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5月9日

孟子，名軻，字可輿，鄒國人，是魯國貴族孟孫氏的後裔，因家族沒落，遷居鄒地。其母賢慧，為了兒子得到最好的教育，曾經三遷其居。孟子長大後成為了大思想家，孟母可講居功至偉。

歷史上，孟子一直被奉為孔子以後，儒家最重要的人物，譽為「亞聖」。據很多史書記載，孟子受業於子思，但子思死時，孟子應仍未出生。因此，司馬遷認為孟子「受業於子思門人」（《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應該是比較合理的。

姑勿論如何，孟子都是上承孔子謫系的思想家，他自己亦自以為是孔子的忠實信徒，他在〈公孫丑上〉曾說：「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又說：「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可見他對於儒家思想相當信服。

眾所周知，孟子將孔子以來的儒家學說加以發揮，成為了他「性善」的哲學體系。他相信人生下來，本性都是善良的。這種思想，一直都影響著後世對於人性的看法，即使在諸子爭鳴的先秦時代，孟子的學說都有其強大的力量，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孟子的辯才，在《孟子》書中，我們可常見到孟子與人辯論的情景，也知道他在思辯的過程，往往成功引導對手相信他的想法。

〈滕文公〉分上下兩篇，上篇五章，下篇十章，當中一如其他章節，可以看得到孟子思想的博大，更具有前瞻的力量。〈滕文公〉的內容，有不少放諸今天社及世界，更加發人深省。

今天的香港社會，政治問題常常見於媒介，我們都知悉管治者的行為，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在影響我們，但那些所謂「參政」的人，往往都沒有以身作則，做出一個好的榜樣，反之天天都在爭辯於口舌之中，沒有做好本份。例如在〈滕文公上〉有一個小故事，當時，滕文公的父親滕定公死了，當時仍是世子的滕文公欲按孟子的意見做三年的喪，可是得不到百官的支持，滕文公遂通過老師然友請教孟子，孟子說：「然，不可以他求者」，孟子認為滕文公應該以身作則，先把自己希望服喪三年的想法做好，不是先求百官，因為只有在上位的人先做好，在下的就不敢不從。孟子引了孔子的一段話來說明這個道理：

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滕文公上〉

孟子認為，在上的人喜好甚麼，在下的人一定會喜好更甚，他把君子之德及小人之德比喻為風與草的關係，他說風向哪吹，草就會倒向同一方向。因此，滕文公如有心為父親服三年之喪，全看他會否先行做好，最後，原先反對的官員，見到滕文公如此知禮，不單沒有反對，而且更非常滿意滕文公的表現呢。

由此可見，在上位的人，應該事事都先把自己的本份做好，在下的人自會跟從。倘若只說不做，這只會是「假大空」，最終都是甚麼事都做不成。如我們回溯回歸以後的香港，多少鴻圖、多少口號，就只停留在談談說說，最後都無疾而終，香港就一直在經濟下挫、瘟疫肆虐、民心不穩的日子中痛熬。假如有人向當權者說說滕文公的故事，也許，香港就不會如此了。

除了以自身本份出發外，孟子在〈滕文公〉篇，亦有提及管治的道理。孟子說：「民事不可緩也。」這句說話雖然簡單，但力量卻很大。孟子認為，關心民眾，是管治一個地方最為迫切的工作。孟子認為，有一定產業及收入的人，就會有一定的道德水平（有恆產者有恆心），相反沒有一定產業及收入的人，就不會有一定的道德水平（無恆產者無恆心），沒有道德水平者，就會做出犯法的事（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己）。

孟子認為，「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到了民眾犯事而去懲治他們，而不是在他們犯事前已去好好照顧他們的需要，則與陷害他們沒有分別。所以孟子認為，「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賢明的管治者，必定認真的辦事、節省開支、對下屬有禮，這樣才會令到該地得以持續的好好發展。

可惜，在今天，我們卻看到政府的高層，不體恤下屬，令到上下不和，這對社會是百害而無一利的。舉一個近期的例子，上月審計署發表對香港電台的審計報告，認為港台「九宗罪」，有浪費公帑之嫌。廣播處長朱培慶回應時多次說明港台的角色，既是政府部門，也是傳媒機構，很多時不可能完全依照程序及規章辦事。香港電台是一個對香港有貢獻的機構，作為政府，應該為有這樣的一個機構而自豪，但是廣播處長的上司，工商科技局長王永平卻借審計報告，公開指責港台：「你（港台）不要迴避，你一日不要求改變，一日是政府部門，對不起，你沒有選擇，一定要守規矩！」更加要脅的說：「除非我們接收港台」。這樣不體恤下屬的上司，對下屬無禮的上司，都是孟子所鄙視的，因為這根本無助於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

雖然孟子的學說，很多都從宏觀的角度談到治國的道理，但是孟子也不會忽視個人利益。他認為只要是合理的，則我們仍可以為自己的利益而努力，這方面，跟孔子的說法是一脈相承的，《論語》有下面的一段：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論語‧里仁》

孔子認為富貴是人的願望，貧賤都是人們不希望的，但不論要得到富貴，抑或是去除貧賤，最重要的是要以合理及正當的方法，不可以藉由不正當的手後達到這些目標。孟子的想法亦一樣，他是當時大學問家，很多諸侯王都會請教孟子治國之道，因而孟子都能過著不錯的生活。

〈滕文公〉下篇曾載，有一天，彭更問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彭更覺得孟子的生活算是過份了，但孟子說：「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孟子認為只要利益是合理得到的，則大如舜受堯的禪讓，也不過份，相反如果以不正當的手段得到利益，即使小於一筐飯也不可以接受。

反觀今天的香港，盲目吹捧消費主義、過份推崇享樂，令到社會上不少人為了個人的私利，欺騙別人，以求獲取利益。例如最近一對夫婦被揭發騙取政府的援助，結果被告上法庭。雖然我們不知道他們家裡有多困難，但欺詐行為本身就不可以被接受，因為社會有責任令到社會的資源得到善用，透過欺詐手段得到利益，是如何都不對的。對於生活在物質化社會的我們，孟子的說話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作為繼孔子後儒家思想最重要的代表，孟子繼承了「仁」、「德」這些核心的價值。「仁」、「德」令人服膺於道理，而不是服膺於武力。在〈滕文公〉上篇，孟子指出「大丈夫」「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認為一個人能處於「仁」、能恪守「禮」，堅持「義」，就可謂大丈夫了。他再進一步說：「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不論在任何時候，最重要的是堅持原則，當得志之時，民眾會依從，不得志之時，亦應擇善固執，從而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如果我們都相信孟子說的合理，今天在這個世界存在不合理的事情，真的是太多了。活在這個社會、這個世界，要堅持原則已不容易。更甚的，有不少人、以至政府仗恃勢力，對處於弱勢的加以壓迫、欺侮，小如打壓生計，大如發動戰爭，在這個世界的不同角落不斷發生。

雖然〈滕文公〉只是十四卷《孟子》中的兩卷，但已窺見孟子學說體系的龐大。最重要的是，孟子的思想，經過千年流傳，放於今天的社會，竟然有可能是解決今天世界紛擾的思考方向。

當然，孟子的學說也不是全然無懈可撃的，就如司馬遷亦言孟子「迂遠而闊於事情」（《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但是，他提出「性善說」，指出每個人都有為善的因子，就可鼓勵生活於現今社會的我們適當地堅守原則，為建立更美好的世界更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