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與三國志對比。虛構是要神化劉關張亮，醜化曹操。

　　桃園結義

三國志只說劉關張「恩若兄弟」，演義增飾渲染。

　　裝病誣叔

三國志說曹操任俠放蕩，而裴松之注引曹瞞傳則說曹操裝病誣叔，演義襲用之。

　　鞭督郵

三國志記載本是劉備所為，演義移花接木，既照顧劉備的仁厚形象，又表現出張飛嫉惡如仇的剛烈性格。

　　捉放曹

三國志及裴注中捉放曹和曹操殺呂伯奢一家均實有其事，但曹操不是因謀刺董卓而逃。捉放曹並非陳宮所為。曹操殺呂伯奢全家時呂伯奢不在，並未被殺。三國志中曹操知道誤殺呂伯奢一家後慨然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而演義卻改為「寧教我負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負我」，語氣由歉然變為理直氣壯。演義在史實基礎上略加虛構發揮，使曹操奸雄面目第一次得到大暴露。

　　溫酒斬華雄

正史斬華雄是孫堅之功。演義張冠李戴，意在突出關羽勇猛無敵。

　　三英戰呂布

正史中無其事。但元代雜劇中流傳三英戰呂布之事甚廣，演義恰當應用，有力突出劉關張的英雄形象。

　　連環計

王允與士孫瑞、呂布共謀董卓，史有其事，但並未使用連環計。正史說呂布與董卓侍婢私通，由是與董卓生隙，而並非因貂蟬，史並無貂蟬其人。宋元以來通俗文藝虛構出貂蟬其人和連環計故事，元雜劇中有言呂布與貂蟬本系夫妻，因戰亂而失散。演義則對人物關係作了創造性的改造，改為二人本不相識，並增加李儒勸董卓等筆墨，使故事情節更加合理，更為搖曳多姿。

　　三讓徐州

陶謙讓徐州確有其事，但是並非三讓，而是陶謙對麋竺說劉備可以安定此州，陶謙死後麋竺等往迎劉備，演義為突出劉備仁厚而虛構三讓情節。

　　借頭欺眾

三國志曹操傳注引曹瞞傳中說曹操討賊時糧食接濟不上而發生此事，並未言明何時，而演義中事情則發生在曹操擊袁術圍困壽春時因久攻不下糧食不夠。曹瞞傳中並未言糧官姓名，而演義中加以王垕之名。曹瞞傳中提倡小斛發放軍糧的是糧官，而演義中改為曹操自己提出，並虛構出在殺糧官後趁機下令三日內破敵，進一步突出曹操的陰險狡詐。

　　白門樓

呂布傳中是侯成、宋憲、魏續縛陳宮而降，呂布是自己下樓投降被綁縛的，而演義中是宋憲魏續趁呂布睡著將之綁縛出降。

　　許田打圍

正史中無漢獻帝到許田圍獵的記載。三國志關羽傳注引蜀記只記載：劉備曾與曹操狩獵，關羽想趁機殺曹操劉備不允。演義據此虛構獻帝、曹操、劉備一起圍獵的情節，使曹操企圖篡漢的「奸雄」面目得到一次大暴露，也表現了劉備、關羽的忠義。

　　降漢不降曹

三國志劉備傳及關羽傳中都記載是曹操擊破劉備擒關羽及劉備妻子。而曹操傳中言關羽是歸降，演義為維護關羽忠義無敵之形象，解決反曹與降曹的矛盾，虛構了降漢不降曹的情節。

　　誅文丑

曹操於延津以輜重馬匹為誘餌趁機攻文丑之事三國志曹操傳中有記載，基本屬實。但只說文丑在混戰中被斬，演義卻指明為關羽所斬，使袁紹兩員大將都死於關羽之手，意在進一步突出其勇猛無敵的形象。

　　千里走單騎

三國志劉備傳記載袁紹派劉備與龔都劉辟會合於汝南攻擊許都，此時關羽往投劉備，可見關羽直接從許都往汝南投奔劉備，其間距離不長，千里走單騎自然也是虛構。演義對三國志平話卷中關公千里獨行的故事作了大幅度的改造，意在突出關羽忠義形象。

　　過五關斬六將

如「千里走單騎」，關羽從許都直接去汝南，根本無須經過洛陽、滎陽等地，此情節純屬虛構。

　　斬蔡陽

三國志劉備傳中記載是關羽投奔劉備後，曹操派蔡陽擊劉備被劉備殺，而演義卻是在關於投奔劉備時蔡陽追擊，又將劉備斬蔡陽之功改到關羽頭上。

　　古城會

三國志中未言張飛與劉備失散占據古城。劉備傳只說關羽於劉備會合龔都劉辟時投奔，故古城相會應為虛構。元代三國志平話卷中有古城聚義一節，寫劉備與趙雲離開袁紹，在古城與張飛相遇；隨後關羽保二嫂來到古城，斬蔡陽等情節，演義以此為本。

　　許攸問糧

採用曹操傳注引曹瞞傳記載，基本屬實，加以適當發揮以突顯曹操之詐。

　　官渡之戰

曹操在官渡之戰中消滅了袁紹的主力，為統一北方奠定了基礎。演義寫此戰大體以史為據，部分情節有所虛構（如關公誅文丑）。對袁曹雙方的兵力則較多誇張，據三國志，袁軍約十餘萬，曹軍約一兩萬，演義卻寫成袁軍七十萬，曹軍七萬。

　　身在曹營心在漢

諸葛亮傳中記載徐庶母與徐庶同在劉備軍中，劉備攜民渡江時徐庶母被曹軍追獲，於是徐庶辭別劉備，演義出於尊劉貶曹傾向，對史實作了較大改造。

　　走馬薦諸葛

諸葛亮傳中記載徐庶先投劉備又薦諸葛，二人曾同仕劉備，演義中卻是徐庶先投劉備，自己迫不得已辭別劉備再走馬薦諸葛。演義將徐庶薦諸葛時間推後，意在讓二人先後登場，各顯其才，並以徐庶不凡之才為諸葛的曠世奇才作鋪墊。

　　三顧茅廬

諸葛亮傳中寫三顧茅廬僅一句：「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三國志平話卷中三顧孔明一節寫得粗率淺陋。演義在此基礎上進行創造，將三顧過程寫得婉曲多致。

　　隆重決策

諸葛亮隆重決策，分析精闢，高屋建瓴，為三分鼎立規劃了藍圖，為劉備集團制訂了明確的戰略方針。三國志諸葛亮傳中可見，僅個別字句略有差異。

　　火燒博望

劉備自拒夏侯惇于禁等，功在劉備，而諸葛亮尚未出山。元代已有諸葛亮博望燒屯雜劇，將此功移到諸葛亮頭上，演義去除雜劇中不合理成分，重新藝術虛構，使之成為表現諸葛亮軍事謀略的第一個情節——初出茅廬第一功。劉備傳中記載劉備自燒屯是詐敗，引夏侯惇追，再用伏兵破敵，而演義中諸葛亮是先用趙雲劉備詐敗因夏侯惇追趕，再放火併出伏兵破敵。演義中諸葛亮的計策本質上是火計加伏兵計，而正史中劉備用的計策本質上是誘敵伏兵計，用火完全用來誘敵。

　　火燒新野

正史中曹操南征，劉琮降，劉備聽聞後即率眾南行，實際並無火燒新野之事，演義虛構此節又一次表現諸葛亮出神入化的軍事謀略。

　　單騎救主

趙雲傳中只記載趙雲抱阿斗，保護甘夫人都得免於難僅此而已，而演義中卻大幅度虛構和誇張，使趙雲忠勇無敵的形象大為突出。

　　大鬧長坂橋

張飛傳中有張飛拒曹操於長坂一事，演義在史實基礎上有所增飾誇張，如嚇死夏侯傑一事並無記載。

　　舌戰群儒

正史中並無諸葛亮舌戰群儒之事。元代三國志平話寫諸葛亮在孫權面前高聲斥責張昭、吳危，情節簡率粗糙，將諸葛亮寫得急躁而魯莽，且吳危史無其人。演義重新藝術構造，虛構出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可能的發生的事，表現出諸葛亮的博雅和雄辯。正史中薛琮、程秉均於建安十五年以後才被任用，不可能在建安十三年與諸葛亮進行爭辯。

　　智激周瑜

三國志中並無諸葛亮智激周瑜之事。銅雀台建於建安十五年，實際在赤壁之戰以後二年。曹植《銅雀台賦》中並無「攬二喬於東南兮」等句。

　　群英會

正史中曹操確實派蔣干往見周瑜，企圖說降而未成，但是此事是在建安十四年，即赤壁之戰後。蔣干實際系九江郡人，與廬江郡人周瑜並非同窗好友。演義中採用江表傳的材料，將其時間提前，加以修飾虛構，遂成奇事。

　　蔣干盜書

參見上條「群英會」，蔣干盜書系虛構。

　　草船借箭

三國志孫權傳注引魏略記載有孫權乘船觀看曹軍，曹軍放箭，孫權船一面受箭傾，又以另一面受箭，船平而回。而演義中此事卻張冠李戴到諸葛亮頭上。孫權草船借箭之事發生在赤壁之戰後孫權與曹操相拒於濡須時，而演義中則發生在赤壁之戰中。演義將事件的時間、主角、原因、過程都作了根本改造，編制出一段扣人心弦的鬥智故事，以周瑜對比諸葛亮，突出諸葛亮的氣度與智慧。

　　苦肉計

三國志周瑜傳中確有黃蓋詐降一節，但並無苦肉計。演義在史實基礎上針對讀者心理，生出這一情節。

　　連環計

正史中並無龐統獻連環計之事。蔣干是在赤壁之戰後見過周瑜一次，參見「群英會」條，而演義中蔣干再次往周瑜軍中欲探聽軍情，被周瑜送至西山庵中，蔣干在西山庵中遇見龐統，方得獻連環計。故演義虛構此情節，既為赤壁之戰增添波瀾，又使龐統第一次出場不同凡響。

　　橫槊賦詩

劉馥當時遠在揚州任刺史，鎮守合肥，職責重大，不會隨曹操征荊州。三國志曹操傳中雖有曹操「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的記載，但並無在長江上橫槊賦詩之事。演義虛構此一節，意在表現曹操驕盈自滿、趾高氣揚的精神狀態，為其慘敗埋下伏筆。

　　借東風

周瑜傳注引江表傳中記載東吳火攻曹軍時確實是東南風急。但實是自然現象，而非諸葛亮之功。宋元以來民間盛傳諸葛亮借東風之說，元代三國志平話卷中有諸葛祭風的情節，元雜劇亦有此情節。演義中襲用此說，而在情節上有所豐富和發展。

　　火燒赤壁

三國孩子周瑜傳中記載黃蓋以火船詐降，促成火燒赤壁，演義在細節上有所加工，寫出了赤壁之戰的高潮一幕。

　　華容放曹

三國志曹操傳注引山陽公載記中記載曹操赤壁戰敗，從華容道走的情節，但並無諸葛亮所設伏兵，故關羽華容道放曹操亦虛構，以突出關羽恩怨分明的性格，為塑造義絕的形象寫下了濃重的一筆。

　　三氣周瑜

正史記載建安十四年周瑜打敗曹仁奪得南郡，周瑜死後，南郡才借給劉備，而演義中卻是周瑜打曹仁，諸葛亮派趙雲趁虛占了南郡，又派關羽襲取襄陽。孫權嫁妹並非周瑜之計。周瑜欲取蜀意在為東吳擴大地盤，並非用計欲趁機偷襲劉備軍。三氣周瑜實乃虛構，正史中周瑜氣度恢宏，甚有雅量，而演義中則心胸狹窄。

　　義釋黃忠

劉備傳中只記載劉備南征荊南四郡，四郡太守皆降，並無義釋黃忠等曲折情節。

　　過江招親

劉備傳中記載應是孫夫人出嫁到荊州，而不是劉備入贅東吳。劉備在娶孫夫人之後曾到東吳見過孫權，但並非為娶親。周瑜傳中記載劉備見孫權時，周瑜建議孫權軟禁劉備，未被孫權採納。演義將數事捏合，加以增飾，虛構出過江招親之事。

　　賠了夫人又折兵

此即二氣周瑜，而過江招親基本皆虛構，見上一條。劉備見孫權實際是在東吳京城（今江蘇鎮江），而演義中誤作南徐。

　　大宴銅雀台

本於曹操傳，但演義中將冬寫成了春，對《自明本志令》的內容有所刪削，並虛構了武場比箭的情節，為銅雀台之宴增添熱鬧氣氛。

　　龐統理事

龐統傳中有龐統從事耒陽縣令一事，但只記載不治理，並被免官，演義虛構龐統半日了斷百日公務情節，增加龐統之傳奇性。龐統在耒陽理事後劉備將之與諸葛亮並任為軍師中郎將，而演義為表現其地位略遜於諸葛亮，將其新職位改為副軍師中郎將。

　　割須棄袍

此事於史無據。但元代三國志平話卷下、元無名氏雜劇曹操夜走陳倉路均有曹操割須棄袍情節，唯所敘時間有所不同。演義在平話基礎上加工而成。

　　裸衣斗馬超

許褚傳中有許褚護曹操與馬超會語一節，但只記載馬超因許褚之故不敢突襲曹操，演義卻超越史實，虛構裸衣斗馬超情節。

　　抹書間韓遂

曹操傳中記載有曹操抹書間韓遂之事，演義進一步引申發揮，虛構馬超欲殺韓遂、韓遂投降曹操的情節，把曹操使用反間計的效果寫得淋漓盡致。

　　張松獻地圖

三國志劉二牧傳中張松獻圖時間為曹操得荊州，追擊劉備時，而演義中卻是在劉備取得荊州後。劉備傳注引吳書中記載劉備問蜀中情況，張松才畫出山川地形圖，而演義中是張松畫圖在前再投曹操投劉備。

　　截江奪阿斗

趙雲傳注引雲別傳中記載有此事，但演義中為維護劉備與孫夫人夫妻情分，有意將孫夫人慾攜阿斗還吳寫成由於受孫權之騙，但實際上孫夫人與劉備的婚姻屬於政治婚姻，情分不深。

　　龐統之死

龐統傳中只記載龐統隨劉備攻益州時中流矢而死，而演義是為了突出諸葛亮的作用，在三國志平話的基礎上虛構出落鳳坡情節，張任射殺龐統，以便諸葛亮入蜀指揮奪取益州。

　　計捉張任

三國志劉備傳注引益部耆舊雜記只記載張任在雁橋戰敗被擒，而演義中卻虛構出諸葛亮誘敵斷橋埋伏等細節。

　　夜戰馬超

馬超傳中記載馬超投奔張魯不得信任，往蜀中投劉備，故歷史上並無領兵攻葭萌關之事，夜戰馬超也是虛構。

　　單刀會

魯肅傳中有魯肅約見關羽記載，但並未埋伏刀斧手。魯肅傳中記載此次會面魯肅大聲斥責關羽，而演義出於尊劉傾向，在元雜劇單刀會的基礎上，對史實進行改造，以利於突出關羽形象。

　　冤殺百官

基於曹操傳注引山陽公載記，基本屬實。不過正史中說曹操冤殺百官是因為王必死而發怒，而演義中王必只是受傷，未死。耿紀韋晃金禕起事，攻許都，四處放火，禁軍統領王必被射傷。曹休與夏侯惇率兵擊敗耿紀等。曹操命將百官押往鄴城，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卻認為救火者實際是助賊冤殺三百餘人。

　　智取瓦口隘

張飛傳中並無雷銅中張郃埋伏被殺。張飛傳中只記載張飛與張郃戰於山道，因山道狹窄張郃軍首尾難顧而勝。而演義中張飛從小道繞至關後與魏延夾擊瓦口隘制勝。

　　計斬夏侯淵

法正傳中記載有黃忠登高鼓譟攻夏侯淵，夏侯淵軍敗授首，而演義在正史基礎上有所虛構，黃忠先用反客為主計逼近至定軍山下，連夜襲取定軍山西面高山，法正又提出以逸待勞之計，並以旗為號，等夏侯淵軍銳氣盡退黃忠鼓譟而下斬夏侯淵。

　　曹操夢中殺人

基於世說新語。

　　智取漢中

智取漢中基本出於虛構。劉備傳中記載曹操征漢中，劉備堅守不出，曹操無計可施，只得退兵。而演義中卻是諸葛亮設疑兵、伏兵等，曹軍慘敗而退。諸葛亮傳中記載當時隨劉備出征的是法正，諸葛亮鎮守成都，而演義中卻是諸葛亮智取漢中。

　　楊修之死

正史中楊修被殺時間為建安二十四年秋，即曹操從漢中撤兵後。正史中楊修被殺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曹操忌其才，二是因其捲入曹操立嗣之爭，曹操恐有後患。演義綜合史料，巧妙地將楊修之死移至曹操退兵之前，創作出一段深刻鞭撻曹操奸雄心理的精彩篇章。（楨：曹操殺謀士多於出征前，故是為防內憂，殺孔融、更以孔家之孝攻融之不孝，當時名士言行多不孝、但世家重孝輕忠，故操不以不忠殺融。）

　　水淹七軍

正史中曹軍七軍被淹是意外偶然事件，而演義對史實作了關鍵性的改造，寫成關羽利用自然現象有意策劃，以表現關羽智勇雙全的軍事才能。正史中只說水淹七軍，關羽斬龐德，未言周倉擒龐德其事，周倉系虛構人物，正史中無。

　　刮骨療毒

關羽傳中確記載有刮骨療毒一節，但應發生在水淹七軍之前。歷史上華佗死於建安十三年，不可能為關羽刮骨療毒。為關羽刮骨療毒的另有其人，演義運用移花接木的藝術手法，以神醫奇術襯托關羽神勇。

　　虛設疑冢

曹操設七十二疑冢之事不見於三國志，當屬虛構。但宋元以來記載、議論、題詠此事卻甚多。

　　七步賦詩

其事不見於三國志曹植傳，出於世說新語，演義在其基礎上有所增飾，對詩句有所改動，且只有做「煮豆」一詩，而演義中增加作二牛相鬥之詩。

　　曹丕篡漢

基本源於正史，演義在史實基礎上將這一名為禪讓，實為篡權的事件寫得入木三分。（楨：自古禪讓實為篡權。）

　　張飛被刺

范疆應為范彊。張飛傳有其事，基本屬實。演義在史實基礎上通過合理想像，具體描寫了范彊張達刺殺張飛的原因和過程。

　　火燒連營

傅彤應作傅肜。本於三國志陸遜傳，演義大致依照史實描述，略有增飾，唯關興張苞保駕，趙雲救駕等情節出於虛構。

　　八陣圖困陸遜

歷史上八陣圖系諸葛亮訓練八陣法的石砌模型，而唐宋以來附會頗多，賦予它若干神秘色彩，被演義採納。劉備傳中記載夷陵之戰後追擊劉備的是吳將李異、劉阿。陸遜傳中記載陸遜防止被曹丕入侵，立即退軍，並未到達魚腹浦。

　　白帝託孤

基於三國志諸葛亮傳，基本屬實。演義在史實基礎上把白帝託孤寫得紆徐委婉，突出了劉備對諸葛亮的無比倚重和充分信任。

　　安居平五路

三國志中並無曹丕起五路大軍攻蜀的記載，安居平五路基本虛構。但鄧芝使吳，史有其事。劉備去世之前，蜀吳關係已經明顯緩和，故吳出兵攻蜀可能性不大。夷陵之戰後，建興元年，魏軍三路攻吳仍處於對峙狀態，不可能聯合攻蜀。劉禪嗣位以前馬超已死，而演義中還被諸葛亮派遣抵擋鮮卑國王軻比能。

　　七擒孟獲

諸葛亮征南蠻，採用馬謖「攻心為上，攻城為下」方針，曾七次生擒孟獲，又七次釋放。（楨：不合軍事基本常識不可信。） 諸葛亮傳記載諸葛亮南征，裴注漢晉春秋記載七縱七擒，演義以此生出七擒孟獲，但具體情節多為虛構。

　　六出祁山

宋元以來，通俗文藝中已有六出祁山，演義以史實為基本線索，吸收通俗文藝組織成六出祁山故事，虛構成分較多。

　　力斬五將

三國志曹叡傳記載諸葛亮首次北伐時派遣大將為曹真、張郃，夏侯楙並未參與。趙雲傳沒有力斬五將的記載，演義所寫出於虛構。

　　收姜維

姜維傳記載姜維是由於天水太守疑其叛變，姜維走投無路才降蜀。演義中卻虛構出諸葛亮定計收降姜維。正史中並無姜維識破諸葛亮計謀，打退趙雲，又夜襲諸葛亮等情節，演義為表現姜維才幹而虛構其出場。姜維當時官為中郎，演義誤作中郎將。

　　罵死王朗

歷史上王朗並未任曹真軍師，更不曾與諸葛亮對陣。正史記載劉禪即位後，王朗曾致函諸葛亮勸其歸降，遭到嚴斥。加之，王朗恰好死於諸葛亮首次北伐之年。演義出於尊劉貶曹傾向，虛構王朗之死。

　　克日擒孟達

演義中申儀為金城太守，應為西城太守。申耽、申儀並未參與孟達之謀。孟達起兵被殺實際在諸葛亮北伐之前，演義對史實作了改造，將擒孟達置於諸葛亮開始北伐之後，虛構司馬懿斬孟達後便奉命抵禦蜀軍，以便與隨後的街亭之戰相銜接。

　　失街亭

張郃傳記載街亭敗馬謖的是張郃，晉書司馬懿傳記載司馬懿擊滅孟達後仍回宛城，並未與蜀軍交戰。而演義卻將魏軍統帥改為司馬懿，張郃寫成先鋒，既符合小說中張郃勇而寡謀的性格基調，又可使失街亭成為諸葛亮與司馬懿互相鬥智的前奏。

　　空城計

西城縣應作西縣。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蜀記中有空城計記載，但裴松之力辨此事不可信，當時司馬懿為荊州都督駐紮宛城，不可能率兵到西城；直至曹真死後，司馬懿才開始與諸葛亮抗衡於關中。但羅貫中使之成為諸葛亮與司馬懿之間第一次面對面的鬥智斗謀，並為其後來反覆進行的較量定下基調。

　　賺曹休

演義中曹休為魏揚州司馬大都督，實際應該為大司馬、揚州都督。陸遜傳中記載曹休已知中計，但自恃兵馬精多而交戰，為陸遜三路俱進而破。而演義中是曹休深信周魴，中計而敗。

　　斬王雙

本於三國志諸葛亮傳，但只記載王雙追擊諸葛亮，戰敗被殺。而演義卻虛構了諸葛亮退兵留下魏延斷後，王雙追擊，魏延到魏軍後寨放火，王雙見本寨起火慌忙退兵，魏延從林中衝出斬殺王雙之事。

　　襲陳倉

魏書曹叡記注引魏略記載郝昭是病死，而演義中諸葛亮奇襲陳倉，郝昭驚駭而死。故襲陳倉屬於藝術虛構。

　　計射張郃

正史只記載張郃追擊諸葛亮，被射死。而演義增飾成先令楊儀、馬忠埋伏弓箭手，再以關興、魏延斷後詐敗誘敵，張郃中計被射死。劍閣實際在木門以南數百里，而演義則劍閣木門道連稱。歷史上張郃善處營陣，有勇有謀，演義卻將其寫成有勇無謀之輩。

　　火燒上方谷

正史記載曹叡派辛毗督軍，令司馬懿堅守不出，由此演義之事純屬虛構。

　　秋風五丈原

諸葛亮傳記載諸葛亮病逝於五丈原之事，演義以飽蘸深情的筆觸，將諸葛亮臨終前的言行舉止寫得紆徐委婉，著力突出其忠貞國事的高尚品格和死而後已的奮鬥精神。

　　死諸葛嚇走活仲達

本於三國志諸葛亮傳自引魏晉春秋，但只記載姜維反旗鳴鼓，司馬懿自驚而退，並未製作諸葛亮木雕像。

　　遺計斬魏延

三國志魏延傳有相關記載，但只記載魏延士卒逃散，魏延與其子數人亡奔漢中，楊儀派馬岱追斬之。而演義卻寫成諸葛亮生前定下的遺計，馬岱偷襲魏延等，實屬虛構。

　　賺曹爽

基於三國志曹爽傳及注引世語、魏氏春秋、魏略等書，以及晉書司馬懿傳，但演義在史實基礎上將這場鬥爭寫得緊張曲折，驚心動魄。歷史上司馬懿與曹爽矛盾發展過程長達十年，而演義為避免干擾蜀魏鬥爭的情節主線，對此過程予以簡潔。

　　八伐中原

姜維先後八次北伐。《三國志》劉禪傳記載姜維八次北伐。演義中鄧艾為兗州刺史，應為行安西將軍。演義對正史記載姜維的第二、四次北伐未作描寫，而演義所寫第六次、七次北伐則屬於虛構，其他幾次北伐也有虛構成分。毛宗崗《讀三國志法》稱姜維九伐中原，實則姜維第八次北伐退兵後，僅在沓中屯田，並未第九次出兵。

 

　　志怪的社會心理

 

　　魏晉南北朝小說有兩大類，「志怪」記述神仙方術、鬼魅妖怪、異域奇物，及佛法靈異，大多宣揚宗教鬼神思想，其中也有些民間故事和傳說。「志人」記述社會軼聞逸事、人物言談舉止，反映出當時的士人心態和生活面貌，也反映出社會政治、社會風氣。志怪以干寶《搜神記》為代表，志人以劉義慶《世說新語》為代表。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說志怪興盛之因是：「中國本信巫，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又大暢巫風，而鬼道愈熾；會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漸見流傳。凡此，皆張皇鬼神，稱道靈異，故自晉訖隋，特多鬼神志怪之書。」

　　志人興盛之因是名士崇尚談玄理而不談政事，清議品評人物的影響。士族子弟為了取得聲名仕進而學習名士的言談舉止，志人就是士族玄虛清談和奇特舉止的記錄。反映了士族源自的生活面貌，暴露了一些豪門貴族荒淫腐朽行為和虛偽面目，以及讚揚反禮法精神，語言大多清俊簡麗而表現力強。（拙著《醉醒夢覺》歷史小說及《緣現論》中國哲學已對名士多有著墨）

　　志怪大多以鬼、怪、妖、魅為對象，妖怪分三類：動物、植物與無生物。動物較多，狐妖最常見，因有深寓，源自《詩經》。

　　《詩經.衛風.有狐》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譯文

有隻狐狸慢慢走，在淇水的橋上。她在默默思念呵，那人有無新外套？

有隻狐狸慢慢走，在淇水河灘上。她在默默擔憂呵，那人有無新腰帶？

有隻狐狸慢慢走，在淇水的岸上。她在默默發愁呵，那人有無新袍子？

　　所以狐女故事非常多，有不學無術的、有賢妻良母的、還有自強自立的。但都漂亮、身材好（文人「書中自有顏如玉」之意淫），如《搜神記》的〈阿紫〉。有的能載歌載舞，有的喜歡人且知書達理。蛇妖（源自蛇圖騰崇拜）也很受青睞，也有好壞之分，如《異苑》的〈餉田異報〉之蛇妖能助人亦能殺人。志怪的狐女蛇妖，影響到後代的《白蛇傳》等，至今仍是影視奇幻片的主題。

　　鬼怪源自《左傳》：「人生始化曰魂，既生魄，陽曰魂……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正因古人認為「陽間」的人死後可為鬼，故虛構出很多「陰間」的鬼故事。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思想大解放、文學觀大轉變時期。漢代儒教的天人感應和道教的神仙方術大行其道，如劉邦斬白蛇自居五帝及《漢武故事》為求長生不老而求仙問道，比如道士召神驅鬼，避死永生，皆有助志怪風氣之興。而生活在漢末戰亂「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和「柴門何蕭條，狐兔翔我宇」的曹操〈短歌行〉說：「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險惡的政治環境，士人渴望物質財富，卻又追求出世、遠離政治漩渦的矛盾心理，故以喝酒酒、寫鬼故事，宣洩內心的苦悶和憤懣。

　　鬼怪主要分兩類，一是人鬼相鬥，一是人鬼互助。

　　人鬼相鬥

　　鬼害人，如《異苑》的〈顏延之妾〉故事：顏延之愛妾去世，他痛惜不已。在一個冬日臨哭愛妾時，結果其妾竟然以屏風壓延之。延之驚懼墜地，不久病卒。還有貴族鬼魂當街報仇;亡妻回來質問夫不守不再娶承諾的故事。

　　人抗鬼，如〈宋定伯捉鬼〉故事：宗定伯憑藉著聰明才智不僅一次次打消鬼對他身份的懷疑，而且還騙鬼說出不喜人唾的忌諱，結果用鬼撈了一筆大財。比如在《搜神後記》的一個故事：劉池苟家經常出現個偷米的鬼，吉翼子是個不怕鬼的人，跑來劉家罵鬼，結果被鬼報復，在眾人面前顏面盡失。有人建議劉家用毒藥來毒鬼，於是倒兩升毒葛汁進粥里，鬼偷吃後嘔吐不止，回來報復，被早有防備的劉家人打了出去。

　　人鬼相助

　　鬼助人，一般是鬼和人有親屬關係或者是人曾經幫助過鬼。如《幽明錄》的一個故事：姚牛父親被同鄉所殺，姚牛為父報仇當眾殺了此人。縣令念姚孝行，故意拖延不治罪，不久大赦，姚牛無罪釋放。後來縣令出去打獵，馬在逐鹿中突然遭一人擊打，馬受到驚嚇沒有繼續逐鹿。原來前面有陷阱，擊馬之人正是姚牛故父。這和《左傳》的「結草報恩」故事十分相似。

　　人助鬼，主要是通過幫鬼保護冢或者幫助其在世的親人，比如《搜神後記》的一個故事：一人亡故十年，遭遇到了盜墓賊，他便託夢給縣令求助，縣令帶人將盜墓賊抓獲，還修復了其墓冢。

　　鬼怪害影響了香港鬼片，大陸則多仙俠片，這反映了兩地不同的政治社會心理。最後借〈從聊齋看蒲松齡之心理〉（傳統中國文學電子報200期），分析志怪集大成《聊齋》的文人意淫之「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常語尋源》引自宋真宗〈勸學篇〉。）

 

　　從聊齋看蒲松齡之心理2006/08/04傳統中國文學電子報第二二○期　

　　《聊齋》有許多讀法，只作蒐奇獵豔的閒話觀之，未免可惜。過去已有人以各種角度研究，或文學價值、或社會史料、或哲學思想…本篇斗膽作狗尾續貂之言，擬以心理層面，略窺蒲松齡之一二。

　　一、科場迷夢

　　〈素秋〉裡，文士俞慎偶遇白衣士人俞士忱，談文論藝，極為契合，遂為至交。士忱有位妹妹，名叫素秋，俞慎亦把她當親妹妹看待。俞慎勸士忱應童子試，士忱自認福薄，便拒絕了。但俞慎屢試落第，激動了士忱去赴考童子試，連奪縣、府、道三個第一，一時聲名大噪，士忱也以為鄉試第一非自己莫屬。等到兩人一起去考鄉試，兩人竟都落了榜，俞慎還能強顏歡笑，士忱卻因此病死，後來俞慎才知道士忱和素秋是專啃書本的蠹魚精。蒲以士忱之才自喻（留仙年十九即連奪縣、府、道三個第一，被譽為淄川才子，鄉試卻一直榜上無名，直到晚年才舉貢生），卻慶幸自己比他堅忍得多。然則，若說蒲心中不痛是騙人的，每落榜一次，他就在潛意識中殺一條蠹魚精哩！

　　至於〈王子安〉把蒲應試多年的苦況，描述得淋漓盡致，如其中秀才入闈七似：「秀才入闈，有七似焉。初入時白足提籃似丐。唱名時官呵隸罵，似囚。其歸號舍也，孔孔伸頭，房房露腳，似秋末之冷蜂。其出闈場也，神情恍惚，天地異色，似出龍之病鳥。迨望報也……行坐難安，則似被縶之猱。忽而飛騎傳入，報條無我，此時神情猝變，則似鉗毒之蠅，弄之亦不覺也。初失志心灰意敗怨司衡無目、筆墨無靈……無何日漸遠，氣漸平，技又見癢，遂似破卵之鳩，只得銜木營巢，從另新抱矣。」蒲明知這種情況是「當局者痛哭欲死，而旁觀者視之，其可笑孰甚焉」，為何還執迷不悟呢？這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

　　首先，科舉成名一向是蒲家多年的願望；其次，則與蒲爭強好勝的性格不無關係……然而，蒲也只能寫〈考弊司〉說明想在陽間得功名的士人，必須切一塊屁股肉賄賂虛肚鬼王；又寫〈司文郎〉諷刺考官是瞎學道，不僅眼盲，連鼻子也不行……不過，蒲松齡在現實上拒絕不了科舉。這麼推論可有憑據？有。〈葉生〉敘述才高八斗的葉生頗得淮陽丁縣令賞識卻屢試不第。後丁縣令離任，要帶葉生去任家教，葉生已經病死了，但為報知遇之恩，仍換化為人形，跟丁縣令到北方去教孩子讀書，使那孩子重了舉人。隔年，葉生好不容易中了舉，才肯瞑目。葉生的原形，是蒲本人；丁縣令的原型，就是曾邀蒲任教三十年的畢際有。

　　二、娶妾的理由

　　蒲與妻劉氏相敬如賓，一輩子也沒娶妾；然而，《聊齋》眾多故事裡，男主角常坐享齊人之福。有趣的是，若男主角已有正室，鬼狐之類的女主角往往自甘為小妾，若無，她們還會主動要男主角納妾。這些故事泰半是蒲欲望的投射，十足十是補償作用下的產物。〈小謝〉的男主角陶望三在妻子過世之後，秋容和小謝兩位秀美的女鬼去找他，百轉千折才還陽且雙雙成了陶望三的妻子；〈蓮香〉的男主角設私塾教書，狐精蓮香和女鬼李氏便投懷送抱，後皆成其妻；〈神女〉中，米生和一仙女成親，因仙女不是凡人而不能生育，還勸米生納妾；〈陳雲棲〉寫真毓生取了還俗的女道士雲棲，因雲棲不善理家，便在其母與雲棲的要求下，取了雲眠；……。

　　若不以佛洛依德精神分析觀之（可參王溢嘉的《精神分析與文學》《聊齋搜鬼》），那些化為美女的仙狐鬼魅，正是蒲潛意識中的「我」，是由他自己出發而投射出的女性原形，容格稱之為「阿尼瑪」，蒲人格中的陰性人格。這些仙狐鬼魅能不苟流俗、敢於愛恨，兼之有那麼一點兒超能力，正是蒲狂戀、敬畏、膜拜的對象，也就是「我」，他那隱藏住的、帶著神秘色彩而只有反求諸己才能了解的，心靈。

　　三、悍婦、妒婦

　　蒲妻無從悍起也無從妒起，蒲討厭的悍婦和妒婦原形，出於自己的嫂子和後來與之絕交的友人王鹿瞻之妻。齡嫂不懂孝順只懂嫉妒，整日蜚短流長，逼著公婆分家，又極盡爭搶之能事，讓老實的蒲夫婦只分到破屋薄田，使蒲窮到終止學業而先後在幕府與學館間奔波，備嘗人情冷暖。後來，與蒲詩文相和、私交甚篤的王鹿瞻，由於為人怯懦，任由其妻凌虐老父，終於致使老父「含憤出走，彌留他鄉旅舍」，而王竟因懼內而不敢過問，蒲憤而與絕交，心中自是加深了他對悍婦的憎恨。

　　話說回來，蒲能把悍婦、妒婦刻畫得入木三分，若非他的遭遇如此，要辦到是談何容易！如〈錦瑟〉中窮苦的王生受蘭家招贅，岳父去世後，七七事之如奴僕而百般虐待，使王生深覺生不如死；〈杜小雷〉中，杜妻於作湯餅時在肉餡裡混雜不乾淨的東西，去給雙目已盲的婆婆吃；〈馬介甫〉裡楊萬石的妻子尹氏更過分，使公公飢寒如乞丐而視輿論如無物，楊萬石的狐仙朋友馬介甫看不過去，便去接濟那老人家，尹氏認為馬介甫干預自家事，反而變本加厲，逼死萬石之弟又趕走弟媳、鞭笞姪兒，又毆打萬石父親使之宵遁去河南做了道士……當然，蒲會安排個合理的結局，不讓悍婦與妒婦繼續作惡，稍稍彌平在現實中無法達到的結果。

　　四、冠冕堂皇的慾望

　　在形式上《聊齋》不消說是志怪小說，然而之中有不少則故事在內容上亦可歸類為言情小說，甚至可推為現代「超現實羅曼史」的開山祖師，其視角又不知比現代因商業化的言情小說廣得多少！再以文學性而言，其文字運用技巧高明，美妙含蓄卻不失深刻，如〈蓮花公主〉的女主角與膠州竇生結褵，「洞房溫情，窮極芳膩」；〈綠衣女〉中，于生與綠衣女寢處，「羅襦既解，腰細殆不盈握」……寫閨房之事卻不淫穢，男女情懷往往在側面的書寫下表露無遺，不輸《西廂記》。蒲當了一輩子窮秀才卻沒染上文酸味，可從《聊齋》裡看出來。

　　但蒲並非完全沒修飾過他的慾望，他有兩種手段能讓自己的慾望能冠冕堂皇為之：其一為讓女方成為主動者，另一為由情入色定終生而許之。有時兩方並施更見效果，使我們看見靈肉合一的愛而非純就物慾的結合。例如〈林四娘〉中，青州道台陳寶鑰夜中獨坐，女鬼林四娘搴幃入，笑著說：「清夜兀坐，得無寂耶？」後，自有一段韻事；〈蓮香〉裡，狐女蓮香和女鬼李氏各自主動去找桑曉，情投意合便獻身於他，後復結連理；〈翩翩〉裡潦倒的安大業被仙女翩翩所救，之後遂為夫妻；〈魯公女〉則敘述張于旦暗戀的魯女得病死去，張于但仍無法忘懷她，魯女之魂感念其深情，便在半夜私去燕好，並結來世因緣……於是我們也許會把《聊齋》做愛情故事看，卻不會把它當作情色文學，這便是蒲的高竿之處。

　　《聊齋》滿足了身為男人的蒲對愛慾無法達到的渴求，強勢者、主動者往往不是男性，與現代言情小說大異其趣。如〈聶小倩〉中寧采臣的真情和〈青鳳〉裡耿去病的假意了了可辨，在肯定真愛之餘又打破了一相情願的愛情神話；而在《聊齋》中較主動且地位高（仙、狐均有超能力）的多半是女性，而非「多金俊男」……現代言情小說的作者與讀者多為女性，自然與當時不同。

　　五、難為美男子

　　喜歡美男子的淵源悠長，從詩經開始，民間就已把「子都」掛在嘴上；樂府名篇〈陌上桑〉的羅敷用以拒絕他人挑逗的藉口之一，便是誇耀自己的丈夫相貌風度非凡；《拾遺錄》謂東漢王溥家貧而到洛陽街頭代人抄書謀生，因他貌美，僱他抄書的男子送他衣冠而女子贈他金玉，使他「一日之中，衣寶盈車而歸」；自魏晉以下，對男子相貌儀容更為重視，《世說新語》甚至闢出了「容止篇」來記載極特殊的男子形貌。

　　蒲卻瞧不起美男子，往往借女性的角度闡述「男子太美，未必值得對他用情」的想法。如〈姚安〉裡艷而知書的綠娥，愛上「美丰標」的姚安而鬧到非君不嫁的地步，婚後才發現姚安竟然是個猜忌狂，終於落得和莎劇〈奧瑟羅〉的玳絲德摩納一般下場；〈素秋〉寫到俞慎替義妹素秋擇婿，卻有眼無珠地相中「秀雅如處子」的某尚書之孫，但此人卻是個敗家之徒，婚後甚至想賣妻子以償賭債；〈胭脂〉則提到胭脂看上「白服裙褐、風采甚都」的俊秀才鄂秋隼，竟因此遭人利用，害得老父被凶徒殺害，自己和意中人也都吃上官司。

　　這是蒲為壓抑同性情誼而設的限制。試看〈俠女〉中禍亂顧生的白狐精，化作「姿容甚美，意頗儇佻」的少年向顧生求畫，「嗣後三兩日輒一至。稍稍稔熟，漸以嘲謔，生狎抱之，亦不甚拒，遂私焉。由此往來昵甚。」終於被俠女所殺。蒲和幾位文友交往甚密，如摯友李希梅與愛徒畢怡庵，若曾有他自認踰矩的情慾亦非不可能，只是他刻意要保持單純的關係，於是為文預設罪懲後果以規避、模糊內心最真實的感受，甚至找條退路婉曲陳述：「人必室有俠女，而後可以蓄孌童也。不然，爾愛其艾豭，彼愛爾婁豬矣！」

　　書寫本身就是一種宣洩，作者幽微的思、情、慾，都會不自覺地呈現，攤開若隱若現的心靈真實；而《聊齋》略勝《子不語》，遠勝《漁陽夜話》，大概就是因為王士禎太好命，袁枚雖狂卻不如蒲松齡既狂且痴。這正是文學創作者與其作者之人生歷練的必然關係。

 

　　魏晉南北朝莊園經濟

 

　　兩漢尤其是東漢時，莊園經濟已經出現，直到魏晉南北朝，土地兼併更加厲害，地主豪強掌握有龐大土地，農民只能投靠豪強。豪強為自保，也建有堡壘的大莊園，如《後漢書.仲長統列傳》所言：「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 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顏之推在《顏氏家訓.治家篇》也說：「生民之本，要當稼稽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園場之所產；雞豚之善，樹圈之所生。復及棟宇器械，樵蘇脂燭，莫非種殖之物也。至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為生之具以足，但家無鹽井耳。」除了食鹽，其他所有生活必須品，衣食住行，都可自產自銷。可見，魏晉南北朝的莊園經濟具有家族、封閉、自主、規模、綜合和武裝性。

　　莊園一年十二個月的生活狀況，如東漢崔寔的《四民月令》所云：「正月之朔，是謂正旦，躬率妻孥，潔祀祖邇。及祀日，進酒降神畢，乃室家尊卑，無大無小，以次列於先祖之前。…農事未起，命成童（15-20）已上入大學，學《五經》。硯冰釋，命幼童（9-14）入小學，學篇章。雨水中，地氣上騰，土長冒橛，陳根可拔，急災強土黑壚之田（糞田）。可種瓜、葵、大小蔥、蒜、苜。可作諸醬、肉醬、清醬。正月自朔暨晦，可移諸樹竹、漆、桐、梓、松、柏、雜木。正月盡二月，可種春麥、豆卑豆，可剝樹枝。自正月以終季夏，不可伐木必生蠹蟲。（或曰：以上旬伐之，雖春夏不蠹，猶有剖析開解之害）。…冬至之日，薦黍羔。先薦玄冥，以及祖禰。其進酒肴，及謁賀君師耆老，如正旦。硯冰凍，命幼童入小學，讀《孝經》《論語》篇章…十二月，請召宗族婚姻賓旅，講好和禮，以篤恩紀。休農息役，惠必下浹。遂合耦田器，養耕牛，選任田者，以俟農事之起。及臘日，祀祖，好遠游、死道路，故祀以為道神也以求道路之福。臘明日更新，謂之小歲，進酒尊長，修賀君師，過臘一日，是謂小歲，拜賀君親」。

　　可見，莊園裡也是耕讀傳家，但迷信中共史觀者認為，正因把奴婢當自家人，故奴役的更厲害，其實奴婢只是莊園裡一份子，其餘如下：1、莊園主，多為士族、官僚、巨商等，如孔靈符、謝靈運、沈慶之等。2、典計，莊園管事。典計不從事生產勞動，一是在莊園裡監督奴牌和佃客進行生產，二是對莊園的經濟情況進行核算、登記，並及時向莊園主匯報。3、部曲，最早是漢軍的一種編制名稱，到魏晉，部曲已成豪強士族的家兵，但也轉向生產。如《南史卷七十五》云：「（張孝秀）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眾。」4、門生義附，也稱門生義故、門附，多來自庶族寒門的投靠，有師徒或義從關係，從事：隨從、勞作、宿衛。如顧炎武《日知錄.門主》云：《宋書.徐湛之傳》「門生千余人，皆三吳富人之子，姿質端妍，衣服鮮而。每出人行游，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謝靈運傳》「奴僮既眾，義故門生數百。」《南齊書.劉懷珍傳》「懷珍北州舊姓，門附殷積。啟上，門生千人充宿衛，孝武大驚。」5、佃客，也稱客、衣食客，是依附的租地農民，租種莊園主的土地，定期繳納田租，如《通典.食貨五》云：「其佃谷，皆與大家量分」，大都是窮困的自耕農，天災人禍，不得不出賣勞動。6、奴婢，亦稱奴僮、奴役，直接從事生產勞動，如《宋書.沈慶之傳》云：「耕當問奴，織當訪婢。」

　　永嘉之亂後，北方世族地主大量南徙，原來同財共居的大家族，分散為一個個的小家庭。莊園已不再是聚族而居，而是小家庭擁有的大地產。與此同時，原來莊園擁有的奴婢、門附也在流徙中散失。南徙世族創辦莊園時不得不新尋勞動者：1、朝廷實行庇蔭政策後，一批自耕農為了逃避賦役，成為佃客。2、寒門庶族在戰亂中為了解決衣食問題而投靠莊園主，成為典計和衣食客。3、部分自耕農一時無力應付天災人禍，自賣成為傭客。4、朝廷賞賜或莊園主出錢購買的奴婢。以上四者彼此之間都沒有血緣親族關係，因此，宗法性大大減弱，等級性加強。

 

　　中西莊園經濟之異同

　　前述所簡介西中之別如下：西奴以生產為主，中奴則非;西封來自羅帝衰亡、各地由上而下、依契約分封權利，中封則是西周透過分封冊命的朝貢義務、建立中央之間接統治;西帝演化自漁獵牧文明、習於外取、從古希羅到英法德美等海陸霸權，中則演化出自主自給的小農文明之天下觀;西資已是成熟的資本主義，中資則剛萌芽就夭折了。在此簡析較似西方中世莊園的魏晉莊園之別。

　　東漢光武帝是豪強支持而建立政權，未積極抑制土地兼併並，於是豪強掌控的莊園迅速擴增。莊園吸收生活艱苦的農民為佃農，成為戶政管控不到的依附人口，以集體組織、高效率的生產方式提高產量，又兼營商業和手工業，成為自給自足的經濟和社會組織。莊園主要的生產者是徒附（貧苦農民）、佃客、奴婢，另有部曲做為保衛莊園的私人武力。戰亂時期，莊園建造塢堡，在社會救助、收容流民等方面，有穩定社會秩序的功能。與此同時，流民南遷，將北方先進的生產技術帶到南方，推廣了水利興修，促進了南方地區的經濟發展。

　　西方中世莊園經濟是羅馬帝國末期，小農為了逃避戰亂及重稅，將田地獻給地主，保護者與被保護者關係。800-1000 年間，馬札爾人（匈牙利人）從東方入侵歐洲，引起日耳曼（馬克傳統）和義大利地區恐慌；北方則有維京人南侵，許多自由人為了自保，帶著土地投靠有力的地主，求其保護。莊園是一個自給自足的農村共同體。中古前期貨幣經濟消失，形成以物易物與勞務交換。由於「馬蹬」的使用，重裝騎兵戰鬥力增強，於是分封莊園給騎士（收入用來維持騎士的生活及裝備）。領主與農奴間有契約的權利與義務。領主必須分給土地、提供保護、執行司法，農奴則應耕作田地、提供勞役、繳納租稅等。農奴身分世襲，附著於土地，隨其轉移。

　　西歐中世莊園制，是封建領主通過超經濟強制力迫使佃戶無償地為自己提供勞役、地租的一種土地所有制形態與剝削形式，佃戶每周為莊園主出勞役3-4天，其餘時間才能到自己的地上勞動，還要向教會交納什一稅，每年復活節聖誕節還要向領主交納雞蛋、雞、麵包、蜜等實物，其他日用品實物有：麻布、襯衣、木板、捅、斧子，甚至上交用壞的鐵農具，以便莊園的鐵匠回爐鍛造新工具。另外，還要交納一些貨幣稅，如使用領主壟斷的磨坊、烤麵包爐、釀酒機等所交納的使用費、人頭稅、死手捐、婚姻捐、訴訟捐，十一世紀後期出現任意稅、法庭罰金、土地轉移費、佃戶釋放費等。魏晉莊園除奴婢無條件勞動外，佃戶一般都採用實物地租，一般是前述「見稅什五」即50%，有時還得無償為莊園主服勞役，如砍伐林木、修建院宇、運送物品及看家護院等。

　　魏晉莊園的土地都集中連片，且面積很大。西歐莊園的直領地很少連成一片，除了森林、草地之外，耕地大部分仍是以條田形式分散各處（三田休耕制，因土厚要用重犁不利轉彎且沒糞田），與佃戶份地錯綜相間，與最初的自然村落一致。

 

　　魏晉隋唐的士族結構

 

　　研究魏晉隋唐的士族結構之權威是毛漢光《中國中古社會史略論》（依其碩論《兩晉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及博論《唐代統治階層社會變動》而來），毛用數理統計的定量方法研究（韓昇在〈中古社會史研究的數理統計與士族問題——評毛漢光先生《中國中古社會史論》〉〔《復旦學報》2003年5期，pp.91～98。〕多所肯定，但也質疑定量不足、還須定性，「士族破落清貧者有之，數世未出高官者有之，卻維持家門不墜，睥睨權勢，怎一個量化標準把握得了？…士族和仕族大不相同…士族與豪強之別，在於文化立家，亦即士族本于儒家禮法形成門第，豪強則本於實力。」〔前述已言：中國的家鄉主義使得，從秦漢的三老、東漢魏晉南北朝隋唐的莊園世家、宋明清的士紳、民國的軍紳，為了家族生存，兼具士農工商、黑白正邪、官兵義軍海陸盜等，且押寶多方，如明兼具兼具海商盜的鄭家、清日民國台獨的辜家。連東漢黨錮之禍、唐代牛李黨爭、宋代新舊黨爭、到明代東林黨爭，多兼具知識份子的黨派、主張、個人及家鄉之名利，清末民初至今的黨爭更加了國族之爭。」〕其實如前述所言，若不能反映實相，不論定量定性多是應然，毛論雖未必是士族實相，但可否證陳寅恪的士族門閥政治盛於兩晉而衰落於南北朝之說：「武曌則以關隴集團外之山東寒族，一旦攫取政權，久居洛陽，轉移全國重心於山東，中進士詞科之選舉，拔取人才，遂破南北朝之貴族階級。」），得出從東漢末年以來，士族在官場占比一直在上升，從建安年間的29%上升到東晉的80.8%高峰。以後，南朝士族一直過半數。東晉後期，隨著北府兵集團的興起，出現了宋、齊、梁、陳四個由東晉不入流的軍功家族建立的王朝，但並不代表被稱爲寒門、寒賤、庶族取代了士族，實際上，政權仍由士族把持，只是不如東晉初的「王與馬共天下」盛況，出身較低的皇族仍需要依靠士族來統治社會。北朝的拓跋氏進入中原後，北魏士族的占比也迅速提高，從31%猛升至79.7%。隋唐士族占比仍高，隋爲67%，唐安史之亂前爲65%，亂後在56%到89%之間波動，越後，士族比例越高。

　　然而安史之亂後，士族比例越高，只是京畿情況，因爲藩鎮割據後，許多地區的實權不在中央，所以，中央多士族只是夕陽無限好。在士族中央化過程中，紮根于地方的魏晉隋唐士族由盛而衰，轉變為宋明清士紳階級，好比魏晉以來以維護門第為主的官方譜學消亡，回歸宋代以後以祭祖為主的民間譜族。

　　至於明清士紳結構，何炳棣的《明清社會史論》（1962），是第一位大量運用附有三代履歷的明清進士登科錄及會試、鄉試同年齒錄等鮮為人注意的科舉史料的學者。根據這些史料作量化統計，分析向上與向下社會流動；在資料的數量與涵蓋面，均遠超前人，統計分析樣本，進士達一萬四五千名，舉人貢生達兩萬多名。分析結果，明代平民出身進士約占50%，清代則減至37.2%；而父祖三代有生員以上功名者，則由明代50%，升至清代62.8%。清代，尤其清代後期，大行捐納制度，富與貴緊密結合，影響力量趨強；遂使平民向上流動機會大減。明清社會幾乎沒有制度化的機制，阻止高地位家庭長期的向下流動，均分遺產的習俗可能是最有力的的因素。明初精英的社會流動率，即使近代西方社會精英社會流動的數據，也可能很難超越。

　　雷家驥的《隋唐中央權力結構及其演進》，依毛漢光的博論《唐代統治階層社會變動》統計數據，否證了（毛反沒提及!因大師情結?）「陳寅恪假設」：「第一，北周實施關中本位政策，此政策至武則天時代才被摧毀。第二，在關中本位政策下，出現了關隴集團與山東集團的嚴重衝突，成為政潮的原因。第三，士族控制治權，引起寒素的劇烈競爭，降至武則天時代，實施抑壓制士族而拔擢寒素的政策，為奪權行動打基礎。（p8）唐朝開國創業功臣以山東人為主（p14）初唐四十二年之間，決策階層的權利結構以士族為主，若以屬區來觀察，則山東人物較關隴人物略占優勢（p15）。山東和江南的小族或寒素，不但未完全為武后拉攏，用以對抗關隴人物，反而對抗武后的大臣中，不乏此類人物（p56） 山東人在政府的高層組織中，自太宗以來至武則天，優勢地位沒有變化（p86）」（陳寅恪提出，牛李黨爭是寒素進士與舊士族之爭，牛黨擁護科舉，李黨反對。毛漢光《中國中古社會史略論》第九篇統計唐朝十八個士族成員科舉與仕進的情況，指出晚唐政爭，是士族之爭，而非寒素進士與舊門第之爭，李黨反對的不是進士第本身，而是進士的浮華風氣。）陳寅恪以詩治史，雖有洞見，但也常獨斷（如斷魏晉士族多信天師道），畢竟詩意本曖昧，實不宜治史，故見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對陳詩之解釋，就與余英時的《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有異。

 

　　以下簡介魏晉隋唐集團鬥爭史

　　中國家鄉主義下，天下與家鄉之外，一片散沙，鬥爭自然以族群集團方式表現。關隴集團（籍貫陝西關中和甘肅隴山的門閥軍事勢力）起源於北魏孝文帝，了保障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的安全，沿邊建立了六個軍鎮（含武川）。如清代趙翼《廿二史箚記.卷十五》所云：「北周隋唐皆出自武川。」北魏分裂後，在東、西魏的爭奪戰中，關隴和河東等地的豪強地主都歸附了西魏實際掌權人宇文泰。宇組成了以八柱國為核心，以十二大將軍的府兵為基礎的軍事貴族集團，陳寅恪稱關隴集團。初期六鎮將士大多是鮮卑貴族，後期漢人漸為主體。這批軍事貴族以武川軍人為班底，定居關中，胡漢雜糅，文武合一，互相通婚（如獨孤信長女為北周明帝皇后、四女為唐高祖李淵之母、七女為隋文帝皇后，此似宋耀如長女宋靄齡〔愛財〕嫁富商孔祥熙、次女宋慶齡〔愛名〕嫁國父孫中山〔孫無實權故有虛名〕、小女宋美齡〔愛權〕嫁總統蔣中正。）

　　關隴集團先後建立了西魏，北周，隋，唐四朝，然物極必反，到唐初，山東集團崛起，挑戰關隴集團。唐初有四大門閥，關隴集團，山東士族，江左士族，代北士族。經隋末動亂，江左和代北士族勢力已不在，關隴也大不如前，唯山東尚存。他們世代學習儒學，世代為官，家風甚好，門第威望很高，可影響社會風氣。當中以王、盧、李、鄭、崔五大家族為代表，威望比李唐還高。唐太宗李世民命人修《氏族治》，崔氏被排在第一等。李看完大為惱火，下令把崔氏降為三等，把李唐排在第一。山東威望仍在，房玄齡和魏徵等大臣爭相與聯姻，來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威望。太宗多次禁止李唐皇室與山東士族聯姻，也不允許山東士族私自聯姻。還利用山東豪強軍事集團來遏制山東士族，他們都是隋末起義的將領。唐後，有的身居高位，有的轉化為庶族地主。他們也想與山東士族聯姻來提高自己的地位，可是士族講究門第，瞧不起武將出身的軍人。到武則天時，又下令編撰《姓氏錄》，將武姓列為第一等，其餘的以官職高下為等級標準，使大批庶族都升為了士族，因此《姓氏錄》受到山東士族抵制，嘲笑其為「勛格」，甚至以名列《姓氏錄》為恥。唐末五代，戰亂頻繁，門閥制度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大批舊士族被殺，譜牒也遭到焚毀，魏晉以來以維護門第為主的官方譜學消亡，回歸宋代以後以祭祖為主的民間譜族。

　　李世民採取科舉、門蔭、推薦等手段，平衡朝中的政治勢力，形成以房玄齡為代表的山東士族，以魏徵、馬周為代表的寒族，以蕭禹、王珪為代表的南朝貴族，以及以宇文士及、長孫無忌、褚遂良為代表的關隴貴族為骨幹的領導集體，逐步降低關隴在朝中的影響。不過，在貞觀末期，關隴長孫無忌（高宗李治的舅舅）、褚遂良等擁立李治，長孫無忌策劃政治清。高宗的叔叔李元景、哥哥李恪及妹妹高陽公主夫婦等均被賜死，有大功的宗室親王李道宗被流放，房玄齡、杜如晦的兒子都牽涉其中，山東集團遭重大打擊。此後關隴集團越發的不可收拾。永徽元年到三年（649-652），先後把宇文節、柳奭、韓瑗、來濟等關隴官僚提拔為宰相，並迫使出身山東集團的李績辭去了尚書左僕射的職務，讓他做一個掛名的宰相。多年來長孫無忌與褚遂良二人不知道收斂，引來眾多朝臣的仇恨。在加上武則天的非凡手段，以及高宗的怒火。永徽六年十一月初一，武則天如願當上皇后。隨即，為高宗出謀劃策，先後罷黜了褚遂良、韓瑗、來濟等關隴骨幹，將他們遠貶蠻荒。顯慶四年（659年），武則天授意許敬宗等人把長孫無忌編織進了一樁朋黨案，上奏長孫元忌伺機謀反，高宗下詔削去長孫無忌的官職和封邑，流徙黔州，兒子及宗族全被株連，或流或殺。三個月後，長孫無忌自殺。

　　山東軍事集團的代表是李績，受高宗重用，凡是多詢問李績，長孫無忌極力反對武則天為后，而李績卻說這是皇上家事，別人不必干預。最後武則天得立皇后，長孫無忌被放逐，並不意味著關隴的結束，取代的也不是山東軍事集團。武則天登基後，開科取士，重用和提拔寒門庶族，以此來弱化門第之分，可是山東士族勢力還在，集團的影響力一直關係到唐朝的存亡，牛李黨爭來自他們。

 

隋唐

 

　　隋唐的士族結構及集團鬥爭已見前述，本章只論隋煬帝，唐太宗，武則天，唐玄宗。

　　如前述所言：「歷史是勝利者的歷史（含正義、審判…等成王敗寇），政軍勝利者書寫的政統史觀，冷眼旁觀便能一目了然其謬。但一屎障目的典範勝利者之史觀，會合理化自己的道統才是正統，故不易了然。野史的精神勝利史觀更是民粹。」隋煬帝在《隋煬帝艷史》、漢武帝在《漢武故事》及商紂在《封神演義》，是中國三大帝王情色小說的最佳男主角。煬帝如始皇都是亡於過耗名力，二人長年在外巡視、無暇淫欲宮內。煬帝三下江南之貪腐也不如康熙乾隆，幸而康熙有雍正善後，而嘉慶只清算了和珅、無力肅貪而解決盛世危機。至於殺父/兄都是道德史觀的抹黑，楊廣/趙匡義都已勝券在握，沒必要殺父/兄。煬帝，故以下先釋疑再簡介。

　　隋煬帝的功過

　　《隋書》有關煬帝「弒父淫母」記載取材於趙毅所著的野史《大業略記》，本書的史料來源其實並不可靠，多是隋末唐初民間流行對「暴君」的一些雜談、軼聞和傳說，故近代史家多所質疑。

　　前述曾言：「希特勒是史上罕見（其實王莽和焬帝也是、後述）在掌權前，便在《我的奮鬥》透露其國家軍事戰略的領袖，只是當時人視之宣傳。」王莽掌權前雖未具體明言國家軍事戰略，但由其儒家理想主義之言行，便可預知將會陷烏托邦之困境：為了實現應然的理想自然會帶來實然的迫害。煬帝掌權前和王莽一樣有盛名、更有武功，上下交相欺而上台，為了實現其雄才大略，難免會過耗名力

　　煬帝好大喜功及經常南征北伐，即位後幾乎每年徵發重役。仁壽四年（604）十一月，他為了開掘長塹拱衛洛陽，調發今山西、河南幾十萬農民；次年營建東都洛陽，每月役使丁男多達兩百萬人；自大業元年至六年（605-612），開發了各段運河，先後調發河南、淮北、淮南、河北、江南諸郡的農民和士兵三百多萬人；大業三年和四年在榆林（今內蒙）以東修長城，兩次調發男丁一百二十萬，役死者過半。總計十餘年間被徵發擾動的農民不下一千萬人次，平均每戶就役者一人以上，造成「天下死於役」的慘象。隋煬帝年年遠出巡遊，曾三游江都，兩巡塞北，一遊河右，三至涿郡，還在長安、洛陽間頻繁往還。

　　隋煬帝下江南並非愚蠢，比起長安，江都才是楊廣真正的根據地，雖然618年楊廣還是在江都被叛軍殺死。三征高麗失敗之後，強盛的大隋已烽煙處處，楊廣感到被眾多關隴門閥貴族包圍著的帝都長安不再安全。楊廣在隋文帝開皇八年為行軍元帥，統轄九十路總管，雄兵五十一萬八千渡江滅陳，統一全國。開皇十年（590年），為了鞏固對江南的統治，隋文帝任命楊廣為揚州總管，出鎮揚州即江都。煬帝十分重視文教，大力發展經學，如徵召南人為學士從事撰述典籍的工作，這些經學註解更成為日後唐代最重要的經學根據。傳統史家忽略他對江南地區的發展和貢獻。

　　傳統史家認為煬帝三征高麗只是好大喜功、窮兵黷武，又認為他只是藉口高麗不朝而興師問罪。其實，若從宏觀歷史看，征伐高麗是有其道理。楊隋皇朝的祖先是在鮮卑政權下長大，十分了解東北是非常富庶的。有別於西北的遊牧民族，東北早已發展農耕畜牧，經濟發展使高麗更加強大，遂成隋朝東北隱患。所以，隋初的主要外患來自西北，後來則來自東北。隨着首都的遷移、邊患的改變，東都京師的駐軍隨之而增多，再加上東突厥、西突厥的問題已經解決，餘下的就只有高麗了。故以隋煬帝為鑑的唐太宗仍征三征高麗而敗，至高宗武則天時才平定。若從後來遼金蒙元滿清的崛起，而成中國的大患，更煬帝之先見，只是其軍事戰略不足以達成國家戰略。

　　隋煬帝和唐太宗有不少相同之處，例如二人都是以庶子之名奪嫡而得位、在即位之前建立不少軍功、在即位之後用兵高麗等。二人在軍事策略、外交政策方面如出一轍，先對付正北方的東突厥，然後是吐谷渾、西突厥，最後是高麗。後人推崇和讚譽的只有唐太宗，卻甚少提及隋煬帝在外交和軍事政策的識見。在傳統成王敗寇政統史觀下，唐太宗是「 成功 」的君主，而隋煬帝則是「 失敗 」的樣本。（拙著《李氏王朝的囈言》曾以歷史小說方式，讓二人對話。）

　　隋煬帝簡介

楊廣（569-618年），又名英，小字阿𡡉，隋文帝楊堅和文獻皇后獨孤伽羅的次子，唐高祖的表弟。唐高祖李淵諡楊廣為煬帝，十三歲被封為晉王，兼任并州主管。皇子時掛帥消滅南陳，統一中國，後取代兄長楊勇被立為太子，於604年7月21日由楊素協助登基。將科舉制度（萌芽於魏晉南北朝）正式為國家政策，此後歷代均以科舉而選拔人才，隋唐大運河是世界史上最長的運河，對後世有重大影響。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隋朝大運河部分河段失去通航功能，被元世祖忽必烈所修的京杭大運河代取代。其他功績如討伐吐谷渾（609年攻滅吐谷渾，但615年吐谷渾可汗伏允在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復國），討占城（605年攻占城，隨著軍隊班師後，占城王商菩跋摩遂在比景、海陰、林邑三郡故地復國，隋軍死者什四、五，指揮官劉方也病死於班師途中），討高句麗（三戰均敗）則對後世影響較小。

 

　　唐太宗的功過

 

　　傳統史書稱讚唐太宗的貞觀之治，近代則質疑這是受到唐太宗修改實錄的誤導，到現代又中和前者看，看似經歷了一段正反合的辯證過程，其實只是文獻內的解釋而已，不如從家族政治心理切入。李家起兵之初，形勢不利，父親李淵自然保守，次子李世民依前述二性自然激進，事後當然依照各自利益解釋。玄武門之變更是家族恩怨情仇的結果，李淵在太子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間猶豫不決，導致兄弟鬩牆，還好政變局限門內而且李淵知退。貞觀之治的納「諫」，容易流於形式化和神聖化（如明代死諫），故應然的「諫」不如實然的「議」之就事論事。以下依序簡介李世民及其功過之爭。

　　李世民簡介

唐太宗李世民（598-649），唐高祖李淵次子，母親太穆皇后竇氏，開創了「貞觀之治」，成為唐代乃至中國歷史上最享負盛名的皇帝之一，亦是為後世爭相效仿的明君典範之一。在滅亡東突厥汗國之後，被九姓鐵勒、西域諸國國王、吐火羅葉護尊稱為「天可汗」，成為首位天可汗。李世民少年從軍，曾於雁門關營救隋煬帝。晉陽起兵攻取長安後，受封秦公。唐朝建立後，封為天策上將、秦王、太尉、司徒兼尚書令，他是傑出的軍事家，率部平定了薛仁杲、劉武周、竇建德、王世充等隋末群雄，為唐朝建立赫赫戰功。武德九年（626）發動玄武門之變殺死兄長太子李建成、四弟齊王李元吉二人及二人諸子而被立為太子，高祖李淵被迫退位，李世民即位，是為太宗。登基後，積極聽取群臣意見，文治天下，開疆拓土，成為中國史上著名的明君。虛心納諫，在國內厲行節約，使百姓能夠休養生息，開創著名的貞觀之治，為後來的開元盛世（開元之治）以及唐朝130年的盛世奠基。貞觀之治是指太宗在位二十三年（627-649）清明政治。由於太宗能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廣開言路，虛心納諫，重用魏徵等諍臣；並採取了以農為本、厲行節約、休養生息、文教復興、完善科舉制度等政策制度以讓社會出現安定的局面；大力平定外患，尊重邊族風俗，穩固邊疆。貞觀之治為後來全盛的開元盛世奠定了重要基礎，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

 

　　晉陽起兵的首謀是李世民嗎

　　傳統認為晉陽起兵的主謀是李世民，李淵起兵是被迫的。李世民是諸子中最精明能幹的，從小聰慧伶俐，膽識過人，眼見隋王朝危在旦夕，便暗結俊傑，蓄意經略天下。李淵素無大志，平庸無能，是一個膽小怕事、無所作為的人。如《舊唐書》說：「太宗與晉陽令劉文靜首謀，勸舉義兵…時隋祚已終，太宗潛圖義舉，每折書下士，推財養客，群盜大俠，莫不願效死力。」而《新唐書》則說：「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太宗）與晉陽令劉文靜謀舉大勢，計已決，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懼不聽見。」當時，大業十三年（617）世民勸說父親起兵，而李淵非常害怕，竟要將兒子送往晉陽縣衙以治其謀反之罪。後來，在兒子的一再勸說下，自己又不被多疑的隋煬帝信任，惟恐有殺身之禍，才只好聽從世民的建議，開倉濟民，六月，起兵于晉陽。《資治通鑒》的記載則更詳盡具體：李世民先與劉文靜密謀，打算「乘虛入關，號令天下」。然後由裴寂告知李淵，李淵被迫無奈，只得說：「吾兒誠有此謀，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仕家為國亦由汝。」由此得出結論：「高祖所以有天下， 皆太宗之功。」

　　近代卻對此提出異議，認為新舊《唐書》記載晉陽起兵的首謀是李世民，只不過是溢美之辭。晉陽起兵時，李世民年僅20歲，從年資閱歷或實際的軍事政治經驗來說，他無法擔當「首謀」的角色。而且從資歷和威望來說，他比不上李淵，李淵才是真正首謀，是個有勇有謀的梟雄。他出身于關隴貴族，且和隋室有近親關係，早有起兵叛隋的念頭。曾多次和親信謀士談論叛隋，李淵的態度似乎沒有李世民堅定，但這正是他老謀深算。史載：「高祖審獨夫之運去，知新主之勃興，密運雄圖」，但表面仍「縱酒納賂以自晦」，其實是等待最好時機。隋煬帝大業十一年（615），李淵受命為山西撫慰大使時，副使夏侯端勸他早作防備，李淵「深然其言」。次年，李淵繼任太原留守，心中暗自高興，並對世民說：「唐固吾國，太原即其地焉。今我來斯，是為無與，與而不取，禍將斯及。」這時，李淵授命鎮壓山西農民，同時，卻在暗中發展勢力，命長子建成「于河東潛結英雄」，次子世民「于晉陽密招豪友」，兩人「傾財賑施，卑身下士」，又積極聯絡隋晉陽宮副將裴寂和晉陽令劉文靜，共謀起兵之事。617年群雄並起，隋王朝即將崩潰的時刻，李淵終於毫不猶豫地起兵了。還有唐朝建立後，宇文士及前來投唐，並與李淵談及往事時說：「往在涿郡，嘗夜中密論時事。」李淵笑著對裴寂說：「此人與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輩皆在其後。」這時的李世民才十三、四歲，不可能有反隋起義的舉動。由上可知，李淵絕不是昏庸無能之輩，而是一個「素懷濟世之略，有經綸天下之心」的人物。晉陽起兵的主要策劃者，應數李淵。

　　參讀武德年間所著《大唐創業起居注》，以及訂正詳實的《資治通鑑考異》（同時記錄了《實錄》、野史、物證等考據），再考查《舊唐書》等（以《實錄》為藍本）相關記載細節上略有出入，但可以確定三點，一是，晉陽起兵元謀功臣李世民、裴寂、劉文靜三人為首功，而皇太子李建成在河東，並未參與起兵事宜。二是，義軍在潼關河東受挫時，是由敦煌公李世民獻計並率軍平定關中後，方才請唐高祖李淵赴京，而隴西公李建成只是和劉文靜等人屯守永豐倉以防備屈突通。三是，李世民直接參與了晉陽起兵的募兵事宜，義兵在隨唐高祖李淵起兵平定天下後，號「元從禁軍」，屯於玄武門，並參與了玄武門之變。初唐歷史事件，各史料中所載（包括不受官方幹預的稗官野史）保持高度一致。由此可知，初唐歷史事件並無大規模刪改杜撰的可能，記載上的出入更多為敍事主體不同，卻也相互印證。

 

　　唐太宗修改實錄

　　貞觀十四年（640），太宗對歷代帝王不讀《國史》非常不滿，便詢問房玄齡：「朕每觀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規誡。不知自古當代國史，何因不令帝王親見之？」房回答說：「國史既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止應畏有忤旨，故不得見也。」太宗解釋道：「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國史》者，蓋有善事，固不須論；若有不善，亦欲以為鑒誡，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錄進來。」

　　太宗看完《實錄》後，對有關玄武門之變的記載不滿意，向房說：「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櫻、利萬民耳。史官執筆，何須有隱?宜即改削浮辭，直書其事。」房與許敬宗立即奉命修改《實錄》，這樣，《實錄》便帶有傾向太宗奪嫡的內容，把晉陽之謀說成「皆太宗之功」，又說因李世民功高，高祖屢次許以太子；把太子建成更是渲染得低庸無能、卑鄙無恥，「謀害太宗」。

 

　　太宗的兩個缺點

　　《資治通鑒》記載太宗有兩個缺點，喜歡打獵、服用長生不老藥，高宗繼位元後，全部改正。楨：此論不知，田獵從古至滿清，都具有體育軍事目的。至於服食，也是前述所言「文文相護」。高宗不打獵不服食又如何?還不是因為風眩病（偏頭痛?）而依賴武則天，進而被篡位。

　　為了阻止太宗打獵，大臣們想盡辦法，魏徵更是多次勸阻。《資治通鑒》記載：有次，太宗得到一隻獵鳥，這時，魏徵來了。太宗趕緊把獵鳥揣在懷裡，等魏徵奏完事，獵鳥竟被悶死，心疼不已。還有一次，太宗竟然射宮女養的兔子，將軍執失思力說：「天命陛下為華、夷父母，奈何自輕？」雖然群臣勸諫，但太宗每個月都會出宮打獵。長孫皇后曾留下遺言曰：「省作役，止遊畋，妾雖沒於九泉，誠無所恨。」太宗並未聽進去。

　　貞觀二十一年正月，長孫皇后的舅舅高士廉去世，太宗非常悲痛，要親往葬禮。長孫無忌勸阻說：「陛下餌金石，于方不得臨喪，奈何不為宗廟蒼生自重！」貞觀二十二年，王玄策俘虜了中天竺那羅邇婆婆寐方士，自稱己200多歲，有長生不老之術，太宗花重金方士準備丹藥。

　　太宗年輕時參與了多次大戰，身體、精神消耗很大，導致50歲重病。在吃其他藥沒效下，才吃丹藥，《舊唐書.天竺傳》《舊唐書.郝處俊傳》記載吃丹藥 「服竟不效」，不是死於吃丹藥，而是病死的。方士那羅邇娑婆寐根本就沒有造出藥，「藥竟不就」。而李蕃説唐太宗死於吃丹藥，並不可信。李蕃是太宗死後百年的人，完全不瞭解太宗死因，太宗的近親、近侍、近臣瞭解情況的沒人有認為因丹藥而死。

 

　　納諫的形式化

　　玄武門之變後的太宗急於獲得輿論認可，自然就和懷有內聖外王理想的儒家結合，一開始就有著形式和功利主義特徵。

　　在貞觀年間漫長的進諫與納諫遊戲中，變得越來越形式主義。太宗幾乎逢諫必納，對進諫者無不大加賞賜，但在行動上卻幾乎沒有什麼改觀：獎賞過諫臣之後，想去遊獵仍然會去;想修築新的別宮仍然會修。

　　貞觀八年，皇甫德進諫說：「陛下往日修築洛陽宮，耗費民力;收取地租，則過分征斂;民間女子都喜歡梳高髻，也是向宮裡學的。」太宗聽後大怒：「這個皇甫德參，是不是國家不徵用一個勞動力，一鬥地租都不收取，然後朕的宮女們都剃著光頭，他才滿意？」魏徵敏感地覺察出了太宗心理上的微妙變化，他直言不諱地說道：「陛下如今不再喜歡直言了。雖然還勉強接受，但早已沒有了往日的豁達。」貞觀十三年（639），魏徵〈十漸不克終疏〉說道：「頃年以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太宗用人「近歲以來，由心好惡，或眾善舉而用之，或一人毀而棄之;或積年任而信之，或一朝疑而遠之」，魏徵之後，這樣聲音就少了。

　　《貞觀政要》記載魏徵一生諫諍達數十萬言。《新唐書.魏徵》更記載太宗在魏徵去世後說：「以銅為鑒，可正衣寇；以古為鑒，可知興替；以人為鑒，可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鑒，內防己過。今魏徵逝，一鑒亡矣。」然而，太宗卻推倒他的墓碑，磨平他的碑文！

 

　　武則天的功過

 

　　傳統批評武則天為了奪權，像漢高祖的呂后虐殺戚夫人成「人彘」，武則天不但殘殺蕭淑妃，還掐死自己的女兒嫁禍王皇后，並且殺了兩個不滿意的太子兒子。近代反批這些都是儒家父權主義的抹黑。相對於俄羅斯凱薩琳大帝的順勢奪權（當時的僧侶、貴族和軍人多反感彼得三世），武則天的逆勢奪權、困難多了，從生物本能看，不無可能。陸生動物種類繁多，雖然不像海洋魚類大魚吃小魚，但是也演化出獵食猴子的黑猩猩（95%基因和人相同）、捕食飛鳥的猛禽、吞食蛇類的王蛇，母熊因為飢餓而吃小熊、好比古代的易子而食。如前述所言：直系血親才「亂倫禁忌」的生物本能，故唐高宗娶其父太宗的妃子武則天、唐玄宗娶其子媳婦楊貴妃，與其說是胡化之俗，不如說是生物本能。以下簡介武則天和凱薩琳大帝。

　　武則天簡介

　　武曌（624-705），賜號武媚，或稱武則天、則天后、武后、武太后等，是中國唯一獲正史承認的女性皇帝與太上皇。武氏是武周的開國皇帝，也曾是唐太宗的才人、及高宗的皇后。

　　武氏十四歲入宮為太宗才人，十二年不得遷。高宗時復為昭儀，謀廢得到唐太宗託付於重臣褚遂良的「佳兒佳婦」王皇后與蕭淑妃，得立為皇后（655-683）。一時尊號為天后，與高宗李治並稱「二聖」。由於唐高宗患風眩病，無力治理政事，660年11月武氏開始臨朝，史載「自此內輔國政數十年，威勢與帝無異」，683-690年作為中宗、睿宗的皇太后臨朝稱制，後改名曌，自立為武周皇帝（690-705），稱帝後上尊號「聖神皇帝」。退位後，其子中宗皇帝獻尊號，稱「則天大聖皇帝」。

　　她在掌權時積極推動唐朝中國的政治發展。例如，對邊疆地區撫慰與討伐並用以穩定其發展，積極提拔有能力的人士擔任官員，採取促進族群融合團結的政策，改革有關制度以加強中央集權，針對人們為逃避賦役而四處遷徙沒有戶籍（「逃戶」）的問題進行改革，推行各種措施促進商業繁榮，建設農業水利設施，採取一系列措施發展經濟，促進文學藝術繁榮等。同時，她也積極從事於土木作造事務，並特別積極於造國字改年號（每年更換年號）。705年元月，宰相張柬之等發動神龍革命，迫使她內禪皇位與李顯，705年12月16日過世於洛陽上陽宮仙居殿。唐朝自高宗以後的所有合法皇帝（李唐皇族）皆為武則天之直系子孫，未妨礙唐朝皇位繼承，因此她以女兒身稱帝這種「大逆不道」的事並沒有受到太嚴厲的歷史譴責。應是前述所言：：唐太宗殺兄逼父篡位、武則天殺子逼夫建立新朝「武周」，明成祖殺姪篡位，唐明後人仍敬重，篡位的周公更是被捧上天（子）。可見古人未必以私德，而是以前述「廉能勤儉是各種政經體制之普世價值」，依實然貢獻或勢力而蓋棺論定。

 

　　凱薩琳大帝簡介

　　葉卡捷琳娜二世·阿列克謝耶芙娜（俄語：Екатерина Алексеевна，羅馬化：Yekaterina Alekseyevna；1729-1796，亦稱葉卡捷琳娜大帝（Екатерина II Великая，羅馬化：Yekaterina II Velikaya），出生於普魯士波美拉尼亞斯德丁，原是彼得三世之妻，通過政變廢黜並刺殺其夫婿彼得三世後，成為俄羅斯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在其治下俄羅斯經歷復興，達到其歷史頂峰並成為歐洲列強之一。

　　她即位和在位時均時常依靠其寵幸貴族的協助，如奧爾洛夫和波坦金。在蘇沃洛夫、魯緬采夫和烏沙科夫等將領支持之下，她治下的俄羅斯帝國通過軍事及外交迅速擴張。在南方，俄羅斯通過俄土戰爭擊敗鄂圖曼帝國並擊潰克里米亞汗國，對黑海及亞速海的廣闊區域進行了殖民（即新俄羅斯）；在西方，她前情人斯坦尼斯瓦夫·奧古斯特統治的波蘭-立陶宛聯邦被瓜分，俄羅斯獲得了最大面積的領土；在東部，俄羅斯開始對阿拉斯加進行殖民，在其子保羅一世統治時期建立俄屬北美。

　　她改革行政區劃，諸多新城鎮在其令下建立起來。她跟隨其所景仰的彼得大帝的步伐，繼續根據西歐模式對俄羅斯進行現代化革新，但徵兵制及經濟仍舊以農奴制為基礎，國家及地主的需求越來越依賴於農奴，由此導致了多次叛亂，農民及哥薩克的普加喬夫起義即為一例。

　　她統治時期被稱為「葉卡捷琳娜時代」，通常被認為是俄羅斯帝國及俄羅斯貴族的黃金時代。她推動諸多古典主義貴族建築的建設，改變了俄國的面貌。她熱心支持啟蒙時代理念，由此獲得開明專制君主一稱。她亦支持藝術事業，推動了俄羅斯啟蒙時期的發展，斯莫爾尼宮是歐洲首家由國家資助的女性高等教育機構。

 

　　唐玄宗的功過

 

　　從古至今對唐玄宗的評價一致認為，前期勤政愛民、知人善用開創了開元盛世，後期怠政逸樂、重用奸臣導致安史之亂。此評多為應然價值，而非實（然之）相。實相是前述：小農耕戰體系是大秦之基，如唐玄宗時均田府兵制腐敗、不得不用胡兵、導致安史之亂，又如羅馬帝國的奴隸制敗壞了小農耕戰、不得不用蠻兵、導致帝國之亡。若以成敗論，北魏孝文帝的漢化與唐玄宗的胡化、失敗，趙武靈王的胡化與滿清的漢化、成功，成敗關鍵在「廉能勤儉」。不只玄宗、不知變通的丞相張九齡也無能力解決均田府兵制腐敗，租庸調的收入不足以支出募兵等之「施政成本」，而不得不用善於變通、理財的李林甫、楊國忠（漢武帝雄才大略有勇有謀，結合桑弘羊等的經濟政策之後勤，及衛霍等當時最先進的騎兵/弓箭/鋼刀之包圍/閃擊戰，再加東漢班超的外交戰，才能北伐匈奴西逃迫使北蠻南下亡羅。宋神宗和王安石的變法只圖小利，不能結合當時先進的煤/鐵/火藥/造船/羅盤/手工業/紙鈔/印刷術等，開創近代的軍工商體制，不能打敗當時最先進的蒙古騎兵。）玄宗重用的宦官監軍被安祿山收買，不能預知安史之亂又亂指揮抗亂大軍而敗，遠不如雍正的密折制與軍機處有效率且低成本。以下先相關資料補充，再簡介唐玄宗。

　　張九齡不知變通

開元二十四年（737）秋天，玄宗巡幸洛陽後想趕回長安。張九齡認為時下正值秋收之季，此時動身會騷擾州縣，影響農事，他勸玄宗等到入冬（楨：能臣要兩全「不誤農時」與「天子回京」）。李林甫得悉玄宗想盡快返回長安，就對玄宗說：長安和洛陽，不過是陛下的西宮和東宮，想住就住，何必挑日子？玄宗大悅，認為李林甫善解人意。於是，張九齡被罷中書令職，李林甫取而代之。此後，李林甫專權長達19年。

　　楊國忠靠理財崛起

天寶二年（743）玄宗在望春樓上檢閱廣運潭中的寶船，看到南方物資源源運到京師，很是高興。但僅供邊兵衣賜一項，就增加了1000萬匹，相當於500萬課丁一年的庸調。其他用度和宮廷開支也不斷增加。因此，凡是理財有方的，如楊慎矜、韋堅、王鉷以及楊國忠都受到特別的寵信。天寶時雖經楊慎韋王的努力，取得了成就。但地方倉庫越來越豐衍，而中央倉庫的儲積卻增加不快。他們的措施只在局部地區施行，而沒有像楊國忠取得專判度支事，可以全權處理全國財政收入、糶變、折納和轉輸等的職銜，同時在全國推行。雖然玄宗後期怠政，但直到天寶十三載（754），仍是唐代的極盛之世，全國有三百二十一郡，一千五百三十八縣，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九鄉，九百零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戶，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口。史載：「戶口之盛，極於此」。754安史之亂使人口減半。

 

　　府兵制腐敗

唐初，全國實行府兵制共置634個折衝府，當中261個位於保衛京師長安的關中，故軍事戰略是外輕內重，保證唐室有足夠的兵力保衛京師及其政權。玄宗開元十年（722）設置節度使，許其率兵鎮守邊地，軍力日漸強大，漸有凌駕中央之勢。開元十四年（726）時，京師守衛改由彍騎負責。而天寶元年（742），全國軍隊57萬，邊地竟有49萬。天寶年間（742-756），鎮守京師的彍騎多招募市井無賴為兵，軍中腐敗叢生，戰鬥力低下，地方團結兵缺少財政支持，裝備差，數量少，唯有邊鎮軍力強大。唐初全國府兵68萬，京師附近便有26萬。專設將領統兵雖然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但使士兵只知將帥，不知朝廷，募兵逐漸成為了將領的私人軍隊。邊鎮的節度使更掌握了駐地的民政、財賦、刑法權力，逐漸脫離中央，形成地方割據勢力，安祿山便是。而天寶中期，邊鎮兵力達50萬。而安祿山一人更兼任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這三地之間地域相連，兵力又於諸鎮之中最強，兵力即達18.39萬，實力強大。相反，中央兵力則不滿13萬，形成外重內輕的軍事局面，漸漸形成地方反過來威脅中央的危機。

 

　　唐田令與均田制

唐前期實行均田制的內容，據《通典》載：「丁男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給，老男、篤、廢疾各給口分田四十畝，寡妻妾各給口分田三十畝。」《唐六典》更加細緻，如「老男、篤、廢疾以四十畝，寡妻妾以三十畝，若為戶者則減丁之半」，即50畝。同時規定：「凡天下百姓給園宅地者，良口三人已下給一畝，三口加一畝；賤口五人給一畝，五口加一畝。」

　　由於傳世文獻記載唐代均田都過於簡略，甚至出現歧義，在大量有關唐代經濟社會的史料中，也看不到實行均田製的相關材料，所以許多學者曾認為均田令是一紙空文，並沒有實行。

　　敦煌文書的發現，則為唐代均田制的實施提供了直接證據，也為解決上述老男、篤疾、廢疾、寡妻妾當戶者受田額問題提供了資料。如PT163《唐天寶三載（744年）敦煌郡敦煌縣神沙鄉弘遠里籍》載：「戶主張奴奴載陸拾叁歲，老男。母宋載捌拾叁歲，老寡。妻解載陸拾歲，老男妻。女妃尚載叁拾玖歲，中女。合應受田捌拾貳畝。貳拾貳畝已受：廿畝永業，二畝居住園宅。六十畝未受。」本文書所記張奴奴戶，是老男當戶，全家應受田者即當戶之老男及其寡母，另外良口四人應受園宅地2畝，合家應受田82畝，除寡母應受30畝，2畝居住園宅外，剩下應受的50畝就是「老男當戶」應受額。

　　另如P.2592+ P.3354+S.3907+S.10603等綴合之《唐天寶六載（747年）敦煌郡敦煌縣龍勒鄉都鄉里籍》載：「戶主陰承光載賀拾玖歲，白丁。課戶，見輸。婆袁載柒拾叁歲，老寡。母齊載肆拾陸歲，寡。妻侯載貳拾肆歲，丁妻。弟承俊載貳拾伍歲，白丁。妹惠日載貳拾歲，中女。合應受田貳公頃陸拾貳畝。肆拾玖畝已受：卌畝永業，七畝口分，二畝居住園宅。」陰承光戶共有二丁男，依規定應受田200畝，另有不當戶的「寡妻妾」兩人，各應受田30畝，合計應受田60畝。合家共有良口六人，應受園宅地2畝。這樣全家共應受田為262畝。

　　同件文書所載鄭恩養戶有丁男、中男二人，各受田100畝，老寡30畝，良口12人應受居住園宅4畝，合計234畝。已受田101畝，其中包括12畝買田。程仁貞為老男當戶，應受田為50畝，再加良口9人應受居住園宅地3畝，合計應受田為53畝。另外，陰襲祖是老年當戶，應受田51畝，由於他於久視元載全家沒落，所以並未受。

　　從張奴奴等戶的人口類別及應受田數可知，唐代田令（均田制）的規定是認真執行的，即均田制是實行的。而老男當戶的應受田額為50畝，而非40畝或60畝。這一點主要是靠敦煌文書的記載才得以辨清，解決了史籍記載的矛盾。但敦煌文書所記載的已受田數卻普遍比較少，如張奴奴戶「應受田」82畝，已受田只有22畝。鄭恩養戶「應受田」234畝，已受田101畝，其中包括買田12畝；陰承光戶「應受田」262畝，已受田僅49畝；程仁貞戶「應受田」53畝，已受田31畝，其中還包括勳田14畝。「已受田」與「應受田」差距較大，那是因為「應受田」是最高的標準，即限額，超過是不行的，並不是一定要達到的標準。各地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在政府的規定範圍內制定自己的標準。（楨：其實唐初均田制就已均不了了，可參網文〈唐代中期均田制的破壞及其與唐代中衰的關係〉）

 

　　均田府兵制的興衰

均田制起源於北魏，北方陷入五胡亂華，人口數量銳減，大片土地被荒廢，而勞動力集中在城市或地方豪強莊園。當時的土地並不值錢，人少地多，無論男女，都是15歲視為成年，一直勞作到70歲。後來隨著人口增長，才逐漸提高到18歲成年，59歲停止授田。因此，採用均田制的北魏直到隋唐，都能夠在幾十年內實現人口的迅速增長，國家從亂到治。一旦突破了勞動力和可分配土地的平衡臨界點之後，人多地少，各種問題就將出現。盛唐時，授田是23歲到57歲的男子。權貴階層通過各種手段享受減免稅賦的特權，地方政府又把這些稅賦減免轉嫁給自耕農，造成唐代普遍存在的逃戶現象。嚴重地區甚至可達十之四五，《通典》記載，天寶末期在籍人口5292萬人，另外還有一千三四百萬的逃戶人口。如此下來，人口在增長，國家總財富也在增加，但國家收入不上賦稅，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土地兼併越來越嚴重，均田制名存實亡。初唐時尚不嚴重，李治和武則天時開始凸顯，李隆基時就已到不解決不可的地步。

　　府兵制是一種結合了遊牧民族和農耕民族兵的制度，起源于西魏，興盛于初唐，在盛唐時期崩潰瓦解被募兵制取代。《新唐書》記載，府兵需要自行負擔大部分普通武器裝備，包括弓、矢、橫刀、楯（盾）、短矛、被服，甚至是一部分糧食，平時士兵自行購買並儲存在當地軍府武庫當中，士兵服兵役時再提供給士兵。因此，初唐府兵制鼎盛時期，數十萬府兵幾乎不用國家負擔，軍費僅占國家財政支出的二十分之一，這和北宋募兵制占七成以上有天壤之別。初唐時，府兵制兵源充足，甚至可以擇優挑選士兵。這，只在初唐有大量自耕農存在的社會才能實現。開元末期，各府兵折衝府已無兵可交，只得用募兵制代替府兵制，並開始允許各道節度使自行募兵。募兵制前提條件是中央政府對經濟有足夠的控制能力。募兵的軍器衣糧由國家供給，增加了國家的軍費開支和財政負擔。包括盛唐和後世的北宋都沒有這個能力，盛唐之後藩鎮割據，北宋被軍費壓力拖垮。

 

　　租庸調與兩稅制

　　武德七年，設立租庸調制，租就是田畝稅，每丁獲授田後，歲納粟二石。庸是力役，凡丁，歲役二旬，閏年加二日，無事則折絹三尺，布加四分一。有事加役者，十五日免其調，三旬則租調俱免。通正役者不得過五十日。調，則是布帛之徵，每年每戶納絹二丈，若納布則加四分之一，納絹者兼納綿三兩，納布者則加三斤。絹布棉之納實按不同地區而施行。凡租庸調之物皆於秋季徵收。唐制並非所有民戶皆納要立租庸調，免課範圍實很廣泛。官吏九品以上及貴族、官學生徒等，均免課役; 此外如鰥、寡、孤、獨及豪族之僕婦寺均免其賦，至於由狹鄉遷寬鄉者，天災損失者及由政府下令特免者皆免其賦。故唐代課戶及不課戶之比例近一比一，簡言之，一戶需負擔兩戶之賦稅。租庸調之稅率較前代為輕省，如八十畝口分田納粟二石，約為四十稅一，比文景三十稅一輕，二十日的庸，亦低於漢代三十日之力役，戶調二丈，較晉之戶調少六倍。對唐初國計亦有幫助，由於民戶是固定於均田之上，政府有完整的戶籍紀錄，故政府之稅收實較穩定。

　　租庸調制必須配合以均田制的施行才能執行，須有安定的政治環境及健全的戶籍制度才能準確按丁授田及徵收賦稅。租庸調自高祖武德七年，行了六、七十年，至玄宗時仍為國庫收入之重要來源，其後漸次破壞。均田制的崩潰，除了是人口劇增，土地不敷供應; 豪強兼併土地，使貧戶流徙避稅，使戶籍不準，政府無稅。安史亂後，戶籍只三分之一，以丁為本之稅制己出現困難，加以「富人多丁者，以宦、學、釋、老得免，貧人無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若重整戶籍，乃費時失事，租庸調亦為一較繁複之徵稅方法，故不得不放棄。玄宗以後，肅、代、德三朝，三十年間都是以解決政府財政困難，整理稅法為施政重心。在商稅方面，鹽、鐵、酒及茶等成為後唐之重要經濟來源; 在農稅上，由畝稅演變而來的兩稅法也正式取代租庸調，成為國家財政之重要源。

　　唐初除徵收租庸調外，也有徵收畝稅，於秋季繳納，此外也有徵收戶稅，在夏季時繳交。這兩項稅收，隨租庸調制的解體而益發重要。在玄宗時天寶年間，這兩稅收一年有二百萬貫，至代宗時已增了三倍。德宗時宰相楊炎提出夏秋兩徵之兩稅法，就是據畝、戶兩稅而成。無論是王公貴族、商人、學員及浮客等，都在被徵稅之列。租庸調以丁為本，而兩稅法以個人之土地和財產為本。政府在徵收稅收時，是以現錢為準。人民在納稅時，可以實物折算，在徵收運輸時實較前簡易。此外，兩稅制在稅制本身亦比租庸調簡單而系統化，避免了租庸調之繁複。對收稅和納稅者，都非常便利。此外，兩稅以貧富等級徵收，較前為公平。在兩稅制下，並沒有課戶不課戶之分，王公、官僚、浮客均在被稅之列，而且徵及行商，除了較前公平之外，賦稅徵收範圍已較前普及了。政府稅收亦有準則，量出為入，然後攤分全國，且以金錢代替實物計算繳納，亦較前為進步。

　　反對兩稅法則以陸贄為主：1、兩稅法失去均田租庸調為民制產的精神。兩稅只重徵稅，並無分田平民的內容。2、兩稅的徵收本以貧富為差，但評定民戶之富貧只能根據各民戶擁有之土地作為標準，是以兩稅法遂演成畝稅。3、兩稅法以貨幣繳納稅項，但由實物轉為金錢間，出現了拋售實物，使物價下降，農民必然吃虧，加重了負擔。4、全國各地稅率，輕重不一。 稅項攤分全國各戶，因攤分不均勻，各州稅率不均，故稅率重的州相繼出現逃亡的民戶。而州縣長官因考課功罪是以戶之增減而定，所以都隱瞞不報逃亡之民戶，於是形成軾者日輕，重者則日重的情況。

　　兩稅制打破傳統井田、均田一貫的平均地權政策，從此田畝可自由買賣，使兼併之風再起，土地再走回秦漢時代趨於集中的舊路。社會再呈現貧富懸殊的不安。再者，農稅之評定是以田畝計而不論土質之高下，故富戶持有良田者輸稅同於持有瘦田之農戶，使貧富差距更形明顯。兩稅法雖把租庸調合併一起，化繁就簡，但遇到政府用錢，自不免要增加新稅，這些新稅本來早已有的，等於加倍徵收各項稅收。

 

　　唐玄宗簡介

唐玄宗李隆基（685-762），是唐朝在位最久與最長壽的皇帝。玄宗是一位經歷、政績與評價較為複雜矛盾的皇帝。早年在武則天統治時期出生成長，生母竇氏因被捲入巫蠱之術案件遭武則天處死。其父唐睿宗再次登基後，於710年冊封其為皇太子。712年，唐睿宗將皇位禪讓，李隆基即位為皇帝，在此前後，通過發動兩次政變剷除了危及自己統治的韋后和太平公主等勢力。在位前期任用武則天時被提拔的一些賢相，開創開元盛世，亦稱開元之治、開元之隆，此時乃唐朝國力的最巔峰；但中晚年逐漸怠於國事、倒行逆施、耽於逸樂美色，大肆任用奸臣佞相，甚至聽信讒言殘害骨肉忠良，最終爆發安史之亂。皇室倉皇出逃，百姓生靈塗炭，唐朝國勢自此急轉直下。李隆基亦喪權下台，在孤苦憂鬱中了卻殘生。

　　開元盛世

先天元年十二月，玄宗改元為開元（713），開元時期的近三十年是唐朝的極盛時期。玄宗即位後，勵精圖治，重用姚崇，革新政治。姚崇建議：抑制權貴，重視爵賞，納諫諍，禁貢獻，他都採納。無關大局的具體問題，他都放手讓姚崇處理。有一次，姚崇奏請決定郎吏的任命問題，姚崇再三請求玄宗決定，玄宗只是仰視殿屋，置之不理。高力士提醒玄宗應置可否，他答曰：「朕委姚崇理政，大事應當與朕共議，郎吏小官的事，何須一一煩朕！」自此以後，群臣於是知道玄宗能尊重大臣的決定。

　　玄宗弟薛王李業母舅王仙童，凌辱百姓，被御史彈奏。薛王李業為其求情，玄宗命中書、門下復查。姚崇等奏曰：「王仙童罪狀明白，御史所言正確，不可縱容。」玄宗同意姚崇的意見。從此，所有貴族都不敢放肆。

　　為了糾正奢華的風氣，開元二年（714）七月玄宗下令：「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又下欶：「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馬銜、鐙，三品以上，聽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自餘皆禁之；婦人服飾從其夫、子。其舊成錦繡，聽染為皂。自今天下更毋得採珠玉，織錦繡等物，違者杖一百，工人減一等。」（《資治通鑑》開元二年七月條）同時，還罷兩京織錦坊。他還反對厚葬，他認為厚葬無益於死者，有損於生者。於是，要求喪葬務遵簡儉，凡送終物品，均不得以金銀器為飾。如有違者，杖一百。州縣長官不能舉察者，一律貶官。

　　開元前期，宋璟反對拓邊，但從開元後期起，唐玄宗銳意軍功，楊國忠、安祿山等迎合玄宗的驕奢心理，屢啟邊釁，拓邊戰爭連年不斷。皇甫惟明與王忠嗣都曾提過安邊的建議，然而未被採納。

　　天寶時期

隨著時間的流逝，玄宗自認天下已太平，逐漸喪失了積極進取的精神，以致生活奢華，減少過問政事。開元二十三年，在五鳳樓的殿前，開了一個盛大的同樂會，各種音樂、舞蹈、戲劇，百劇雜陳，讓三百里之內的刺史縣令，都要帶領當地的樂舞伎人，集合到五鳳樓之下來表演，這種歡樂表演，熱鬧喧天，連續了五日之久。

　　玄宗因所寵武惠妃讒言，將三個兒子太子李瑛、鄂王李瑤、光王李琚廢為庶人並殺害，改立三子忠王李璵為太子；武惠妃不久也於開元二十五年（737）去世，後宮雖多美人，但沒一個滿意。開元二十八年（740）十月，玄宗以為逝世多年的母親竇氏祈福的名義，敕書兒媳、第十四子壽王妃楊氏出家為女道士，道號「太真」。天寶四載（745）八月，冊楊氏為貴妃，其三個姐姐也均賜府邸於京師，寵貴赫然；其遠堂兄楊國忠也因而飛黃騰達。

　　生活的奢靡，隨之而來的是政治上的腐敗。天寶初年，口蜜腹劍的李林甫被重用為宰相。楊國忠的專權亂政比李林甫更甚，重用親信，排斥異己。范陽（今北京附近）節度使安祿山為了和楊國忠在玄宗面前爭寵，二人互相詆譭。玄宗對此搖擺不定，認為主要政事交付宰相，邊防事務交付諸將，無可憂慮。這樣一來，蓄謀已久的安祿山終於發動了反唐的大叛亂。

　　安史之亂

天寶十四載（755年），安祿山趁唐朝內部空虛腐敗，發動兵變，於時承平日久，民不知戰，河北州縣，望風瓦解。玄宗決定逃往四川，途中至馬嵬驛，士兵譁變，士兵砍殺楊國忠，又逼玄宗賜死楊貴妃，玄宗權衡輕重下後，為了保命及維持君威，不得已下令高力士把楊貴妃勒死。對玄宗早有不滿的太子李亨與玄宗分道揚鑣；李亨率一部份禁軍北趨靈武（今寧夏靈武西南），七月即位，改元至德，是為唐肅宗。李隆基與陳玄禮率另一部份禁軍南逃成都，後被尊為太上皇，玄宗長達44年的統治告終。

 

宋遼金西夏蒙元

 

　　本章主要是分析，唐宋之別、防禦性國策及失敗的變法，其他只能簡介。分析前，先述《實然觀》及前述的一段話：

　　相對於《孫子兵法》《超限戰》等武將的「有理有節」，為何公知大V噴子的「喊打喊殺」會如此「理盲濫情」呢？這當然也根源於前述的中國天下中心式「漢賊不兩立」之傳統、不論諸葛亮「六出歧山」於同族曹魏或岳飛「多次北伐」於異族金國，皆不知《孫子兵法》所言：「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兵者不祥之器要慎戰、真要戰也要「知己知彼」，「攻其無備，出其不意」，「避實而擊虛」。這些漢武帝都了悟也都做到、即使如此、晚年也要為連年征伐下「罪己詔」而未陷秦始皇隋煬帝「好大喜功窮兵黷武濫用民力」之敗亡，但文人不但不了，反而透過小說戲曲影視、渲染諸葛亮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岳飛之「莫須有」死於秦檜（其實不是秦檜當漢奸賣國賊，而是岳飛北伐的軍事戰術、違背了南宋高宗源自北宋以來、不得不的守勢國家戰略〔失去長城+宋太祖黃袍加身杯酒釋兵權後重文輕武強幹弱支〕），而這些正是從清末「義和團」至今公知大V噴子等「愛國賊」喊打喊殺的理盲濫情之源。

　　有些公知大V噴子還「理盲濫情」到史盲、說啥「漢唐長城都矮，主動出擊，才能勝利，宋明長城再高，消極防禦，還是會被突破。」其實自從後晉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失去騎兵天然屏障之後，宋根本沒控制過長城，北宋太宗幾次想收復燕雲十六州、恢復對長城的控制、但皆敗（蒙哥在南宋釣魚城防禦戰中被石砲打死）。（北宋對抗西夏，范仲淹主守成，韓琦主戰敗、重孫南宋北伐統帥韓侂冑〔任內追封岳飛為鄂王，追奪秦檜官爵，力主抗金〕，又敗亡。）而明朝一直採取主動進攻戰略，但除了明成祖數次北征稍有成之外，明英宗土木堡被俘、明武宗兒戲般御駕親征、也皆敗，直到萬曆後國衰才變消極防禦，後金也無法突破山海關，最後是靠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努爾哈赤在晚明寧遠城防禦戰中被火炮打死）。

　　漢武帝雄才大略有勇有謀，結合桑弘羊等的經濟政策之後勤，及衛霍等當時最先進的騎兵/弓箭/鋼刀之包圍/閃擊戰，再加東漢班超的外交戰，才能北伐匈奴西逃迫使北蠻南下亡羅。宋神宗和王安石的變法只圖小利，不能結合當時先進的煤/鐵/火藥/造船/羅盤/手工業/紙鈔/印刷術等，開創近代的軍工商體制，不能打敗當時最先進的蒙古騎兵（蒙元以幾十萬騎兵再加和金夏作戰所練就的攻城戰術，攻城掠地、掃橫亞歐，建立了史上最大的陸連帝國;大英則以當時最先進的幾十萬海軍，建立了史上最大的海連殖民帝國）。

 

　　唐宋之別

 

　　如前述所批中國歷史分期的無聊爭論，本節也不處理無謂的「唐宋變革論」，而是聚焦於唐宋經濟之別。若以記載北宋的《清明上河圖》《東京夢華錄》南宋的《都城紀勝》《武林舊事》來看，更要關注唐宋日常生活之別：食（由自古席坐手食經唐矮桌椅到宋高桌椅/碗筷就食）衣（唐坦胸襦裙宋對襟長杉）住（坊市由封閉到開放）行（由騎馬到車轎）育（唐詩宋詞/傳奇話本/胡化漢化）樂（唐參軍戲宋代雜劇）。

　　日本學者內藤湖南所謂的「唐宋變革論」，即從唐到宋是中國「中古」踏入「近世」的變革，關鍵在於變革的經濟社會之性質。

　　社會

唐初繼承北魏的均田制，並實施租庸調制，到唐太宗開元盛唐時，土地兼併、農民逃亡已經十分嚴重。安史之亂更造成北方的嚴重破壞，到唐德宗建中元年（780），朝廷採用楊炎的兩税法，對中國社經文化的影響至深。兩税法的核心是以資產為宗，政府以經濟手法管理國家的經濟，無意間也承認了私人贏利是合法的，使地主、工商業者兼併土地、經營產業。

　　門閥

中唐到兩宋，南北朝以來的門閥衰亡了。科舉為中下層士紳開了門路，但舊士族也可經科舉通顯。兩税法造成大家族的分門析户，也造成農民人身依附的鬆動。此外，唐末五代的動亂，更給舊士族致命一擊。

　　經濟

北方因戰亂，經濟重心向東南方轉移。北宋時，北方的山東河南農業手工業並不落後（「澶淵之盟」北宋每年輸遼的二十萬匹絹就產在此地），但總體上看，是北不如南；而這樣的重心南移，到南宋才基本完成。（楨：可參拙著《實然觀.南北之別》）

　　宋與漢唐明相比，對於民間的干涉較少，漢唐皆使用均輸平準，以國家力量平衡物價；明代推行海禁政策（明清海禁但民間貿易仍賺進全球白銀）。宋給予民間經濟相當程度的自由，使民眾能在海上民貿易盛行、工商業興盛發展下獲利，帶來綜合國力的發展。

　　宋代政府對商業的支持

1、開放任官：唐朝商人不能參加科舉考試以及任官，但宋朝開放商人及其家人參加科舉。2、增加貿易機會：宋朝開放了唐朝封閉的坊市制，在夜市、街攤等交易，滿足了顧客需求，提高了商業交易量，生產力也大增。政府推動海外貿易，在東南沿海等地設置市舶司，繁盛的手工業成為海上絲綢之路。3、創新貨幣：宋朝繁盛的商業交易造成銅錢荒，於是利用造紙印刷技術，造出中國第一張紙鈔--交子。1023年，官方將民間流傳的交子收歸發行，成為官方法定貨幣，加速商業發展。

　　宋代的商業收入

宋代約一億多人口，約設二千零六十個稅務處及稅廠，平均商稅額約三萬貫，熙寧十年（1077）商稅額達七百七十萬貫（一貫一千銅錢約一兩白銀約一石〔60公斤〕白米），因此推測全國商品市場零售總額約二千三百一十萬貫。治平三年（1067）茶稅額八十萬六千貫，當時商業稅1%-15%，所以茶收入最少五百三十七萬貫，至多八百零六萬貫。宋朝的財政年收入非常高，折算成銅錢約一億貫錢，而漢唐明清約三千萬貫。

　　宋代的手工業發展

1、紡織業：政府支持養蠶及絲紡織業，除了民間絲織業，官府更設立裁造院、文繡院等，並在成都、蘇州及杭州成立錦院，以國家力量促進紡織技術及品質的進步。據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文思院的報告，「一歲合織綾一千八百匹，用絲三萬五千餘兩」，因生絲不足，請求減免定額，「歲織生絲三萬兩，織造綾一千五百餘匹」，可知當時絲紡織業發展到生絲不足（如前述所言英國圈地式土改，殘酷地逼農為工，毛紡織業也羊毛不足，故「發展」毛棉紡織進出口替代、首創資本主義經濟奇蹟）。2、瓷器業：宋時許多名窯興起，景德鎮至今盛，其中德化瓷窯有一百八十多座，業者約萬人，由此推算福建有五萬以上的人從事此行業，宋瓷器品質極高，在國際貿易中擁有重大地位。3、礦冶：北宋中葉「煤鐵革命」，北方由於森林資源耗用殆盡，燃料缺乏，大量開採煤礦。山西、河北、河南北部、陝西、淮北都是重要產煤區。煤的廣泛使用提高了爐溫和冶煉效率，因而促進冶鐵、鑄錢、陶瓷、兵器製造的發展。北宋冶鑄技術大為提高，特別是灌鋼法的採用，導致農具及各類工具的熟鐵鋼刃化，有利於生產。北宋鋼鐵生產中心皆在北方─袞州、磁州、邢州與徐州，與煤產區相一致，而且皆能以水路與開封的中心市場相聯貫。806 -1078，人均生鐵年產量增加達六倍之多。1078年全國鐵產125,000噸，是當時世界最高產量，與十八世紀全歐洲年產量的145,000-180,000 噸相較。4、農業革命：農具的改進、水利建設、耕田面積的擴大與耕作制度的革命等。宋代的農業人均生產力比漢唐分別提高了2/3-1/2以上，土地生產率則提高70%和65%。南宋水田畝產為2-3石。中國在籍人口自西漢末達到6,000萬後，到北宋崇寧元年（1102）近億，才有重大突破。明、清雖靠雜糧多養了約2、4億人，但人均生產力相當。

 

　　宋代防禦性國策

 

北宋（960-1127）南宋（1127-1279）雖富不能戰而亡，但國祚319年是中國最長的帝制，澶淵之盟（1005）後宋遼長達122年和平，建立史上最大陸連帝國的蒙元才97年，迦太基滅亡後腓尼基人更絕種了。

　　兩宋前後存續300多年，經濟繁榮、商業發達，國家財政收入更創造了中國歷代之最。但對外戰爭一敗塗地，宋伐遼的幽州戰役，被遼軍騎兵打得大敗，名將楊業戰死，宋從此轉為戰略防禦；宋伐西夏的好水川戰役，30萬宋軍幾乎全軍覆沒；宋對金作戰，靖康之難，擄走皇帝宋欽宗和太上皇宋徽宗。募兵制宋初禁軍有22萬，真宗時43萬，仁宗時80萬，加廂軍最多時達125萬。宋神宗禁軍七十萬，每年費三千五百萬緹之費，佔全國財政收入一半。冗餘、缺乏訓練、不重視騎兵、「兵不識將，將不識兵」指揮體系效率低下，兵愈多戰力卻愈弱。

　　楊家將與潘仁美

《楊家將》的潘仁美不僅陷害老令公楊繼業，還殺了楊七郎和楊三郎。只是在民間傳說基礎上改編而成的，真實性極低。潘美（925-991）是開國名將，且廉政愛民，為人正直，是難得的清廉之臣。970年，潘美以火攻奇計成功攻克廣州滅亡南漢。974年平定北漢，被封韓國公。楊業（929-986）原為北漢將領，在趙匡胤攻滅北漢時歸降，因作戰勇猛，在民間被稱為楊無敵。他與潘美並沒什麼太多瓜葛，更不存在演義中的潘仁美處處設計陷害的情形。986年宋兵三路伐遼，是監軍王侁堅持讓楊業出戰，楊業全軍覆沒，被俘，絕食而死。

　　澶淵之盟

宋每年輸遼歲幣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即「歲幣」。宋遼互約為兄弟之國，遼聖宗稱宋真宗為兄，宋真宗稱遼聖宗為弟，遼聖宗稱李太后為伯母，宋真宗稱蕭太后為叔母。

　　富弼（曾多次出使遼國，對宋遼能「知己知彼」）認為歲幣支出不及用兵的百分之一，「則知澶淵之盟，未為失策。」實際效果是「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識干戈」。

　　方豪在《宋史》p107則說：「對宋之財政，影響並不大，而為國體上之極大恥辱。」但不比如前述恥辱：「高祖崩，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為書遺高后，妄言…『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p198說宋和金議（1138）宋對金奉表稱臣，受金冊封為皇帝;宋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以當時將橫兵驕，而軍費之龐大支出，又無法籌措…則和局之成，亦不得已也。」方豪引述當時文獻指出岳飛等諸將爭權不合且跋扈，秦檜恐懼諸將割據（高宗更懼吧），故殺了岳飛，並引趙翼《廿二史劄記卷26和議》云：「義理之說與時勢之論往往不能相符，則有不可全執義理者，蓋義理必參之以時勢，乃為真義理也。宋遭金人之害，擄二帝，陷中原，為臣子者固當日夜以復仇雪恥為念，此義理之說也。然以屢敗積弱之餘，當百戰方張之寇，風鶴方驚，盜賊滿野，金兵南下，航海猶懼其追，幸而飽掠北歸，不復存在南牧。諸將得以剿撫寇賊，措設軍府，江淮以南粗可自立。而欲乘此偏安甫定之時，即長驅北指，使強敵畏威，還土疆而歸帝後，雖三尺童子知其不能也。故秦檜未登用之先，有識者固早已計於和。…此正高宗利害切己，量度時勢，有不得不出於此者…即專任韓、岳諸人，能必成恢復之功？亦未必能也。故知身在局外者易為空言，身在局中者難措實事。秦檜謂諸君爭取大名以去，如檜但欲了國家事耳。斯言也，正不能以人而廢言也…宋之為國，始終以和議而存，不和議而亡。」

 

　　迦太基

前8世紀，腓尼基人在北非建立迦太基城，是腓尼基城邦泰爾的海外殖民地。前650年，脫離泰爾獨立，建立城市國家古迦太基。古迦太基強勢時疆土遼闊，勢力最大曾囊括今天北非沿岸、今西班牙中部、科西嘉島、薩丁尼亞島、西西里島和馬爾他島，首都迦太基富極一時，其基礎是奴隸制莊園農業與地中海商業貿易。古迦太基曾先後與古希羅爭奪地中海霸權；卻於前264年和前219年的兩次戰爭中均被羅馬擊敗，最終在前146年的第三次布匿戰爭中被羅馬攻陷，滿城居民盡遭殺戮，繁華的迦太基城也被一炬焚盡。

　　漢尼拔

漢尼拔·巴卡，古國迦太基著名軍事家，第二次布匿戰爭期間，率領軍隊從西班牙翻越庇里牛斯山和阿爾卑斯山，損失了大量傭兵，進入義大利北部，在特雷比亞河戰役（前218）、特拉西美諾湖戰役（前217）和坎尼戰役（前216）中巧妙運用計策（地形、兵種及天氣變化）引誘並擊潰羅馬人。羅馬人深感漢尼拔之軍事威脅，於是減少與漢尼拔軍團正面衝突，加強同羅馬聯盟關係，施行焦土戰略，阻斷其軍需物資的補給，發行國債，增加軍團，從漢尼拔身上學會游擊戰略，才逐漸奪回義大利南部的要塞。前204年，羅馬人在大西庇阿的率領下入侵迦太基本土，迫使漢尼拔回到非洲。前202年，大西庇阿於扎馬戰役擊敗漢尼拔。

 

　　王安石變法失敗

傳統批評王安石變法奸敗，近代反批保守派阻敗，現代則較持平，如方豪《宋史》pp125-140，本節列舉的實然之弊，其實有些已見前述的漢武帝及王莽：

1、均輸法，此法早在西漢桑弘羊時已行，唐代以後各郡置均輸官。王安石偏重於開闢財源，財政税收，利用均輸法強制收購、運銷，導致國富民貧，大違變法初衷「去重斂、寬農民、國用可足、民財不匱。」

2、青苗法，由各縣政府每年分夏秋兩次貸款或糧食給農村主戶（自耕農），按戶等高低規定借貸數額，半年後加利息二分（20%）歸還。出發點是以政府高利貸抵制民間高利貸，但實然是「名則二分之息，而實有八分之息」;官員為了稱職及斂財以分攤形式強制分發青苗錢，農戶怨聲載道;形勢戶和胥吏冒領青苗錢轉貸給無法領取到青苗錢的農民，並收取高額利息;一些農戶借取青苗錢只為貪圖一時之享樂，將青苗錢揮霍一空，無法償還貸款，最後只能變賣田宅，賣兒鬻女。

3、免役法，主要由主戶中的上三等戶承擔，但實施中下等戶的稍富裕者無不充役，往往被職役壓得傾家蕩產，於是形成應役人戶千方百計逃避職役，「貧者不敢求富」的反常現象。史稱，免役法出，百姓都叫苦不迭，連擔水、理髮、茶販之類的小買賣，不交免役錢都不許經營，税務向商販索要市利錢，税額比本錢還多，乃至有的商人以死相爭。

4、保馬法，神宗時戰馬只有十五萬餘匹，政府鼓勵人民代養官馬，由政府供給馬匹，或政府出錢讓人民購買，每戶一匹，富戶兩匹。馬有生病死亡的，就得負責賠償，遇到瘟疫流行，死了不少馬匹，徒增民擾，不久廢止。

5、保甲法，鄉村住戶，每十家組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平時耕種，閒時要接受軍事訓練，戰時便徵召入伍。此制度用以防止農民的反抗，並節省軍費，相當於現代的民兵制度。為了逃避供養軍隊的高額賦税與被抽去當兵的雙重威脅，民間發生了不止三、兩起自殘事件，嚴重者砍下了自己的手臂。1072年，甚至發生了東明縣農民一千多人集體進京上訪，在王安石住宅前鬧事的事。王安石認為施行新政，士大夫尚且爭議紛紛，百姓更容易受到蠱惑。神宗則認為應聽取百姓之言。熙寧七年（1074年）春，天大旱，久不雨，神宗憂形於色，寢食不安。神宗反覆觀鄭俠繪《流民圖》圖，竟夕不眠，認為「天變」不是小事，是因人事不修所致。四月，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親高太后亦向神宗哭訴「王安石亂天下」。宋神宗對變法產生懷疑，罷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職務。

 

　　遼簡介

遼朝（907-1125），又稱遼國、契丹，907年，遼太祖耶律阿保機成為契丹可汗，916年建國號契丹，定都上京臨潢府（今內蒙古赤峯市巴林左旗）。947年，遼太宗耶律德光率軍南下中原，攻佔汴京（今河南開封），滅後晉，於汴京登基稱帝，改國號大遼，改年號為大同。遼聖宗時期，太后蕭綽和聖宗耶律隆緒在韓德讓等蕃漢臣僚的輔佐下，對契丹社會實行了全面改革，是遼的全盛之世。興宗後期，遼朝統治顯露衰敗跡象；道宗和天祚帝時期，則是危機四伏。 1125年被金朝所滅。，遼朝宗室耶律大石西遷到中亞建立西遼，1218年被蒙古所滅。

　　契丹族本是遊牧民族，後吸收農耕技術，為了保持民族性將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分開管理，主張因俗而治，開創出兩院制的政治體制。並且創造契丹文字，保存自己的文化。此外，吸收渤海國、五代、北宋、西夏以及西域各國的文化，有效地促進遼朝政治、經濟和文化各個方面發展。遼強盛時期疆域東到日本海；東北包括黑龍江、烏蘇里江流域和庫頁島；西至阿爾泰山；北到額爾古納河、外興安嶺一帶，南到河北中部的白溝河和山西北部，包括幽雲十六州。遼朝軍事力量與影響力涵蓋西域地區，因此在唐朝滅亡後中亞、西亞與東歐等地區更將契丹視為中國的代表稱謂。

 

　　西夏簡介

西夏（1038-1227），是中國歷史上由党項人在中國西北部建立的朝代，自稱邦泥定國或大白高國。因其在西北，故稱之為西夏。唐末党項拓跋首領李思恭因平定黃巢有功被封為定難軍節度使，賜封五州之地。党項先後臣服於唐朝、五代諸政權與北宋。五州之地被北宋併吞後，李繼遷出走創業，990年被遼朝封為夏國王。陸續佔領河西走廊諸州。1038年，李元昊稱帝建國。西夏在宋夏戰爭與遼夏戰爭中獲勝，形成三國鼎立的局面。夏毅宗到西夏崇宗初期，大權掌握在母黨梁氏手中。西夏因為皇黨與母黨的對峙而內亂。金朝崛起後，西夏改臣服金朝。夏仁宗期間發生天災與任得敬分國事件，但經過改革後，到天盛年間出現盛世。漠北的大蒙古國崛起，西夏最後於西夏保義二年（1227）亡於蒙古。

　　在制度上，西夏推崇儒學，實行科舉，西夏文法典《天盛律令》繼承《唐律》《宋刑統》等中華法系。文化上，西夏是一個佛教王國，興建大量的佛塔與佛寺，以興慶府承天寺塔、張掖大佛寺最有名。然而也是崇尚儒學漢法的帝國，立國前積極漢化；雖然夏景宗為了維護本身文化而提倡党項、吐蕃與回鶻文化，並且創立西夏文、立番官、建番俗等措施；但自夏毅宗到夏仁宗後，西夏已經由番漢同行轉為普遍漢化。從清末開始，對於西夏的考古研究不斷發展，形成了十分熱門的西夏學。

 

　　金簡介

金朝（1115-1234），是中國歷史上由女真族建立的統治中國北方和東北的王朝，金太祖完顏阿骨打（完顏旻）統一女真諸部後起兵反遼。1115年在上京會寧府（今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阿城區）建國，國號金。1125年滅遼朝；1127年又滅北宋，史稱靖康之變。1130年，宋高宗趙構上降表對金朝稱臣。金熙宗開始逐漸漢化。1153年，海陵王完顏亮遷都中都（今北京）。金世宗、金章宗統治時期，北方政局平穩，政治經濟達到巔峯，史稱大定、明昌之治。金章宗在位後期急劇由盛轉衰，衞紹王時期為蒙古所敗，內憂外患頻繁。金宣宗繼位後，內部政治腐敗、民不聊生，外受大蒙古國南侵，被迫遷都汴京（今河南開封）。1234年，金在南宋和蒙古南北夾擊下覆亡於蔡州。

　　金朝初期採取女真貴族合議的勃極烈制度（cf滿清八旗王議政及蒙元忽里勒台制度，蒙元興亡於忽里勒台的嗜利黷武：大會上選出新大汗，大賜諸汗和文武百官，再定新的掠伐計劃），後逐漸漢化皇帝制。軍事上採行軍民合一的猛安謀克制度。金朝的陶瓷業與鍊鐵業興盛，對外貿易的榷場還掌控西夏的經濟命脈。金朝在文化方面也快速漢化，雜劇與戲曲在金朝得到相當的發展，金代院本為後來元曲的雜劇打下了基礎。

 

　　蒙元簡介

元朝（1271-1368），國號大元，又稱蒙元，是中國歷史上由蒙古族所建立的王朝。中統元年（1260），忽必烈自立為「大蒙古國皇帝」，後於至元八年（1271）取儒士劉秉忠建議，取《易經》「大哉乾元」之意，定國號為「大元」，改蒙古語國號「大蒙古國」為「大元大蒙古國」，定都於漢地大都（今北京市），建立元朝。自此，蒙古大汗同時也被尊為中國皇帝。至元十六年（1279）元軍攻滅南宋殘餘勢力，征服整個中國，共11位皇帝，國祚97年。

　　元朝的基礎為乞顏部族的首領鐵木真於統一漠北諸部族後建立的大蒙古國。早年漠北諸部向金朝稱臣納貢，然而此後金朝與西夏均走向衰落，鐵木真於1206年被諸部尊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先後攻打西夏與金朝，並於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8月）七月攻滅西夏、元太宗六年正月初十日（1234年2月9日）攻滅金朝，取得中國華北地區和黃土高原地區。同一時間，大蒙古國在西方不斷擴張，先後發動三次大規模西征，形成稱霸歐亞大陸的國家，通稱蒙古帝國。

　　元憲宗九年（1259），第四代蒙古大汗蒙哥（拖雷長子）於征伐南宋的戰爭中在四川合州釣魚城去世後，領有漢地、主張漢化、陪同主持對南宋戰爭的忽必烈（拖雷第四子）與受漠北蒙古貴族擁護的阿里不哥（拖雷第七子）為了爭奪汗位而發生戰爭，最後忽必烈於1264年獲勝，而蒙古帝國也趨向分裂出四大汗國，時而完全獨立自理，時而承認宗主自治。中統元年（1260），忽必烈召集擁護自己的蒙古宗王，在開平府召開忽里勒台大會，即位大汗，建號「中統」，意即「中原正統」。至元十六年（1279）元朝攻滅南宋，統治全中國地區，結束自窩闊台攻宋以來40多年的蒙宋戰爭。元世祖到元武宗期間元朝國力鼎盛時期，軍事上平定西北，但在侵略日本、東南亞諸國卻屢次失利，其中在元日戰爭中艦隊遇上「神風」而戰敗。元中期皇位之爭愈演愈烈、政治動盪不安，諸帝施政亦不甚如意。元順帝晚期，由於怠於政事、濫發紙幣導致通貨膨脹、為了治理氾濫的黃河又加重徭役，最後導致至正十一年（1351）爆發紅巾軍起事。至正二十八年（136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後，派徐達北伐攻陷大都，元朝在中原的統治結束。元廷退居漠北，史稱北元。北元後主天元十年（1388）去大元國號，北元亡。

　　蒙古的各大汗國因不屑忽必烈之奪位，乃行徹底獨立，而忽必烈既無心、也無力進行征伐。欽察汗國、察合台汗國、窩闊台汗國遂於至元六年（1269）春簽訂盟約，立誓維護蒙古傳統，反對背棄傳統的忽必烈，並劃定了這三大汗國的勢力範圍。後來到大德八年（1304）元成宗時，各汗國方才一同承認元朝名義上的宗主地位。到至大三年（1310）元武宗時期，元朝和察合台汗國又聯合攻滅並瓜分了窩闊台汗國。四大汗國中最先滅亡的是窩闊台汗國。海都於大德五年（1301）去世後，窩闊台汗國開始走下坡路，其領土不久後於被元朝和察合台汗國所瓜分，窩闊台汗國遂滅亡。而伊兒汗國與察合台汗國則均在14世紀走向分裂，最終被帖木兒所滅。不過由東察合台汗國分裂而來的葉爾羌汗國一直持續到1700年左右才被準噶爾汗國完全滅亡。此外，欽察汗國統治俄羅斯等地長達兩個多世紀，俄國直到明成化十六年（1480）才擺脫蒙古人的統治獨立。其後，欽察汗國分裂為幾個小汗國，除大帳汗國外，還有希瓦汗國、布哈拉汗國、浩罕汗國等汗國，最終都被俄國所吞併，它們被稱為蒙古帝國的最後殘餘。除位於歐洲東部的克里米亞汗國於1783年滅亡而被稱為「蒙古帝國在歐洲的最後殘餘」外，其它位於中亞的汗國在19世紀下半葉逐步倫為俄羅斯帝國的附庸，但希瓦汗國（及布哈拉酋長國）直到1920年才被蘇俄紅軍滅亡。

 

明清

 

本章主要是分析，張居正與雍正的改革、明太祖與康熙的文字獄、康熙與黃宗羲、康熙與明鄭的統獨之爭，其他省略。因《台灣共犯體之析判》已析判過清末民初，且非也前述也：「滿清比蒙元認同中華文化，故清國命長296年而開創最大版圖的元朝只97年，中國傳統五大政治痼疾：皇位繼承、諸王奪權、權臣黨爭、外戚內宦干政，至滿清雍正基本解決、到乾隆國力達小農文明之鼎盛，且滿清之皇子教育歷代最佳，但仍不敵工業文明之堅船利炮。明清官方海禁但民間貿易仍賺進全球白銀。另外從伊斯蘭國家，雖積極開放面對，也不敵工業文明之堅船利炮。日本在閉關自守及「和魂洋才」（如清中自強運動之「中體西用」清中朝野不接受曾李納西學於書院和科舉之議，不如日本靠教育全面明治維新），現代化成功。由此可知，以簡單化的閉關自守、自大、內向…等來解釋是不通的，因民族性及文化之利弊因時空而異，不然西方在廿世紀70、80年代尤其2008全球金融危機不也犯了類似的毛病，而讓日本、ＮＩＣs、東南亞、中共等後進有機會迎頭趕上。」

 

　　張居正與雍正的改革

 

前述曾言：「明張居正和清雍正的改革因傷及江南士紳之名利而遭文人史家惡評…呂不韋對於秦始皇可算是亦師亦父、張居正與明神宗也是，恩情實多於怨仇，但為新王權威不得不要清算師父，故與其說是弒父情結不如說是去父魅影去除父親的影響陰影魅力…煬帝三下江南之貪腐也不如康熙乾隆，幸而康熙有雍正善後，而嘉慶只清算了和珅、無力肅貪而解決盛世危機。」

　　張居正「一條鞭法」（合併徭役、田賦與雜稅成一條，以戶為徵收單位，按畝徵銀。）與雍正「攤丁入畝」（把丁役銀合併在田賦銀）的目標一致，為何成效不一？

1、時代背景不同

萬曆初年推一條鞭法時，明太祖朱元璋發明的「賦役黃冊」制已二百多年，已造假到毫無參考價值，賦稅系統紊亂，儘管百姓備受盤剝，但錢都流進了特權階層。清初，稅收用人丁制，弊端十分明顯，康熙末年更是，好在雍正及時推行攤丁入畝。

2、一條鞭法阻力更大

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時，官紳土豪利益集團的力量，已大到可與朝廷抗衡的地步。攤丁入畝也遇到類似阻力，但雍正初年官紳土豪力量較小。

3、雍正皇帝的決心與權威遠在張居正之上

張推行一條鞭法時，萬曆年幼，說不上支持與否，但從後來萬曆清算張來看，萬曆並不支持，故一條鞭法未能延續。而雍正是由皇帝親自披掛上陣領導的改革，在十三年不懈的努力下，攤丁入畝在全國施行。在高度集權的社會，只有帝王才是王朝命運的主宰者，成敗在此一人。

　　嘉慶能力差

康熙時吏治腐敗，貪腐之風盛行，好在雍正改革，將大清王朝從危局中拯救過來。而嘉慶接手前，乾隆已糟，嘉慶能力又差，自然使得清朝逐漸衰敗。如前述所言：中國文化的應然是民本，君輕民貴選賢與能，實然多昏君庸吏，這也人才合演化的8：2常態。

 

　　明太祖與康熙的文字獄

 

　　文字獄如禁書、古今中外都不絕，其因是人乃語文言思維動物，所謂口誅筆伐，故無所謂言論自由、思想犯沒罪，但現代的文字獄禁書、已成為民主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軟實力，亦即透過龐大的發言權讓自由沒用。清末民初以來大力批判滿清的文字獄，其實明代的更嚴重，不然所謂的反專制大師、反滿清之國族主義者黃宗羲，怎會稱讚康熙呢！秦始皇所謂焚書坑儒，焚的只是一些迷信的術士，仍存儒經博士，漢初伏生即是，焚書也遠不如項羽焚咸陽宮藏書。

　　漢人的明朝文字獄比滿清慘烈

滿人剛入關時，主要是依靠軍事打壓漢人的反抗。漸穩後，康雍乾盛世的文字獄才多。

　　康熙時有兩次較大的文字獄：1、朱國禎遺書案，湖州富戶莊允誠刊印朱國禎的《明書大事記》《大政記》《大訓記》及未完成的《明書》一部，書中直呼清太祖努爾哈赤名諱，且奉和清作戰的南明為正統。此時實際掌權是鼇拜，為了立威，嚴重的處理此案，將莊允誠滿門抄斬，妻女發配黑龍江為奴，220人被處決，是清朝殺人最多的文字獄。2、康熙親政後的戴名世案。戴名世也在《南山集》中尊奉南明為正統，甚至直斥順治為僭越。在刑部審判後，建議康熙淩遲戴名世誅殺300餘人。但康熙慎決，最後僅處斬戴名世，得恩旨全活者三百餘人。

　　雍正的文字獄更多和高層政治鬥爭有關，如雍正在打倒年羹堯時，牽連出了曾入年幕府的汪景祺案。比如為了打倒隆科多，雍正刻意指責查嗣庭維民所止的維止砍了雍正的頭。湖南曾靜一案，雍正寫了《大義覺迷錄》頒行天下，放過首犯曾靜及其徒弟張熙，讓他們到處宣講《大義覺迷錄》。乾隆是通過思想管控來達到統治目的。比如編撰《四庫全書》，從民間搜集了大量不符合正道的野史和妖書。相比之下，明朝的文字獄，則要殘酷血腥的多。

　　明太祖朱元璋殘酷的文字獄

　　胡惟庸藍玉案

洪武13年（1380）朱元璋以謀反、通倭、通虜、結黨等重大罪名，將權中書省左丞相胡惟庸抄家滅族，接著，已76歲勳臣第一的李善長、御史大夫陳甯、禦史中丞徐節、著名學者宋濂等人皆被以各種名義株連處決，前後有5萬餘人被殺。

　　這把肅清之火很快燒到了軍中，大將軍藍玉首當其衝，於洪武26年被以謀反的罪名族滅。之後，吏部尚書詹徽、開國公常升、東莞伯何榮、晉定侯陳桓等為相繼均被牽連殺害，家屬也都慘遭屠戮。牽連藍案而死的也不低於4萬。加上之前徐達李文忠等人被暗中毒死，徹底清除了可能對其孫子造成威脅的佐命之臣，《明史》歎道：「於是元功宿將相繼盡矣。」可惜四子朱棣還是篡了朱允炆皇位。

　　孟子也遭殃

朱元璋在讀到「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時，勃然大怒，嚴加斥責：這不是臣子該說的話！隨即就命人將孟子牌位扔出孔廟。之後，由於刑部尚書錢唐的死諫，朱知道無法抹殺全天下士子對孟子的情感，表面上恢復了孟子配享，實際卻下令：「自今（《孟子》）八十五條之內，課士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

　　朱棣的文字獄

朱棣掌權後，替建文帝朱允炆策劃削藩的齊泰黃子澄在受到非人的殘酷折磨後被肢解而亡，男人全被處決，女眷全數送入教坊司，縱容軍校肆意輪奸；和他們有婚約的家族也慘遭流放。

　　朱棣誅十族

一開始，朱棣裝模作樣想要策反方孝孺，軟硬兼施都無效。方孝孺曾頂撞朱棣誅九族的威脅：「便誅十族，又奈何！」方成就了自己忠節的名聲（如後之死諫），但卻害了親朋好友。方案，前後被殺847人。

 

　　康熙與黃宗羲

 

　　黃宗羲有「中國思想啟蒙之父」的美稱，在清初提出了「天下為主，君為客」的民主思想。媲美盧梭《民約論》的《明夷待訪錄》抨擊「家天下」專制君主制度，〈原君〉開宗名義說：「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後來的君主卻「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益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

　　他這些思想，都是衝著皇帝來的，要掉腦袋的。然而，居然沒事，可繼續筆耕。康熙十七年（1678年），下詔徵博學鴻儒，黃力辭，但康熙沒生氣。兩年後，康熙帝命地方官以禮敦請他赴京修《明史》。黃仍以年老多病堅辭。康熙無奈，只好命令地方官抄寫他寫的明史論著、史料送交史館。過些時候，史館又延請黃子黃百家及弟子萬斯同參與修史。二十二年，黃似乎對新朝有了好感，參與了一次政府行為，修纂《浙江通志》。康熙以為黃回心轉意了，康熙二十九年，又召他進京做顧問，黃只說「老病恐不能就道」，康熙沒說什麼，只是連連感嘆人才難得。

　　如果不是康熙，換了朱元璋，就不會有「中國思想啟蒙之父」黃宗羲。　　面對康熙的誠意，黃晚年為人撰寫的碑銘傳狀和致友人書中，每每讚譽康熙皇帝為「聖天子」，稱清廷為「國朝」、清軍為「王師」，用康熙年號，希望「同學之士，共起講堂，以讚右文之治」。他在《週節婦傳》寫道：「今聖天子無幽不燭，使農里之事，得以上達，綱常名教不因之而蓋重乎？」康熙二十六年，黃給左都禦史徐乾學的信更說：「去歲得侍函文，不異布衣胥肉之歡。公卿不下士久矣，何幸身當其盛也。今聖主特召，入參密勿，古今儒者遭遇之隆，蓋未有兩…方今殺運既退，薄海內懷音草狀；皇人仁風篤烈，救現在之兵災，除噹來之苦集，學士大夫皆以琴瑟起講堂之上，此時之最難得者也。」

　　黃宗羲並非所謂的反專制大師、反滿清之國族主義者，由〈原君〉的「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可知黃頂多是位信仰天下天命觀的開明專制者，且是位文化專制者，如〈學校〉所言：「學校，所以養士也。然古之聖王，其意不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學校…郡縣公議，請名儒主之…擇名儒以提督學政…學醫者送提學考之，補博士弟子，方許行術…民間吉凶，一依朱子《家禮》行事…凡一邑之名蹟及先賢陵墓祠宇，其修飾表章，皆學官之事。淫祠通行拆毀，但留土穀，設主祀之。故入其境，有違禮之祀，有非法之服，市懸無益之物，土留未掩之喪，優歌在耳，鄙語滿街，則學官之職不修也。」

 

　　康熙與明鄭的統獨之爭

 

台灣400年來有5個關鍵點：1624（荷蘭）1663（明鄭）1684（滿清）1895（日本）1945（民國），史前時期前述已略提，如今兩岸（含美中）似康熙與明鄭10次談判的前9次應然之口水/文筆/宣傳/心理/認知戰，正待第六次「零日攻擊」的實戰。身處過度時的台灣家人關係如前述所言：中國的家鄉主義使得，從秦漢的三老、東漢魏晉南北朝隋唐的莊園世家、宋明清的士紳、民國的軍紳，為了家族生存，兼具士農工商、黑白正邪、官兵義軍海陸盜等，且押寶多方，如明兼具兼具海商盜的鄭家、清日民國台獨的辜家。連東漢黨錮之禍、唐代牛李黨爭、宋代新舊黨爭、到明代東林黨爭，多兼具知識份子的黨派、主張、個人及家鄉之名利，清末民初至今的黨爭更加了國族之爭，故東林黨應然的「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實然是「美色食色名妓色，色色入眼；家利黨利家鄉利，利利關心。」

 

　　康熙定台

康熙定台是指康熙帝在繼位後對明鄭政權使用戰爭與談判手段，最終將原屬明鄭的台灣納入中國版圖的過程。從公元1662年（明永曆十六年、清康熙元年）成功在台逝世，鄭經繼位，到1683年，清朝與明鄭先後進行了10次和談，前9次都失敗了，最後一次，以戰逼和，在澎湖海戰大捷後大兵壓境，使明鄭投降。

　　背景

1646年鄭芝龍降清，其子成功諫阻失敗。1655年南明永曆帝敕封成功為延平王。1659年（永曆十三年、順治十六年）五月，成功北伐中原，大震江南，連下4府3州32縣，師迫南京，後繼無力，被清廷援兵擊敗，退走廈門。兩年後，康熙即位不久，成功率軍橫渡台灣海峽，次年擊敗在台南的荷蘭，建立明鄭政權，使用大號和年號。1662年6月23日，鄭成功病逝，鄭經對內奉南明永曆帝正朔，對外與統治中國的清廷互不統屬，將東都改名為東寧，表明台灣是一個新的國家，所謂「東寧建國，別立乾坤」，聲稱台灣「非中國版圖」（成功打荷蘭時則稱台灣是中國版圖），在與清廷談判的過程中堅持「效朝鮮例」。在談判中，並又以苻堅討伐東晉、隋煬帝遠征遼東為鑑，警告清統治者不要輕易對台灣動用武力，又以為有「汪洋萬頃之隔，波濤不測之險」，作為天然屏障，有天塹可恃，覺得清朝動用武力絕非易事。1674年，鄭經參與了當時在中國南部爆發的三藩之亂，隨著三藩之亂的潰敗，1680年，鄭經失去了在東南沿海最重要的據點——廈門。為了應付失去的收入來源以及防止軍隊嘩變、籌措軍餉，採取了徵兵制度以及增稅等措施，使得政府與民眾的內部矛盾開始激化。

　　談判過程

1662年，成功去世不久，清廷耿繼茂、李率泰派員到廈門與鄭氏第一次談判，企圖說服鄭經歸降。鄭經為了減輕壓力，與清朝談判，並交出了南明皇帝賜給的敕書、印璽。清廷要求台灣人遷回內地、剃髮易服，但鄭經拒絕，稱「東寧偏隅，遠在海外，與中國版圖渺不相涉。」（滿清對漢人的「薙髮留辮」也似漢人對蠻夷「披髮左衽」之偏見，但滿清要漢人選擇剃頭或砍頭，漢人只能以穿著明代衣服演戲及下葬來明志，只是好比「日久他鄉（辮子/小腳）變故鄉（孩子/小孩）」，故清末民初的解放小腳及剪辮子風波，要經過一番糾結。）康熙二年（1663）清朝出兵攻打鄭氏在大陸的最後一個據點廈門，鄭經戰敗，退出廈門，逃奔台灣。清朝乘勝出征台灣，在海上突遇颱風，船隻沉沒，無功而返。1667年，清廷再派總兵孔元章赴台灣招撫，答應鄭經如歸順，可封「八閩王」，但鄭經拒絕招撫，稱「台灣遠在海外，非中國版圖」。

　　1669年，康熙擒拿鰲拜正式親政後，又派刑部尚書納蘭明珠南下福建，主持對台和談，令興化府知府慕天顏赴台，宣示招撫之意。清廷作出重大讓步，允許鄭氏封藩，世守台灣。鄭經則提出：「苟能照朝鮮事例，不削髮，稱臣納貢，尊事大之意，則可矣。」康熙帝答覆：「若鄭經留戀台灣，不思拋棄，亦可任從其便。至於比朝鮮不剃髮，願進貢投誠之說，不便允從。朝鮮系從未所有之外國，鄭經乃中國之人。」康熙帝反對，談判故而破裂。

　　1673年，三藩之亂爆發，鄭氏與三藩相呼應，與據守在福建的耿精忠一同燃起了東南沿海的戰火，曾一度攻占了泉州、漳州、潮州等地。1680年鄭氏退守台灣。清廷再次和談，福建總督姚啟聖派副將黃朝用赴台。鄭經要求「請照琉球、高麗外國之例，稱臣奉貢，奉朝廷正朔，受朝廷封爵」，康熙不同意，認為「台灣人皆閩人，不得與琉球、高麗比」。和談又無結果。

　　1677年七月的和談中，康親王向鄭經許諾，如果鄭軍撤出沿海島嶼，退守台灣，就答應鄭氏把台灣變為中國藩屬國的要求，並與台灣「通商貿易，永無嫌猜」。1678年的和談中，清軍將領賚塔則在給鄭經的信中說，如果鄭經肯退守台灣，則「本朝何惜海外一彈丸之地」，鄭氏可永遠占據台灣，「從此不必登岸，不必剃髮，不必易衣冠。稱臣納貢可也。以台灣為箕子之朝鮮，為徐福之日本」。

　　征伐

1681年，兩岸情勢發生逆轉。清朝平定三藩之亂，而台灣卻因鄭經病逝引發東寧之變，鄭經母親董太妃支持的鄭克塽縊殺鄭經親身指定的繼承人鄭克𡒉，人心離散。次年十月，臺灣爆發飢荒，出現嚴重的內部危機。清實錄記載，清廷當時討論如何解決明鄭問題，很多人反對武力攻台。而康熙帝認為時機已到，便作出支持征台的決策，並起用鄭氏降將施琅擔任福建水師提督，授予施琅「專征臺灣之權」。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1683年7月10日），施琅率領水陸官兵兩萬餘人、戰船200餘艘攻打臺灣。十八日，施琅先派戰船攻取澎湖港外的虎井、桶盤二島，掃清了外圍。二十二日早七時，經過充分休整和準備的清軍向澎湖鄭軍發起總攻。經過9小時激戰，清軍取得全面勝利，共斃傷鄭軍官兵一萬二千人，俘獲五千餘人。擊毀、繳獲鄭軍戰船150餘艘。鄭軍主將劉國軒乘小船從北面的吼門逃亡台灣。此役清軍陣亡329人，負傷1800餘人。六月二十六日，寧靖王朱術桂自殺殉國。在內外逼迫下，七月五日，鄭克爽向清政府遞交降書。十三日，施琅率清軍在台灣登陸，接管台灣。鄭成功之子等6人、鄭經之子鄭克塽等9人、明鄭主要官員劉國軒、馮錫範家族，以及當時隨鄭遷台的明朝皇室後裔等人，均移入內地，授予清朝爵位和官職，明鄭正式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