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職業棒球在1990年代的勞資糾紛，比起同時間的其它職業運動，要來得更為顯眼且激烈。除了球隊老闆與球員在法院裡提出的一連串訴訟之外，美國的國家勞動關係委員會（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 NLRB）、國會兩院與大聯盟經歷了職業運動史上最長、代價最巨大的一次罷工──從1994年八月起至1995年四月，超過兩百天。連當時的美國總統柯林頓（President William J. Clinton）也被捲入其中，於1994年冬天試著在橢圓型辦公室（the Oval Office，美國總統的辦公地點）裡調解勞資雙方的歧見，但是並沒有成功。雖然聯邦地方法院於1995年棒球季開打前的裁定結束了罷工，但是勞資雙方此後又在談判桌上花了兩年的時間解決彼此在利益分配上的歧見。當新版的勞資協議終於簽定時，大聯盟棒球自1997球季起成為第一個採用薪資稅的職業運動。

整個薪資稅制度的源起，要回溯到1992年夏天，當時球隊老闆打算與球員工會（MLB Players Association, MLBPA）重新開啟集體議價協議的談判。當時，職棒球員的平均薪資首度到達一百萬美元大關，1989年時這個數字還不到五十萬。但是在球員薪資飛漲的同時，觀眾總入場數與電視轉播收益也有極可觀的成長。為了研究這些數字背後的趨勢與真相而獨立任命的棒球經濟事務研究委員會（Economic Study Committee on Baseball），在經過一番研究後，得到的結論是，當前職業棒球的問題不在於自由球員制度，而在於球隊之間的收益不平衡過大：比方說，大市場球隊如洋基、道奇，與小市場球隊釀酒人、海盜之間的差距。這個委員會並且強調，如果像匹茲堡海盜這種小市場球隊要能留住Barry Bonds這種巨星，則職棒需要更平均的收益共享。

毫不意外，George Steinbrenner對於這種「社會主義式」的，必須「捐獻」他的洋基所賺得的一大部份收益給那些營運較為不善的球隊（如Bud Selig家族的釀酒人）的建議，是一點興趣也沒有。然而，在1993年，小市場球隊運用某種聯合行動，逼使Steinbrenner，以及其它的大市場球隊老闆（如勇士的Ted Turner，道奇的Peter O’Malley）正視此一問題。以釀酒人、海盜為首的小市場球隊宣布，他們將不讓來訪的洋基、道奇等大市場球隊的電視播報人員與攝影團隊進入主場，如此一來，球賽的畫面也就無法傳回紐約、洛杉磯等地。當然，洋基、勇士等隊也立即封鎖球場，不讓釀酒人、海盜等隊的轉播團隊進駐，以為報復。然而大市場球隊的電視轉播收益非常龐大，相對地小市場球隊的損失就比較不顯著。在這個「電視封館」的威脅下，各球隊老闆彼此間簽下了收益共享的協定，但是有一個關鍵的附帶條件。若要收益共享能夠實現，必須在集體議價協定談判時，要求球員工會接受薪資上限的制度，而且必須是像NFL式的「硬上限」（hard cap），而非NBA式的「軟上限」（soft cap，有大鳥條款的）。

到了1994年六月，資方的球員關係委員會（Player Relations Committee）終於向球員工會提出了資方的薪資上限制度規劃。這項規劃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大聯盟職棒收益的一半（但不得超過這個比例），將用以支付球員的薪資。各佔百分之五十的提議乍聽之下很不錯，但對球員而言並沒有太了不得的吸引力，因為在提案之時，全體大聯盟球員的實領薪資早已超過百分之五十的界線（而且還在不斷上漲）；如果將聯盟的一半收益列為球員的支出（薪資加上福利），則實質效果將會是球員的薪資大幅被壓縮。

跟籃球或者其它職業運動的球員不同，職棒球員當時面臨著一個特殊的法律障礙，以致於無法用反壟斷（antitrust）訴訟，來挑戰資方限制球員服務自由流動的措施。由於資方擁有反壟斷法例外條款的保護，讓他們可以在冬天休季時片面宣佈實施薪資上限的制度，球員工會因此在八月時投票展開罷工。很不幸地，這罷工行動犧牲了美國史上最佳的棒球季。在1994年罷工前夕，平均入場觀眾人數超過了31,000人，單季累計總入場人數則是突破了七千萬大關，這兩個數字都是歷史新高（總入場數較1970年代中期，自由球員制度開始實施之前，要翻了兩番）。球迷正期待 Ken Griffey Jr. 是否能打破 Roger Maris 的單季61支全壘打紀錄，老牌打擊機器Tony Gwynn當時的打擊率也達到四成，而在投手丘上，Greg Maddux與Randy Johnson也投出了相當優異的成績。有趣的是，那年勝率最高的球隊是低薪資（但市場不小）的蒙特婁博覽會隊，還在大市場、薪資高的洋基隊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