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潮侵入我們的生活週遭，乃至食、衣、住、行都脫離不了西化的陰影，即使在心中默念我們的文化優越，也掩飾不了擺在眼前的事實，面對外來文化的入侵，我們是要做一個捍衛自己文化的極端份子？還是接受世界多元文化？《新人生》替人們指點迷津，寄予了作者的用心良苦。

 作者：奧罕‧帕慕克

 (Orhan Pamuk)

譯者：蔡鵑如

出版社：麥田

作者簡介

奧罕‧帕慕克 ( Orhan Pamuk)

        一九五二年出生於伊斯坦堡，就讀伊斯坦堡科技大學建築系，伊斯坦堡大學新聞研究所畢業；並曾在紐約客居三年，自一九七四開始創作生涯，至今從未間斷。

        帕慕克在一個文學家庭中成長，他的祖父在凱莫爾時代建造國有鐵路累積的財富，讓他父親可以盡情沉盡在文學的天地間，成為一位土耳其的法文詩翻譯家。

        生長於文化交融之地，養成他不對任何問題預設立場，一如他的學習過程；他在七歲與二十一歲時兩度考慮成為一位畫家，並試著模仿鄂圖曼伊斯蘭的細密畫。他曾經在紐約生活三年，只為了在如同伊斯坦堡包文化交匯的西方成市漫步街頭。他數度在伊斯坦堡科技大學建築系唸書，卻在伊斯坦堡大學新聞研究所畢業。

        約翰‧厄普戴克將他與普魯斯特相提並論，而他的歷史小說被認為與湯瑪斯‧曼的小說一樣富涵音樂性；除此，他也常被書評家拿來跟卡爾維諾、安貝托‧艾可以及尤瑟娜(Marguerite Yoursenar，法蘭西學願第一位女院士，作品《哈德里安的回憶》等。)等傑出名家相評比，他自己也說他非常喜歡尤瑟娜，她的傑出散文所呈現的調性與語言都是帕慕克所運用的特質。

        近來，他關心政治上的激進主義；例如，庫德族的問題有沒有完美的解答、九一一之後，他積極參與「西方的」與「伊斯蘭的」相關討論、他嚴厲的反對「黑白問題」的激化。有時候他蓄意的提出問題，有時候他刻意壓抑；他時時關注政治的、文化的甚至是社會的問題，一如他的小說人物。他在一次專訪中說：「如果你試著去壓制記憶，而他總是會在某些時候浮現。而我，記起了什麼？」

        土國人民將何去何從？這是一個縈繞土耳其數十年的老問題。它在國際的地位就如同它的地理位置一樣處在尷尬的轉折點。曾經是一個開疆闢土，致使歐洲諸國聞之色變的泱泱大國，如今，卻在接受全盤西化與回歸伊蘭傳統間搖擺不定。

        土國的西化歷程並非像大多數被殖民國被迫接受西化思想，而是國家內部提倡改革的自發行為，它的最初接受西化行為可追溯至一六九七年的山塔之戰，當時還是奧斯曼帝國的大土耳其戰敗西方奧地利，這場戰役讓長達數世紀戰功彪赫的古老帝國幾乎全軍覆沒，致使國內有識之士認識到西方的船堅炮利，鑑於此，國內開始提倡改革，提出以模仿俄國彼得大帝學習西方建立海軍為例建立一支現代化軍隊，於是，從十八世紀初始，這個東方文明古國便悄悄敞開了向西的大門。

        幾次戰敗俄國的經驗使得保守派堅決反對西化的路線，後繼者穆罕默德二世消滅了反西化的保守派勢力，進行大規模軍事改革，行政機構亦新設了外交、內務、財政大臣並培養外語人才，為的是更有效的模仿西方。一八三九年穆罕默德二世去世後，其子尚年幼，國家實際權力掌握在外交大臣雷什德帕夏手中時更是發揚光大整個西化路線，不僅頒布新法，改變舊有習俗，更公開宣佈所有臣民不論宗教信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甚至創立非宗教的中、小學，使這個承襲伊斯蘭教的國度走向世俗化的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成為戰敗國的土耳其境內開始蘊釀一股民族主義，人們普遍不願再挑起奧斯曼帝國的重擔。這時期成為土耳其革命運動的領導人凱末爾立志建立一個政分離、沒有君王〈蘇丹〉的共和國，他也是西化路線徹底施行者。在凱末爾鞏固權力後，第一步就是廢除哈里發制度，將奧斯曼王室成員驅逐出境，將宗教學校置於國家的控制下，甚至關閉宗教法庭。為表示其改革的決心，凱末爾在一九二五年下令禁止戴土耳其的傳統禮拜帽，改以禮帽、鴨舌帽等各種歐式帽子代替，更以法律明文規定；文化方面則廢除阿拉伯字母、創立新字母，廢除一夫多妻、提倡婦女摘除面紗，採用西方模式制定刑法、民法等改變一連串舊傳統，目地是為更方便融入西方世界，使這個國家一度以歐洲國家自居。

        就這樣，從食物到服裝，葚至生活觀念皆仿照西方，一時間，西化更被賦予文明化的象徵。如今，從凱末爾推動改革至今也已過了數十載，土國並未因為積極西化而為西方世界接受，在國際上，土耳其申請加入歐盟，卻一次次被拒，在經濟方面，卻又處於停滯、緩慢發展的狀況，伊斯蘭認同主義開始在國內復甦。它目前的窘境在於處在一個尷尬的十字路口上，往西是它夢寐以求的國度，卻被拒之門外；往東卻又因為自身是北約成員國，且多年來積極西化，早已得罪伊斯蘭教諸國，究竟是要全面西化，亦或是回歸伊斯蘭傳統，這不單是政治課題，也是土國知識份子關注的課題，奧罕‧帕慕克更在其作品一直復述、表現的主題。

        《新人生》在土耳其甫出版即轟動土國文壇，其迴響之大，可見這個老問題日積月累之深大已不是一個單純的可將之歸類為歷史事件。奧罕‧帕慕克在中文版序言如此明説：「在我所有的小說中，都有一場東方與西方的交會。當然在做出此種聲明的同時，我很清楚所謂的東方和西方，其實皆為文化概念；也就是說，它們都是想像的產物。……東方與西方的交會，並非如人們以為的是透過戰爭，相反地，一直以來，它都是發生在日常生活的種種細節中，透過物品、故事、藝術、人的熱情與夢想進行。」

         於此，奧罕‧帕慕克在《新人生》開頭便引用諾瓦利斯的名言當作開場白：「即使聽了相同的故事，每個人的體驗，也都大為不同。」他明確的告訴讀者個人理解的差異就會造成的不同結局。把主人翁奧斯曼讀的小說《新人生》聯想成東方與西方文化交會場域的一個象徵物，奧斯曼旅途中所經歷的一場場車禍是對文化碰撞的比喻，而旅途中換過一班又一班的巴士則是一個小說讀者的精神漫遊，如此假定，是作為理解《新人生》的入門鑰匙。奧罕在整部小說其實從頭至為都沒有告訴讀者它寫的是什麼，重要的也不是書的內容，而是它被理解的程度如何。

        因此，在文本初始，我們看到這本書是如此被理解的：「某天，我讀了一本書，我的一生從此變。即使才展開第一頁，它的強烈衝擊仍深深打動了我。……這股強大的力量從書頁中衝出一道強光，照亮了我的臉龐，那炙熱的白光，眩惑了我的思維，卻也令我的心智豁然開朗。身處此等亮光中，我或許得以重鑄自我，也可能迷失方向；在這道光線中，我已然領受到以往不曾察知的影子，並展開雙臂擁抱它。……完全折服於那本書描述的世界之後，我真切地在黎明前的微光中，看見死亡以萬丈光芒的天使行像現身。我見證了自己的死亡。」是被正確理解還是誤解呢？我們繼續往下看。

        《新人生》故事基調簡單扼要，某天，工程系學生奧斯曼受到嘉娜的引誘讀了一本奇特的小說，書的內容強烈的衝擊著他，一心響往書中的世界卻不得其門而入，他對於看過此書的嘉娜大表心動，期望嘉娜能帶他進入書中的世界，可不久，他目賭了情敵穆默德遭人暗殺，嘉娜也隨之失蹤，種種不可解的意外讓奧斯曼拋棄舊生活，搭上巴士，展開他的新人生旅程，隨後，嘉娜也加入這場巴士之旅，兩人為了各自的目地同行。在橫越土耳其歐亞國境間無止境的巴士往返，途中經歷了一場場驚心動魄，因緣際會參加了商人大會，結識醫斯蘭宗教極端份子妙醫師，此人正是穆罕默德的父親，自從兒子受到這本書的影響不辭而別後，他建立一個組織，追殺所有看過這本書的人，受妙醫師的擺弄，奧斯曼卻殺了情敵穆罕默德，之後，愛人嘉娜卻不辭而別，他又回到從前的生活：求學、服兵役、結婚生子，「已婚，育有一個孩子，是個顧家的好男人」，但他「內心蒙上憂鬱的陰霾，神情冷淡疲倦」，他內心受盡煎熬，始終無法忘懷那本書。在他第二次展開旅程後，才明白《新人生》只不過是一本奧斯曼父親好有雷夫奇叔叔「以逗樂小孩的方式，寫了一本取悅成人的書」，而這樣一本書竟讓年輕人看了著魔，讓像妙醫師這類保守派認為這是一本「導致年輕孩子迷途墮落的書」，甚至認為它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可口可樂公司的陰謀。奧斯曼探查出最終的真相後變得哀傷絕望，在小說尾聲，命運又再次和他開玩笑，奧斯曼再次遭遇車禍，「我知道，這將是我人生的終結。但是，我只想回家；我一點都不想死，也不想跨入另一個新人生旅程。」到頭來，奧斯曼遭遇和穆罕默莫德一樣的下場。

        既然，《新人生》是作為東、西文化交會場域的一個象徵，那我們必然也可在文本隨處看到東西文化交鋒的結果。就在一場商人大會上，奧斯曼和嘉娜看到一個「西化VS.伊斯蘭化」的時鐘，這個缺乏自信的國家不知道是要全面西化或全盤宗教化，他們選擇了一種自認聰明的做法：「運用兩個不同的人偶，一只小型的回教人偶會在適當的祈禱時間從時鐘下方的隔間蹦出來，連喊三次『偉哉真主』；一個沒有蓄鬍、打著領帶的迷你玩具紳士則於每個整點出現在上層隔間，高喊『快樂就是身為土耳其人』」；一個友善的男子從口袋掏一副牌，「自毫的展示親自抽出的『傑克』、『皇后』、『國王』牌，並把『國王』換成了『教主』、『傑克』換成『門徒』，詳盡解釋現在是把這種紙牌分送到全國十七萬間咖啡館、將近兩百五十萬張牌桌上的絕佳時機。」。就連妙醫師家也難敵西化的影響，在文本中作者還著意對妙醫師家作了一番特寫：門前種一棵法國梧桐樹、早餐吃義大利鄉村起司、愛子幼時玩的是日本萬花筒、看的是雷夫奇叔叔創作帶有西化思潮的漫畫。而他所雇用的手錶密探「先力」、「摩凡陀」、「歐米茄」、「舍奇索夫」、「精工」皆是舶來品名，甚至連收藏的槍枝也都是舶來品，面對這種無孔不入的西化現象，早已融入日常生活當中，難道就真能與傳統切割乾淨嗎？在觀摩了商人大會後，連奧斯曼都有感而發的説：「我們是可悲的輸家，顯然，我們輸掉那場名為歷史的賭局；而現在，我們淪落到要在未來幾個世紀相互轟炸抨擊，希望說服自己，我們是贏家，品嘗到勝利的滋味。」

        現在，我們回歸到前面的問題，在面臨文化移轉時，難不成要抓起槍桿子迎敵來捍衛自己的文化嗎？面對西潮的衝擊下難道就只能二擇一嗎？那麼，土耳其今後到底將何去何從？是要全面的接受西化，摒棄傳統嗎？或者全面回歸傳統，摒棄西化？這似乎都不是一個明智之舉。作為一個知識份子，奧罕‧帕慕克思考土耳其的未來，並且認為土耳其的文化出路只能在東方與西方之間；也就是說，不僅要尊重傳統，更要吸收西方精華，否定一元論的世界觀。在帕慕克看來，東方與西方文化衝擊的出路只能有一個選項，而他在文本中已揭示：奧斯曼的愛人嘉娜，「她嫁給一個薩姆遜的醫生，現在住在德國」，「這個人找出一種可以把那本書融會貫通、全盤吸收的有效方法，並過著平靜快樂的日子」。他指引了土國人民未來的方向，《新人生》寄予了這樣一層寓意，不難看出作者的用心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