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I】1947.5. 25
這是他禁演兩年後復出的第一次公演。

第一樂章：
開始頗小心翼翼，似乎一直搖擺不定，不那麼決斷，要到尾聲部分才漸入佳境。整體來說，第一樂章的演出是相對保守的，好像還在摸索什麼。

第二樂章：
一開始就感覺到他的心情沉重下去了。有一種悲傷的思緒，慢慢才放開，音樂──速度與聲音的運用活了起來，福特萬格勒回來了！(速度也加快了。)
決斷力出來了。味道出來了。樂團的聲音也出來了。音樂的織體出來了。
他放鬆了。但還在濃霧中，在自我的情緒籠罩中，還沒有完全出來。
某種自我療傷(癒)式的過程，黑管(？)的聲音不夠自我肯定，好像在嘗試、試探地發聲。

第三樂章：
才開始進入全然掌握的狀況，節奏明確起來。
整體表現不是一直穩定向前的，而是前後搖擺：有時好，有時似乎不那麼決斷。
合奏的力度初顯不夠。要到象徵雷雨之聲才開始逐步顯出力度，直到到第三次尖利的聲響，好像不忍碰觸的痛，然後退遠。

合奏的強音處如利刃、斧鑿，被象徵做到他從自然至內心世界實際際遇的層面。
鼓聲在此如一次次痛心的指控與打擊。
他都承受得住，要有多強的人格來抵擋那些侮辱和損害？
那尖銳的笛聲痛刺心扉。
第三樂章尾聲有一段，類似他在下半場演出第五號第三轉第四樂章時慢下來的現象，但因為處理的多少是自然景象，給了他轉身喘息的距離，因此他可以從容滑過(多麼感人的自我撫慰啊！)進入第四樂章。

第四樂章：
和平與天堂之聲，可以陶然自得了。
自勵自強──
這不但是給他自己，也是給德國人民最大的戰後心靈撫慰。
往事已矣，德國人從過去的陰影脫身，杵在一個可以展望和開拓未來的現在。努力啊，德國人民！我相信，那天現場的德國聽眾，心中這樣感受到。
雖然那痛還在心中，不過，放心，它將被撫平、被救贖、被釋放。
最後一段：過去了，過去了，往事如煙 如夢！

【Part II】1954. 5. 23
沉穩舒緩，速度慢，比較精雕細鑿，從容不迫。
(當然，錄音也進步了，低音的表現足夠。)
歷經七年，一切塵埃落定，尤其在他內心裡，比較客觀了。
回歸音樂與精神世界最高的境地，不落紛爭的塵世。
有愛，恨被愛征服、馴服了。
他又是踏在世界頂峰的巨人了，如此關注人世，如此接近上帝。
不會再有那種斷崖墜落式的突強。
第一樂章結尾──平靜。

第二樂章：
悠緩的開始，抒情意味濃，好像開始召喚許多美好的回憶。過去的經歷，無論順逆都一一撫拭；一切情緒都被包含在更大的生命起伏裡、消彌。
如此寬厚──難道是告別之聲嗎？*
一段遐思的樂章、旅程、漫遊，沒有用力用心去引導了。
彷彿音樂自己流動、自己表現那感人的戲劇要素。
笛(？)、黑管(？)，平靜之聲、告別之聲，純粹，不賦予多餘的意含。靜。
也結束於寧靜中。

第三樂章：
中庸中肯的描述。
回歸自然及內心的田園本色。
有輕快的一面了。
所有雷雨的描述不再嚇人。
第一次，有一種反省的空間，距離外的遠觀。
第二次，對過去所經歷的，幾乎有欣賞的角度。
第三次，不再是切身的、打在身上的；而是隔著一層厚度的膜。尾聲還有一絲過去的回味。
進入第四樂章前──
猛烈的告別前面空靈之境：
1. 悲劇意味
2. 沉痛(重)，可以觀照的。
3. 回到崇高悲劇之境的龐蕪渾沌，然後遠去了，真正遠去了！

第四樂章：
真正平和的聖樂。
又回到高貴秀美的音樂，那纖細善良的心，帶向開敞的光與聲。
他不再用厚重的弦樂來壓迫了，而是帶領、引領向上，向更開闊、寧靜、輕盈、溫馨的世界。

* 福特萬格勒逝世於1954年11月30日

●聆聽版本：1947.5.25: Audite87.101(黑膠)/1954.5.23: Audite 87.101(黑膠)

P. S.
1947和1954這兩場音樂會，都是上半場貝六，下半場貝五。
我的感覺，要透過他上半場的貝六，才能進入他下半場的貝五。或許要放在這樣的時序脈絡裡去領會，才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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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附錄】：福特萬格勒在去納粹化審訊時的部分結辯：
譯自《維基百科》：

「我知道德國當時處於可怕的危境；我自覺對德國音樂負有責任，而我的任務是盡我所能(帶領德國音樂)度過這危機。關注我的藝術被(納粹)宣傳濫用(這個指控)，必得優先考慮更重要的關注：德國音樂應當保存下來，而且透過它自己的音樂家來給予德國人民。這些人民，巴哈、貝多芬的同胞，莫札特和舒伯特的同胞，在執迷整體戰的政權控制下仍需繼續活下去。當年並未在這一境況下親身經歷的人，沒有一個能夠論斷真實的狀況。難道托瑪斯‧曼(他批判福特萬格勒的行為)真的相信希姆萊(控制下)的德國不准演出貝多芬？難道他不明白，沒有比活在希姆萊恐怖(政策)下的這些德國人更需要、更渴望聽到貝多芬和他(音樂捎來的)自由及人類之愛的啟示。我並不遺憾與他們一起留下來。」

原文如下：

As part of his closing remarks at his denazification trial, Furtwängler said,

I knew Germany was in a terrible crisis; I felt responsible for German music, and it was my task to survive this crisis, as much as I could. The concern that my art was misused for propaganda had to yield to the greater concern that German music be preserved, that music be given to the German people by its own musicians. These people, the compatriots of Bach and Beethoven, of Mozart and Schubert,still had to go on living under the control of a regime obsessed with total war. No one who did not live here himself in those days can possibly judge what it was like. Does Thomas Mann [who was critical of Furtwängler's actions] really believe that in 'the Germany of Himmler' one should not be permitted to play Beethoven? Could he not realize that people never needed more, never yearned more to hear Beethoven and his message of freedom and human love, than precisely these Germans, who had to live under Himmler’s terror? I do not regret having stayed with them.

【兩張照片】：

照片一：福特萬格勒在1947年去納粹化的審訊中，備受無情的折磨。在中間休息時，他喃喃自語：「1934年我應該離開德國。」他無罪獲釋，但有關審訊的報導卻被美國新聞界錯亂地扭曲。
Furtwanglerwas harassed mercilessly at his denazification trial in 1947. During a break,he muttered: “I should have left Germany at 1934.” He emergedspotless, but the report of the trial was perversely distorted in Americannewspapers. (Kreusch Ullstein)
照片一及說明出自Sam H. Shirakawa寫的
“The Devil's Music Master: The Controversial Life and Career of  WilhelmFurtwangler”
書名雖為「魔鬼的音樂大師」，卻是一本同情福特萬格勒的著作。


照片二：1946年12月，威廉‧福特萬格勒在柏林受審。
Wilhelm Furtwängler in December 1946, during his Berlin trial.
見當年紐約時報報導。
參考閱讀：福特萬格勒網站 以及 福特萬格勒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