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錄自 John Russell 著 The meanings of modern art / Copyright1974,1975,1981 / 第一章，第一節 (部分)。】

藝術創新，我們也隨之更新。我們自覺與時代緊密的結合著，而且精力充溢、源源不絕；這大概是生命終必給予的最完滿的禮物了。我們對自己說，「如果這也可能，那麼什麼事都有可能。」；人類認知史上新的一頁打開了。情形正如人們第一次閱讀但丁，或第一次聆聽巴哈的48首前奏與賦格曲，或第一次看〈哈姆雷特〉和〈李爾王〉，發覺人性的複雜與矛盾可以在舞台上表演出來一樣。

因此，一旦面對新的藝術而不知所措時，不免感到憤懣難耐。我們被不喜歡的東西攪得坐立不安，既不了解又沒信心。我們覺得個人被冒犯了，好似我們頗為靈敏的人性身份，已經疑竇叢生。我們本當過得無憂無慮，現在卻事與願違。甚至，我們失去生活裡重要的部份。話說回來，如果這世界上有任何東西可以確定的話，那就是，藝術的存在不為什麼，只為幫助我們的生活。

藝術一向如此。它告訴我們身在何處，也告訴我們究竟我們是誰。它給人喜悅，同時更重要的，它告訴我們真相。千百年來，在許多至為重要的事情上，藝術都觸及了根源。它透露這個世界和未來世界的真相。它囊括了歷史。它告訴我們，比我們聰明的那些人在想什麼。它講的是每個人都想聽的事。它一勞永逸的固定住我們演化中關鍵的時刻。藝術解答了我們常識缺口裡塞滿的巨大謎題，赤裸的呈現永恆。總之，它恢復我們的信心，說出我們亟欲一聞的：經驗不是無形而難明的，人與人可以越過語言的障礙來交談。我們在這陌生的世界裡回到了家，而且有友相伴。

這長久以來就是藝術的功能。藝術為我們保存失落的整體性───與自然合一、社群合一的感覺。這種感覺，我們甫一出生便渴望不止的。我們設想無數沒有把握的權宜之計，以求重獲失落的整體性，卻被藝術一勞永逸的完整保存下來。因此，當藝術改變立場，使我們覺得難以相隨時，我們自然驚慌失措。然而我們決不認為藝術終有一天會消聲匿跡。我們雅不願附和三百年前 Thomas Bronne 爵士寫的話：「天下大勢已粗定，雄圖再展悔不及。」(“Tis too late to be ambitious. The great mutations of the world are acted.”) 我們寧可認為﹝我自認很對﹞：我們自己的時代產生的傑作，足以和過去偉大的成就並列生輝。

但是不安依舊。藝術已經改變立場，修改傳遞訊息的密碼，進而探討自己的本質，史無前例的重訂嚴正的法則，我們還來不及熟悉就被迫遵循。對於這一切，我們充滿了憤慨之情，卻不敢說出心裡的感受。雖然E.H.Combrich在《藝術的故事》這本書裡，告訴過成千上萬的讀者，如何去欣賞傳統繪畫，但是對現代藝術卻十足表現了這樣的態度。他說，1914年前歐洲表現主義的興起，是出於恐懼「萬一藝術終於失敗，而每個人沉默不語的話，這全然的孤寂將凌遲人心。」如果單是「現代藝術」四個字就足以到處引起爭論，原因即在於這種畏懼藝術終將失敗的預想，早已深入人心。而這些人卻從未進過藝術館，或親自買過一幅畫。

19世紀後半，藝術卸除了某些社會任務，得以自由的深究自己的本質。卸除的任務量多類繁。西班牙國王菲利普四世堅信他的軍隊獲勝時，宮廷畫家威拉斯貴茲理所當然是描繪勝利的最佳人選 (圖一)。1793年馬哈在浴中被刺殺時，雅各─路易‧大衛幾乎是應大眾要求，匆忙畫了《被刺殺的馬哈》(圖二)。1834年，倫敦國會大廈燒毀的情形，藝術留給我們難以忘懷的描繪。J.M.W透納打算告訴我們，色彩的捲軸如何在夜空上展開 (圖三)。在此類特殊的情況裡，藝術沒有對手。它給的我們無法由別處得到。即便藝術家是消極的記錄者亦然。1816年，法國快速戰艦梅都沙號在惡劣的氣候中失事時，畫家塞奧朵‧傑律哥把報紙上的事件刻劃出更深的意涵 (圖四)。

像我列舉的這些畫，告訴了人們想要知道的事，其說法簡潔而有力。這一優點建立起人們對藝術的共同信心。此一信心可以舉W.H.奧登的一行詩句來說明：「關於人生苦難，前輩大師所言不虛。」(“About suffering they were never wrong, the Old Masters .”) 這詩句不見得真確﹝有些前輩大師陳腐做作，有些雖然頗有受苦之像，卻令人啟疑﹞倒指出了藝術幫助我們生活的這一事實。

這是說，我們對老年會較為體諒，如果我們熟悉Derby的小說《老人與死》裡Joseph Wright 這個角色。如果我們研究過林布蘭的畫《猶太新娘》(圖五)，我們會較為體會為別人獻身的意義。如果我們研究過垂死的華鐸所畫的臨別意像，我們會深入了解，什麼是愛這世界的同時正失去這世界的滋味 (圖六)。馬謝‧普魯斯特是有史以來觀察最敏銳的作家之一。當他寫下以下的話時，可說是為我們大家寫的：「在看到夏丁的畫以前，我從未了解我雙親的屋子裡，殘留的餐桌上，斜掛桌巾的一角，以及空的牡蠣殼旁的小刀等等，其中有多少美好的東西環繞著我。」(圖七)

對藝術的這一共同信念背後，隱藏著我們對原創態度──一種生命立場stance ──的信仰，而一位位大師輪流為我們立下榜樣。人們的普遍信仰是：人的生命應當是一切事物的衡量標準，它應當使複雜的經驗合理化，而且放諸四海皆準。閱讀托爾斯泰、觀看莎士比亞的戲劇、陶醉在舒伯特的歌曲中、欣賞提香的或杜勒的畫或蒲桑的《四季》(圖八)，凡此種種皆使我們的夢想成真。於是，一個人變得可以主宰生命。藝術家雖然不能免除我們的不幸，卻能教導我們勇敢的承擔下來。一旦我們沉醉在他的藝術魅力中，我們頓覺堅強無比。就好像Wotan 在 Brunnehilde四周佈下神奇的火圈時，她變得堅強無比一樣。﹝華格納的歌劇《尼布龍根的指環》﹞

堅強無比：這正是人們對藝術的要求。如果這樣的人、這樣的成就只合過去才有，這種日子實在悲哀。沒有人願意承認我們來日不多。如果我們對新藝術經常反應出憤怒和驚慌，原因出於我們無法合理解釋現在呈現的生活真相。前輩大師的風範猶存。他們恐怕比我們在「實際生活上」遇到的人更為光采奪目。但是我們也需要新的大師，假設沒有的話，我們會覺得不對勁。

詩人波特萊爾早在1840年就了解這一點。他預知各種生活狀況的變化愈來愈快，而現代藝術的任務將「表現我們新感受所內含的特殊美」。他說，我們的〝新感受〞──的確，會有新的感受產生以創造新的意義。波特萊爾知道，無論在公眾或私人領域，都將發生全面而巨大的變遷，藝術勢必處理這些問題。事態的發展不出所料：托爾斯泰在小說中毫無保留的談到各式各樣的生活經驗，但直到索忍尼辛在《癌症病房》和《地獄第一層》兩本書裡，才能告訴我們在大變動下人性的尊嚴能殘存多少，以及公義世界的空想無濟於事這一體驗。貝多芬的歌劇《費德里奧》永遠給了我們人性忠誠的理想意像；整整一百年後，荀貝格才在獨幕歌劇《期待》裡，以音樂創造出因壓力而人格分裂的明確意像。

同樣，在藝術上有前輩大師無法滿足的需求。因為在他們活著時，這些需求還不存在。蒲桑在《屠殺無辜者》一畫裡，給我們一個永遠難忘的意像：一個人張大嘴巴尖叫。然而，由於他是古典派大家，儼然以奧林帕斯諸神俯瞰的觀點來處理，那尖叫就變成整個情景裡的附帶部份 (圖九)。直到1893年，孟克才給了我們明確的尖叫意像，﹝用孟克自己的話說﹞「撕裂自然的整體」，同時代表了陡然的、巨大的、完全壓抑不住的驚慌怵慄之感 (圖十)。在那個時代，歐洲正需要那幅畫，過去的作品無法取代。1945年，納粹集中營的資料首度公開時，歐洲需要畢卡索的《煤氣室》一畫。該畫色彩節制、凝縮壓平、幽閉恐怖的像喻，以及不採用條列的方式來處理唾手可得的資料，在在使得此畫比事實更形有力 (圖十一)。這百年來的傑出藝術，在過去的藝術無法擔當重任的情勢下紛紛出現，促成藝術上的革命。

(節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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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圖一：布拉達之降(1635)

圖二：馬哈之死1793

圖三：燃燒的國會大廈1835

圖四：梅都沙之筏1819

圖五：猶太新娘1665

圖六：發舟西苔島1717

圖七：煙斗和酒杯1737

有白杯的靜物1756

圖八：普桑的四季風景連作1660-64

春，1660～64

夏，1660-64


秋，1660～64


冬，1660-64

圖九：屠殺無辜者

圖十：孟克吶喊1893

圖十一：畢卡索煤氣室194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