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月９日鄧小平召集各單位領導講了話，緊接著就開始了清查工作。有一天，我的同學、腦內科主任朱克教授找我，他說院裏托他先找我談，讓我說清５月中旬和醫院進修生上街去天安門的事。

我告訴朱說：這事你不必管，院裏誰管這事的來找我談好了。不久，院政治部的一位同志來找我。他告訴我，上面從一份錄像帶上看到我和醫院進修生進城，他們乘一輛卡車，打著解放軍軍醫進修學院聲援隊的大旗，敲鑼打鼓地駛在復興路上；我在一側騎自行車跟著他們進城，讓我把此事說清楚。我告訴他，那天是星期三，我們科原定下午進城參加北京外科學會的學術活動，我已訂好了車。當我們去車隊時，被告知路上全是遊行隊伍，所以不能發車。此時，我看到在３０１大門內有不少進修生，他們都穿著白大褂，準備登車去天安門聲援學生的行動。他們見到我後，請我和他們同去。我問他們什麼時候回來，他們告訴我他們要安營紮寨。我就說我不能和他們一起去，我騎了自行車，在他們卡車的一側，一路走，一路聊。到禮士路，汽車已無法通行，他們下車步行進城，我繼續騎車到了天安門。

因為突然下起暴雨，我沿廣場轉了一圈，就趕快返回醫院。我去天安門之事是誰都知道的，我的這個行動沒有任何錯誤，和我談心的同志就只好如實地去匯報。此後談到六四的問題， 我始終認為，鎮壓學生運動是錯誤的，為此，在那年我本該調的級別被卡住了。

六四之後，一切事情都以對待六四的態度為標準來處理。如我們的兄弟單位軍事醫學科學院領導班子的調整。那時的院長秦伯益教授當上面領導來找他談話時，很坦然地表示他對待六四問題沒有不妥之處：如當時戒嚴部隊無法進入城區，就分散進入沿途的一些軍事單位，根據軍事醫學科學院擔負的任務，秦伯益院長提出，如部隊要進入，應擔負起保衛該單位安全的任務，否則如部隊駐入，老百姓就有可能跟進，會引起不必要的混亂，結果部隊就沒有駐入；關於給天安門絕食的學生送水的問題，當時院內群眾要求去送水，秦也表示同意，並派了車，因為很多國家單位都那樣做了，等等。

考察的結果，秦的職務被免去了。一個副院長是我的同學唐佩弦教授，他和領導談話時說，他在解放前參加了上海的學生運動，當時國民黨政府對學生只是用了救火水龍頭沖，沒有開槍鎮壓。而現在是人民的軍隊，卻對學生運動用機槍、坦克，殘殺了無數的學生和老百姓。這樣做使人實在無法理解。於是，唐的副院長職務也被取消了。而另一位副院長，因為說了領導喜歡聽的話，表態好，就被提升為正院長了。

六四之後，絕大部分和我相識的各行各界的人，在心裏都很清楚，六四鎮壓是絕對錯的，但屈服於上面的高壓，不敢講心裏話。在這個問題上，所謂的和中央保持一致，完全是一種假象。在這漫長的１５年中，我不論在什麼場合，從來都是明確地表明，我認為六四鎮壓是絕對錯的。我總希望這個錯誤有我們黨自己下決心來糾正。

文化大革命搞到把中國推向瀕臨崩潰的邊緣鄧小平出來，由我們黨自己把文化革命的錯誤糾正了，中國並沒有亂，老百姓更信任黨了。那時我國的食品極其缺乏，什麼都要憑票，但老百姓仍能和黨一起來克服各種困難，使國家在短短的２０年內就大變樣了。現在我們國家物資豐富，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了；更何況糾正六四的錯誤是全國人民的心願，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心願。只要我們黨的領導痛下決心，自己來糾正錯誤，我相信一定會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中國一定不會亂。

１９９７年我去吳祖光同志家探望他，他告訴我，他在那次全國政協會上要求發言，會議主持人要他先送發言稿，後來沒讓他作大會發言，他只在文藝組發言。他說：他先肯定鄧小平同志在改革開放２０年來使中國的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人民不會忘記他的這一功勞。接著指出鄧小平在處理六四問題上是有錯的；現在鄧已病故，我們應該重新評估六四。

８９年時鄧已高齡，了解外面的情況主要靠別人反映。當時北京市的陳希同打了假報告，聲稱學生後面由國內外反動勢力在煽動，所以鄧是上了陳的當，受了陳的騙。現在陳已經是個貪污犯，主要罪責是陳，應該使六四恢復本來面目。吳告訴我，他發言後，到會的沒有一人對他的意見表示反對（當然不會有人說出反對的理由），但是，會上沒有一人附議。這使他傷透了心。因為他知道，在場的都是一些很有頭腦的知識份子，在私下裏都和他有相同的看法；但在會上卻都不敢說心裏話，這實在使他傷心透頂。他的夫人新鳳霞和我說，她總是勸他不要再去提意見了，提了也沒有用，而吳總是不聽，一有機會就要提意見。吳對我說，人有一張嘴，一是要吃飯，二是要說話；要說話就要講真話，講假話、不敢講心裏話，這張嘴就剩光能吃了，還有什麼用？和吳的談話，給了我很大的教育：人總是應該說話的，要說真話。我後來還去找了雷潔瓊老師和吳階平老師，他們都是我在燕京大學的師長，我把我在６月３日晚上在３０１醫院搶救傷員時的所見，講給他們聽。他們都表示他們在這方面沒有了解得那麼具體，但都認為六四這事政府是大錯了，他們現在無能為力，將來一定會解決的。

我在１９９８年曾和部分同志以一批老共產黨員的名義，給國家領導人和人大、政協代表寫信，建議重新評定六四。

１９９８年我曾到楊尚昆同志家去，向他匯報我去台灣的情況（楊是一直分工領導台灣問題的主要負責人），我談了堂兄蔣彥士對兩岸統一的一些看法。隨後我告訴他，我是在六四時負責處理送到３０１醫院來的傷員的外科主任，問他是否願意聽聽我的意見。他表示願意聽，我就把我的所見如實地告訴了他，還把我１９９８年寫給中央領導的信給了他。楊表示，六四事件是我黨歷史上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現在他已經無力去糾正，但將來是一定會得到糾正的。

楊尚昆同志的意見其實是許多老同志的共識。六四事件發生後，中顧委曾由薄一波主持，對於光遠、杜潤生、李銳、李昌四位老同志開了批判會，有人並打算做出不讓他們四位黨員重新登記的決定。但後來陳雲同志給中顧委常委去了一信，由薄一波向全體中顧委委員宣讀。大意是，這件事再不能這樣做了，我們過去在這方面教訓已經很多，難道將來還要再給他們平反嗎？薄讀完信後說，這個問題算了，不再談了，到此為止。陳雲同志的這封信已很明確，他是反對六四這樣處理的。我不知道陳雲同志這一重要意見是否已向中央委員、人大常委和政協常委作過傳達。

最近讀了“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寫的《為了中國的明天──生者與死者》一書，使我清楚地知道了，她作為一個在六四事件中被殘殺的１７歲的熱血青年的母親，十多年來經受了各種壓力，忍受了極大的痛苦。她和難屬們千方百計尋找和聯系了近二百位死難和致殘者的家屬，並以各種方式表到他們的願望──要求政府對他們的親屬被無辜殺害作出認真負責的交代──這是一個十分合情合理的要求。誰沒有父母、子女、兄弟姊妹？誰的親人被這樣無辜殺害，都會像他們一樣提出這種要求。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一個中國人、一個人，都應該理直氣壯地支持他們的正義要求。他們從１９９５年開始，每年都給全國人大常委會寫公開信提出嚴正的要求。但遺憾的是，作為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對這樣一個嚴肅的請求，竟然置若罔聞，一字不答。這是一種極不負責任的態度，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時交代不過去的。

我在上面寫了不少，總的意思是：既然１６大後我們黨和國家的新領導，在各種場合特別強調要貫徹憲法，要以人為本，那麼，人大常委、政協常委、１６屆中共黨的政治局委員和常委，就應該用國家的憲法和黨的最基本的三大原則：“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為標準來重新審定六四。我們黨犯的錯誤應該靠黨自己來解決，解決得越早，越徹底越好。我相信，正確地評定六四是人心所向，決不會造成人心紊亂。所謂的穩定壓倒一切，只能是造成更大的不穩定。多年來，每到六四前夕，有的人真是如坐針氈，草木皆兵，不知要動員多少力量來防止發生事情；年復一年，並沒有因為離六四越來越遠這種不安就逐漸減輕，相反的是老百姓越來越失望和憤慨。

我經過反復思考，覺得有必要寫此信給各位領導。當然我也考慮到寫此信可能會遇到的各種後果，但我還是決定要如實地把我的看法告訴各位。如果領導認為有必要，請抽空和我談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