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8/7 下午 04:54中評社香港說，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專業博士生牛長振、北京大學台灣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李義虎教授在《中國評論》月刊8月號發表專文《破解兩岸政治問題可借鑒南非蒙特佛利會議經驗》。作者認為：“隨著兩岸關係的深入發展，尤其是ECFA簽署後，兩岸政治問題便開始凸顯起來，難以回避和擱置。但由於它的複雜性和敏感性，解決起來會相當的困難。“鴕鳥政策”已不足以應對兩岸未來的挑戰；“武力政策”又不符合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潮流。在這種情況下，為促進兩岸關係的可持續發展，我們可以嘗試一下新的路徑，即預景分析，因為它能幫助我們改變固有思維或拓展心智模式，激勵我們進行思維創新，尋找新的破解政治難題之路。”
引言
自2008年5月以來，兩岸關係實現了歷史性轉折、取得了許多突破性進展，如“大三通”的全面實現、金融MOU和ECFA的簽署、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的成立等。但這些成果主要體現在經濟領域，兩岸之間的政治問題並未觸及。兩岸問題的本質是政治問題，如果不解決或解決的不好，將成為兩岸關係發展的瓶頸，甚至影響到兩岸關係發展的進程。(注1)因此，如何破解兩岸政治難題、促進兩岸關係可持續發展，也就成為兩岸學者們共同關心的話題。圍繞著這個話題，兩岸學者積極建言獻策，歸納起來，主要有三種：
一是主張兩岸應適時就政治議題展開協商談判。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副所長朱衛東認為，為利於政治商談的成功舉行，兩岸學術界的“政治對話”可先行，具體做法是：可先把雙方的要求或提案擺出來，列出長名單，確定短名單，逐條梳理，找出分歧點和盡可能多的共同點，擴大共識，擱置和縮小分歧。(注2)這是一種預先提出方案、後尋求共識的主張，但由於兩岸固有的歷史分歧和長期存在的結構性矛盾，雙方恐怕會落入各執己見的窠臼。
二是主張從構建統一模式的視角來破解兩岸政治問題。李家泉教授在2001年出版的《兩岸“雙贏”之路》一書中，將兩岸官方學者提出的統一模式分為“主權與治權完全統一”、“主權與治權完全分離”和“主權統一與治權分開”三大類，共102種模式。之後，他在2010年出版的《台海風雲六十年》一書中，將學者們近年來提出的30種方案或模式增加了進去，共計132種。這些模式如“一國兩治”、“一國兩體”、“一國兩府”以及李家泉未提及的“一中三憲”等，對破解兩岸政治難題都具有很重要的借鑒意義，但提出這些模式的學者都是各抒己見，有“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之嫌，缺乏互動和交集，從而難以形成共識。
三是認為要破解政治問題，須在兩岸關係中構建交往理性。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助理教授唐樺指出，兩岸在交往和對話中要超越主客體二元對立的思想觀念，注重主體間性、學會傾聽，以建立一種以相互尊重、平等對話和交流為核心的兩岸交往理性。(注3)此研究視角比較新穎，值得借鑒，但其側重理論研究，缺乏對具體路徑的分析和闡述。
由於以上研究存在不足，何不另闢蹊徑？思路決定出路，觀念一轉天地寬。本文擬借鑒南非蒙特佛利會議（Mont Fleur Conference）經驗，分析和闡述破解兩岸政治難題的新路徑。
南非蒙特佛利會議的內容及其影響
20世紀90年代初，南非處於從種族隔離制度向種族平等的民主制度過渡的政治變革期。政治變革期的南非，處於無政府狀態之中，政權喪失合法性，經濟停滯，政治暗殺事件不斷，各種利益矛盾盤根錯節。人們對南非的未來感到困惑與茫然。蒙特佛利會議就是在此種背景下召開的。會議的主要目的是探討南非未來10年可能的發展狀況，它因在南非開普敦市蒙特佛利國際會議中心召開而命名。會議的總召集人是南非西開普敦大學（University of the Western Cape）教授皮爾特‧拉諾斯（Pieter Le Roux），協調員為黑人社區的一位領導人－－桃樂茜‧博薩克（Dorothy Boesak）。拉諾斯邀請了22位在南非較具影響力的、來自不同利益團體的人物。這些人主要包括左翼政治激進分子、非國大官員、主流經濟學家、工會代表、資深學者和開明的白人企業家等。另外，他還邀請了預景（scenario）規劃大師亞當‧卡漢（Adam Kahane）來協助進行方案設計。
蒙特佛利會議總共召開了四次。第一次會議於1991年9月召開。在此次會議上，共開發出30種預景，後經過整合縮減為9種。之後，會議成員分為四個小組，各個小組從社會、政治、經濟和國際等四個層面，為這9種預景增添內容。在1991年11月舉行的第二次會議上，各個小組首先對修改後的9種預景做了彙報，然後從中選出(注4)種最重要也最能反映真實情況的預景。這4種預景的最終方案在1992年3月召開的第三次會議上被確定下來。第四次會議於1992年8月舉行，這次會議主要是向不同的利益集團彙報會議所達成的內容。這些利益集團主要涉及非國大、泛非大、右翼保守黨、執政的國民黨和白人自由派人士組成的民主黨等。
蒙特佛利會議所達成的4種預景，都是用帶翅膀的生物來命名的，其分別是：（1）“鴕鳥”（Ostrich）。這種預景以“鴕鳥把頭埋進沙子”來比喻德克勒克政府的不作為，即不與黑人團體談判、不舉行自由大選。這種預景會造成白人和黑人的嚴重對立，甚至導致內戰的爆發。
（2）“跛腳鴨”（Lame Duck）。該預景描述了南非陷入無限期轉型的深淵之中。政府雖聲稱為全民服務，但實則人人厭之。由於這個原因，投資商望而卻步，社會發展也停滯不前。這是一種很重要的預景，因為很多人都期望組建聯合政府，而現在他們卻可以預知潛在的危機了。
（3）“伊卡洛斯”（Icarus）。在這種預景中，黑人取得國家政權，並極力實現競選承諾。於是，政府斥鉅資進行公共設施建設，但由於沒有充分的財政支持，導致國庫空虛、經濟崩潰。
（4）“紅鶴飛翔”Flight of the Flamingos）。與“跛腳鴨”預景一樣，它也宣導組建聯合政府，只不過這種聯合政府能帶領南非走出困境。該預景選擇這個名字，是因為紅鶴飛的很慢，但都是群聚而飛。在該預景中，政府對政治和經濟的變革是逐步進行的，以圖實現平穩發展。最重要的，南非不同利益團體共同參與到變革進程之中，來為國家的發展出謀劃策、貢獻力量。
蒙特佛利會議對當時南非各利益集團的思想和主張產生了重要影響。“鴕鳥”預景的可怕後果使南非德克勒克總統（F.W. De Klerk）做出“我不是鴕鳥”的強烈回應，並促使他在制憲談判上做出很大讓步；“伊卡洛斯”預景不僅對促使泛非大放棄武力鬥爭路線、參加制憲談判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使非國大的領導層意識到如果只重視政治、憲法、政府和軍事轉型，而忽視經濟問題或不採取合理的經濟政策，南非的平穩過渡就只是一句空話。(注4)2000年，該會議參與者、後成為南非第一位黑人財政部長的特雷弗‧曼紐爾（Trevor Manuel）對之這樣評價，“從蒙特佛利會議到1996年《增長、就業和再分配－－宏觀經濟發展戰略》（Growth,Employment,and Reconstruction,GEAR）的出台，其過程緩慢而曲折，但當中有許多元素都可以追溯到蒙特佛利會議……直到今天，只要我閉上眼睛，腦海中就會浮現當時會議的情景。該會議已深深地植入我內心深處，一輩子永不忘懷。”(注5)
南非蒙特佛利會議的主要特點－－預景分析
預景分析最早由美國學者赫爾曼‧卡恩（Herman Kahn）提出，它是對事物未來各種可能的發展狀況的描述，對可能發生的未來提供的是一個更加動態的看法，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潛在的具有特別政策涵義的因素的相互作用上，它有助於決策者打破傳統思維和基本假設，從而可以考慮更廣範圍內的可能性－－包括新的風險和機遇，(注6)主要用於分析和處理高度複雜性和高度敏感性問題。
預景分析的基本步驟主要是：（1）界定問題。進行預景分析首先要有一個明確的核心問題，且問題的選擇要具有重要性和不確定性。（2）分析問題的各種影響因素。（3）識別預先確定的因素（predetermined elements）和不確定性因素。預先確定的因素可細分為恆定因素和可預測因素；不確定性因素指可能發生變化的因素，且這種因素不能通過資料或推理來確定其對事物的發展究竟會帶來何種影響。（4）從不確定性因素中分離出關鍵的不確定性因素（critical uncertainties）。經過步驟（3）得到的不確定性因素可能會很多，但並不是每種不確定性因素都適合於未來的預景開發，預景開發的基礎在於確定出關鍵的不確定性因素。（5）預景建構，即選擇、編寫和修正預景。預景是在結合關鍵的不確定性因素和預先確定的因素的基礎上建構起來的，(注7)其構建應遵循內部一致性和可行性兩個原則。一般來說，2～4個預景就足以涵蓋所有的不確定性，如果預景數量超出這個區間的話，往往會導致可操作性差和效率低下。(注8)關於預景建構數量的問題，有的學者認為四個太多，有的主張建構兩個最極端的預景，有的認為三個最好。其中，三個預景為大多數學者所認同。(注9)（6）學習預景，即對所構建的預景進行檢驗。
預景分析的核心在於開發共同願景（shared vision）、改變心智模式（mental models）和進行系統思考（systems thinking）。預景分析要發揮出其應有的功效，這三點缺一不可。共同願景是指團隊成員“深度分享的共同目標、價值觀和使命感”，(注10)它是進行預景分析的動力所在。心智模式是指決定我們對世界的理解方法和行為方式的那些根深蒂固的假設，甚至是圖像、畫面或形象，(注11)它直接制約著預景分析的成敗，如同皮埃爾.瓦克（Pierre Wack）所說，“我們的任務不再是寫出關於對未來描述的報告，而是幫助關鍵決策者拓展或改變他們的心智模式，否則我們的預景分析就只能是對牛彈琴，不會起到一點作用。”(注12)心智模式的修煉主要在於開放心胸來討論和傾聽。這的“討論”不是指把事先準備好的台詞告知大家，它是一種敞開心扉式的談話，討論者沒有先入之見，強調互動性和主體間性。主體間性涉及到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主體，實質是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個體與群體的關係問題。它消弭了主體和客體之間的對立，賦予交往中個體同等的主體性，其本質特徵主要表現為交互聯繫性、獨立平等性和可溝通理解性。(注13)“傾聽”不是“下載”（downloading）、“爭論”（debating），而是“反省式”（reflective）和“生成式”（generative）的聆聽。亞當‧卡漢將“傾聽”劃分為四種類型：（1）下載，即只聆聽自己的聲音，卻不注意別人的意見；（2）爭論，即以公正和客觀的態度來傾聽。這兩種類型的傾聽只能複製一些早已存在的觀念或事實，不會創造出任何新的東西。（3）反省式傾聽，即不僅要以省思的方式來聆聽自己的聲音，還要以主觀的同理心從別人的內心深處來傾聽別人的心聲；（4）生成式傾聽，即不僅要從彼此的內心深處來聆聽，也要從整個系統的視角來傾聽。(注14)在蒙特佛利會議中，亞當.卡漢就要求會議成員認真傾聽“異見”、反省深思，不允許他們在討論時說“這個預景真蠢”或“你不應該這樣想”等之類的話，而只允許他們提出“為什麼這種情況會發生”或“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等之類的問題。(注16)這裡的討論和傾聽與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頗為相似。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以溝通為導向，強調交往過程的主體間性，注重交往行為者在相互理解的基礎上達成共識。(注16)系統思考是指要從整體上來看待問題和分析問題，避免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進行系統思考，可以實現四重轉變，即從專注於個別事件到洞悉系統的潛在結構、從線性思考走向環型思考、從局限於本位到關照全局、從機械還原論到整體生成論。(注17)系統思考在預景開發和建構過程中是必不可少的，因為缺乏系統思考的預景只能描繪關於未來的美麗圖畫，卻不能深刻理解在從現實走向未來的過程中我們必須熟練把握的各種影響力。(注18)從這種意義上來說，預景是對未來各種發展狀況的一種綱要性描述。所謂綱要性描述，是指先擬定綱目、確定整體目標，具體內容則隨著形勢的發展而不斷加以補充、修正和完善。因此，預景也是對未來的一種動態性描述。
破解兩岸政治難題的政策建議
兩岸政治問題主要包括政治定位、台灣“國際空間”、軍事互信機制以及和平協定等問題，這些問題極其複雜和敏感。因為預景分析主要用來分析和處理高度複雜性和高度敏感性問題，所以兩岸政治問題比較適合用預景分析。
第一，運用預景分析舉辦關於未來兩岸政治難題如何破解的研討會。這樣的研討會具有以下特點：（1）它對參會者不設置任何前提條件，兩岸各黨派、各行各業的人士都可參加，甚至包括“台獨”分子。參會者須具有專業性、權威性和廣泛的代表性，而且能對自己所在利益團體的政策產生影響。（2）由於該研討會採用預景分析，它須邀請國際上比較知名的預景分析大師，如彼得.施瓦茨（Peter Schwartz）、彼得.聖吉（Peter M. Senge）、凱斯.黑伊登（Kees van der Heijden）和麥茨.林德葛籣（Mats Lindgren）等，以協助進行預景設計。同時，它也須配備為兩岸各方所認可和具有較強影響力的協調員。（3）研討會的地點不一，可選在大陸或台灣，也可選在一個雙方都比較認可的國家，但地點要風景秀麗，且配有娛樂設施，以便與會者擁有寬闊的視野和進行休息，因為由於兩岸政治問題的複雜性和敏感性，不是召開一兩次會議就所能達成共識的，戰線可能拉的會很長。（4）研討會不是讓與會者事先準備好講稿，然後在會議上念念就草草了事，而是要求他們即興暢談對兩岸政治關係未來如何發展的設想，不用去管自己或自己的黨派是否喜歡這種設想，也即要求他們放棄“預設”的認知和立場，進行真正的探討和交流。其目的是希望與會者改變固有思維或拓展心智模式。在討論時，研討會要求與會者開放心胸、認真傾聽和反省深思，不允許與會者說“這個設想行不通”或“你不應該這樣想”等之類的話，而只允許他們提出“為什麼這種情況會發生”或“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等之類的問題。（5）研討會一方面要求與會者要樹立共同願景、改變心智模式和進行系統思考；另一方面其達成的最終預景會有2～4個，而不是只有一個。這2～4個預景是在與會者所構想的許多預景的基礎上，按照預景內部一致性和可行性的原則一步一步縮減出來的。（6）研討會達成的最終預景會公佈於眾，讓兩岸人民瞭解和體認到哪個預景更適合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
第二，兩岸政治問題的解決須循序漸進，不可冒進和急於求成。處於政治變革期的南非，國內社會矛盾錯綜複雜，問題的處理十分棘手，但其循著“紅鶴飛翔”方案所設計之路，逐步進行政治變革，並最終實現了從種族隔離制度向種族平等的民主制度的過渡。這為兩岸政治問題的解決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參照物。另外，兩岸兩會（海協會和海基會）事務性商談也是一個很好的參照物。例如，ECFA的全稱是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定。所謂框架協定，是指在簽署正式協議之前所擬訂的綱目，先確定範圍和整體目標，具體內容則有待日後協商。(注19)換言之，ECFA既非最終協定，亦非一攬子協定，具體內容留待日後協商的辦法其實就是視ECFA談判為一種進程。兩岸商簽ECFA的過程也證明了這一點，該過程經由雙方個別研究、雙方共同研究、協商、簽署、民意機構審核與生效實施等幾個階段。這是典型的進程式協商談判，而非結局式的一攬子協商談判。兩會事務性商談為兩岸政治難題的解決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主要包括秉持“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的精神、遵循“先易後難、先經後政、把握節奏、循序漸進”的基本思路和恪守平等協商的原則等。
要解決兩岸政治問題，就須開啟政治協商談判。由於兩岸政治問題的極其複雜性和敏感性，政治協商談判須選擇一個有利時機，同時應視之為一種不斷推進的動態進程，而非以一攬子或一項協議、一次（輪）談判解決所有問題。根據兩岸政治商談是一種動態進程，筆者認為，可把兩岸政治商談分為政治接觸、政治對話和政治談判等三個階段進行。政治接觸是兩岸政治商談的初級階段，也即召開形如蒙特佛利會議的研討會。政治對話是兩岸政治商談的第二階段，也即預備性磋商階段。在此階段，由兩岸官方各自指定代表進行政治對話，探討研討會上所達成的哪種預景更適合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並爭取就政治商談的程式問題達成共識，以利於對實質問題的談判。從談判內容上來看，兩岸政治協商談判可分為程式問題談判和實質問題談判，前者包括政治協商談判的名義、物件、議題、時間、地點和方式等；後者包括兩岸政治定位、台灣參與“國際空間”、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與簽署和平協定等問題。政治談判，即正式上桌談判，是兩岸政治商談的第三階段。此階段主要是對實質問題進行談判。在這些實質問題之中，由於兩岸政治定位問題的解決是其他實質問題解決的前提和條件，因此在堅持原則的同時，要具有靈活性。
結束語
在兩岸關係上，隨著兩岸關係的深入發展，尤其是ECFA簽署後，兩岸政治問題便開始凸顯起來，難以回避和擱置。但由於它的複雜性和敏感性，解決起來會相當的困難。“鴕鳥政策”已不足以應對兩岸未來的挑戰；“武力政策”又不符合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潮流。在這種情況下，為促進兩岸關係的可持續發展，我們可以嘗試一下新的路徑，即預景分析，因為它能幫助我們改變固有思維或拓展心智模式，激勵我們進行思維創新，尋找新的破解政治難題之路。這條路徑也許會被駁斥為“太理想化”和“不切實際”，但我們嘗試一下又何妨？或許它會使兩岸政治難題在“山重水復疑無路”之時，出現“柳暗花明又一村”。
注釋
(注1)余克禮：《促進兩岸政治關係是深化和平發展的必由之路》，香港《中國評論》2009年12月號，第5頁。
(注2)朱衛東：《後ECFA時期兩岸政治談判的準備與路徑》，香港《中國評論》2011年5月號，第7頁。
(注3)唐樺：《兩岸關係中的“交往”與“仁”》，香港《中國評論》2011年2月號。
(注4)(注5)(注15)eAdam Kahane, Solving Tough Problems: An Open Way of Talking, Listening, and Creating New Realities, San Francisco: Berrett-Koehler, 2004,pp.23-25, Pp.91-92.
(注6)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Mapping the Global Future,” http://www.foia.cia.gov/2020/2020.pdf, p.21.
(注7) Kees Van der Heijden, Scenarios: The Art of Strategic Conversation (2nd Edition), West Sussex: John Willey &Sons, Ltd, 2005,p.92.
(注8)（美）比爾.賴爾斯頓、伊漢.威爾遜：《情景規劃的18步方法》，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9，p.17。
(注9)Graham H. May, The future is Ours : Foreseeing, Managing, and Creating the Future, Westport, Conn. : Praeger, 1996, p.164.
(注10)(注11)(注12)(注13)(注14)（美）彼得‧聖吉：《第五項修煉：學習型組織的藝術與實踐》，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p.8、9、13、179。
(注16)Kees Van der Heijden, Scenarios: The Art of Strategic Conversation (2nd Edition), p.240.
(注17)徐大同主編：《現代西方政治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p.314。
(注18)（美）鄧尼斯‧舍伍德：《系統思考》，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8年，導讀第1- 4頁。
(注19)李義虎：《ECFA開啟兩岸經貿關係的新時代》，《亞非縱橫》2010年第4期，第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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