志與現今我們看到的唐諾，在知識方法學上看來頗為相近，均屬於百科全書式的書寫。方法學終究只是工具，如何使用工具，才是我們深入詹宏志的關鍵。而彼時的詹宏志的世界觀，仍然未脫鄉土文學時期盛行的反都市觀點。

雖然一般視為80年代政治小說發端的黃凡小說＜賴索＞在1979年即透過文學獎震撼文壇，然而鄉土文學在七○年代末和八○年代前期，仍具有較強大影響力。詹宏志在1980年時，仍在這樣的維度之中。

當他寫下年度小說的編序時，感性地指出他所看到的時代景象，既有怪手鏟除舊日文明的痕跡，也有肥沃的良田改種鋼筋水泥大廈，而傳媒更以排山倒海的力量對個體洗腦…詹宏志認為這些「時空中的殘酷肌理」，均是嚴肅小說家創作的題材，並且認為誠實的小說家都該為「憂心」而寫作 。

因此詹宏志對於陳映真小說的偏愛，就不難理解。當時的陳映真寫出了「華盛頓大樓系列」，詹宏志以「文學的思考者」形容陳映真，認為陳的小說－－

不但指出「大眾消費社會」的興起，不但點到資本先進國家對開發中國家的經濟干預，更指出了兩大問題：一是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中企業體對所屬員工的「甜蜜控制」，其密不通風的體系已然把社會人改造成「上班族」。二是資本社會的競爭法則，已經嚴重地腐蝕了人性中的某些價值追求，導致了「動物人」的再解放。

青年詹宏志無疑是帶著左派色彩的。我們如過再追溯更早的詹，他的父親在日據時期是出色的煤礦工程師及礦業主。國府遷台初期，缺乏重工業發展的支持，煤礦業因此連動而衰落。在他懂事時，家道已然中落，從基隆遷住草屯的農村。大學念台大經濟系時，還必須半工半讀以完成學業。這樣的背景，更讓人青年詹宏志的左傾有其邏輯上的合理性。

青年詹宏志卻在80年代中後期，完成逆轉至相反的位置。

曾昭明在《狂飆八○》一書中，描述詹宏志「像是個屬性不安定的符號，象徵著台灣八○年代後內需消費市場擴大後新都市文明的崛起。」，在文中他繼而細論－－

在八○年代的學院，校園中日益喧囂的「逸樂文化」使得批判取向的知識份子憂心仲仲；在陳舊的政治道德語言開始失控的地方，新的消費語言迅速補位上陣，開始以廣泛的「去政治化」機制營造風格呆滯的安定與秩序…

當我們將新的消費文化理解為一種新的社會控制機制，將新的大眾消費主體視之為新的自我監控模態，詹宏志的作品卻訴說著不同的腳本；被誘惑者是自由的；在消費中，在經營個人化的「生活方式」的努力裡，你可以奪回在生活世界的面相被剝奪的自我認同，甚而創造新的自我認同 。

當詹宏志1989再編年度小說選時，選文的標準重新定位在「可讀性」而非八○年的「憂心」。又如金石堂的暢銷排行榜每每被視為壞毀文學純度的亂源，詹卻以開放的態度認為它是中產階級的閱讀形態標本。而對於城市的敵視，在書寫《城市人》一書時，也冰釋消解，從而使用城市、閱讀城市、享受城市。

七○年代的鄉土文學或現實主義美學，事實上是帶著菁英道德主義與禁慾色彩，而在八○年代中產階級興起時，中產階級對其文化的主體如果沿續著七○年代的思考，他的階級身份無疑便帶著原罪色彩，在八○年代市場經濟轉向內需消費之際，這樣的思考是不利於中產階級文化的發展的。於是我們看到在消費社會興起時，詹宏志迅速跟上，甚至超越在前頭。

1982年，26歲青年詹宏志被時報派去紐約發展當地報務，那時詹宏志仍然是帶有「生民倒懸」的憂心。一年後回台，離開新聞界，當起滾石唱片的總經理，之後又開唱片行、咖啡廳。然後有天，詹宏志覺得「我相信我可以為在城市辯護，不必向田園慚愧，我也相信我可以為台北市辯護，它是一個有趣、可以生活的都市，值得居住，更值得我們為它爭吵、示威、投資...」，並在1986年第一次以此為題向大眾宣告他的城市生活態度。

我不以為其中有值得道德涉入的地方，這不是我寫此文的目的，我只是一個好奇者，好奇著詹的轉折，並且好奇著這其中是否有著雙魚座的拉扯過程，一如楊照曾經以星座學來看待雙魚朱天心的小說。而這個好奇，還有待拼湊。

早期讀張大春的小說，有詹宏志寫的精彩序言，指出張大春仍在《四喜憂國》中當寓公，並沒有實踐他出走的宣言。那是我對文學詹宏志的最早印象。而我最後形成也是最鮮明印象，已經忘了是在哪讀到，寫著詹宏志在躲在會議室裡讀偵探小說－一個人對著書的專注場景，不管是忙裡偷閒還是充份利用時間，那已經成了我想像詹宏志時最喜愛的肖象，如同戴著偵探帽抽著煙斗的福爾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