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 Guevara 切‧格瓦拉相關資料收集
切．格瓦拉
格瓦拉
面臨死亡威脅，格瓦拉只好離開瓜地馬拉前往墨西哥市。在哪兒結織了一些被逐的古巴革命家，後者正致力推翻獨裁統治者巴提斯塔（Fulgencio Batista）。一九五五年七月他遇到卡斯楚，並立即加入卡斯楚籌組中的遠征游擊隊。古巴人暱稱他為「切」(Che)，是阿根廷當時通行的問候語。
友阿爾貝托進行了一趟環南美洲之旅，這次旅行讓他深深認識拉丁美洲各民族的處境，逐漸孕積日後理想性質濃厚的革命思想。
一九五六年與古巴游擊軍領袖卡斯楚並肩作戰三年，推翻了古巴的獨裁統治。古巴革命成功後，受卡斯楚任命為工業部長。
一九六六年在南美的玻利維亞建立游擊據點，為建立理想的南美社會而戰。
一九六七年捕，並被處決。三十年後，一九九七年，考古學家在當年他被處決的地方挖掘出他的骨骸。
一九五四年旅居瓜地馬拉期間，適逢當地由雅哥布．亞本茲（Jacobo Arbenz）領導的民選政府遭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策動軍事政變推翻，格瓦拉就在這時候開始投入政治行動；隨後流亡墨西哥，並徹底轉向奉行激進政治立場。
利用在瓜地馬拉期間取得的聯絡管道，格瓦拉於墨西哥城與一票流亡海外的古巴革命分子搭上線。一九五五年七月他和菲德爾．卡斯楚（Fidel Castro）碰面，隨即加入游擊戰行動，試圖推翻古巴獨裁者富爾亨西歐．巴帝斯達（Fulgencio Batista）。古巴戰友暱稱格瓦拉為「切」（Che）；事實上，「切」本來是阿根廷流行的打招呼方式。
除上述職務外，格瓦拉也曾代表古巴革命政府前往世界各地，多次率領代表團出訪，並且出席聯合國，以及亞、非、拉和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其他國際會議發表演說。他被譽為是替第三世界民眾請命的代言人，其中以烏拉圭埃斯特角市（Punta del Este）舉行的一場會議最為人津津樂道──他在會中譴責美國總統甘迺迪所推動的進步聯盟（Alliance for Progress）運動。
為了貫徹當初加入古巴革命運動的初衷，一九六五年四月格瓦拉離開古巴，遠赴剛果組織游擊隊並且支援當地的革命鬥爭行動。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祕密返回古巴，籌備組織玻利維亞的游擊部隊，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抵達玻利維亞。格瓦拉起初的目標，是撼動該國的軍事獨裁勢力，但後來更進一步地掀起了一股蔓延整個拉丁美洲的革命運動。
切．格瓦拉的遺骸於一九九七年被掘出，隨後運回古巴。古巴中部的聖塔克拉拉（Santa Clara）有一座陵墓，紀念他在革命戰爭期間贏得了關鍵的一役。
http://kingstone.com.tw/book/book_page.asp?kmcode=2017850097195&actid=Monthlynew
20世紀有太多的英雄豪傑，但像他那麼純粹、潔淨、頭上罩著道德光環的悲傷英雄，可謂絕無僅有。切‧格瓦拉不朽，是因為他對世界的不義充滿了悲傷，並把自己的生命獻給了這個悲傷的命運。 切‧格瓦拉犧牲38周年特別紀念畫傳 38年前，切‧格瓦拉這個神話般的自我流放的赤色戰士，他被視為所有帝國主義者的不共戴天之敵而被槍殺了。然而，他的靈魂卻得到宗教般的祭奠，與所有參加暴力革命的英雄主義者不同，切‧格瓦拉死後被一切懷揣著純真理想的青年奉為偶像。他成為一個介於神話和童話之間的英雄，甚至被奇妙的藝術化了，成為20世紀象徵某種純粹力量的普普符號，一個性感的聖徒。 這個現代聞名於世的叛逆者，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崇拜者俱樂部。即使在他去世38年後的今天，還為每次反對運動盡力盡責；沒有哪個反戰會議上沒有出現切‧格瓦拉頭像的T恤，沒有哪一次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活動沒有切‧格瓦拉的旗幟。切‧格瓦拉身上濃重的宗教色彩正使其成為各種理想主義的代表。他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明星，死後更成為伏特加與雪茄的代言人，並且不情願地被用作手錶、手袋等商品的模特兒。古巴認為自己的英雄是用來緬懷的，但在古巴之外的許多地方，沒有人介意這些，他們只是熱愛屬於自己的切‧格瓦拉。 這位20世紀最後的征人，甚至影響到中國。沒有人知道為什麼，只知道自己被這位硬漢征服了。這本書講述的正是這樣一個秘密的傳奇。切‧格瓦拉犧牲以後至今，仍然留給這個世界上無盡的謎。 本書特色 ◎本書是切‧格瓦拉秘密一生的呈現，由他的家人獨家提供的數幅圖片，首次解密的他的拍攝影像與手跡，古巴權威機構支援，首次披露他死前離開古巴的獨特原因，切‧格瓦拉子女首次記述他與中國的關係，以及他如何影響世界與風尚的秘史。 作者簡介 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 1928-1967） 切‧格瓦拉 （Ernesto Che Guevara 1928-1967)的一生留下了一連串當官不像官的美麗傳說∶他參加勞動可不是鏟一鍬土、種一顆樹而已。他砍甘蔗一砍就是一個月，於是被人照下了那張曬黑了臉、一副農民模樣的照片。他像礦工一樣赤著膊、光著腳下井視察工作，體驗工人們的勞動強度和工作條件，他捲起褲腳走向一個包含著艱苦和犧牲的開始。他不僅用自身的行動證明，也在各種場合不厭其煩地表達他的思想∶「在革命逐步走向體制化的過程中，我們手中最主要的制動器是一種擔心。擔心任何一種形式的東西使我們脫離群衆、忽略具體的人，忘記革命的最高、最終理想是使人脫離異化，走向自由」。格瓦拉雖然不免走進死亡的陰影，但他獻身的行爲卻繁衍爲永恆的精神。格瓦拉對窮苦受壓迫民眾的赤子之愛，讓他在拉丁美洲的窮人中成就了塵世基督的形象。 而 Che Guevara 自己配戴的是一隻 Rolex 的 Submariner，他留下的影像紀錄裏有不少是他戴著 Submariner 的模樣。即使身為一個能和民眾同甘共苦的革命鬥士，格瓦拉並沒有放棄他對手錶品質和品味的堅持，一如身受氣喘痼疾所苦的他，不曾放棄對古巴雪茄的熱愛一樣。Submariner 堅固強悍、防水抗塵的特性切合了 Che Guevara 在叢林裏作戰穿梭的需要。即使不曾親身領會格瓦拉的人格和風采，每一個看過戴著 Submariner 的 Che Guevara 身影的人，很少有能不被這樣的影像所呈現出的完美印象所感動的。據信在 Che Guevara 被槍殺後，玻利維亞的美國 CIA 頭子 Felix Rodriguez 取走了他的 Rolex 手錶，作為自己的戰利品，並在接下來的幾年內隨身佩戴，經常對著採訪的記者展示。 總是不禁想起那一隻原本應該回到 Che Guevara 的子女手上的那一隻 Submariner ，不知道它今日下落何方。但從 Che 和 Submariner 鮮為人知的邂逅故事裏，我們更深刻地懂得了∶賦予手錶引人生命力的，絕不僅是手錶本身非凡的製錶工藝而已，唯有配戴者豐沛多采的生命歷程，才能刻畫出手錶真正鮮明異常的非凡魅力。 （這是刊登於六月號印刻文學雜誌。我們是用即使的email交換，非常過癮。偉棠的思想與文字清澈犀利，我收穫很大。） 這場對談很有意思，從發生到進行到結束，似乎就如「革命」般，充滿不確定因素。找廖偉棠(人在義大利)跟張鐵志(人在台北)談切‧格瓦拉，是因為這二位作家的特質相當迷人，而且對切都有深入的理解，某種相同的質素將這三個心靈互相拉扯住，在網路上以mail進行對話。編輯負責搖旗吶喊，發出mail提出第一個問題暖場：「第一次知道切是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初次的印象如何？」（台北時間PM 04:28）為了真實的呈現，我們把時間也標示出來，這是非常即時的反應，打字速度先不說，要能夠在這樣的時間內寫出如此深刻的話語，不禁讓身為旁觀者編輯的我大為驚嘆！只有切有這麼大的魅力吧，他所影響的一代一代人，將他的信念繼續燃燒、延伸。(編者) 張：你說的真好，且我正好在思考這一點。關於革命與愛。 http://blog.roodo.com/SoundsandFury/archives/9811985.html 網上筆談兩小時倏乎而過，一點也不冷場，竟比看動作電影還刺激。幾乎一字不改的原文刊載，除了發現作家的思路脈絡，也可見文字比言說似乎多了一層清澈的質感，直入人心。可畢竟是打字，兩個鐘頭共合寫了約三千二百字，已經是驚人。意猶未盡之餘（寫的人跟即時監看的編輯都是），遂相約隔日同一時間再戰兩小時。（編者） 廖：這點我和你觀點很接近，不吐不快，所以剛才我已經也在同時寫，剛剛寫好就看到你的信，真是一拍即合！ http://blog.roodo.com/SoundsandFury/archives/9840467.html 語錄 P. 14 人們對一個時代的不滿，最先會表現在個人化的離經叛道，甚至各種犯罪上，設若有一個偉大的榜樣出現，這些到處流竄的負面能量就會被集中到比較正面的方向，而蛻變為一種新的青年或知識分子運動。 P. 79 很多家境貧困而又無法工作的人，都像這個老婦人一樣，生活在滿懷敵意的空氣中；他們不再被當成是父親、母親、兄弟或姊姊，而被當成是家庭的負累。他們變成了家人嫉恨的對象，變成了供養他們的健康家人的一個羞辱。 P. 92 那些美國佬真是蠢蛋，罷工一埸，他們每天要損失幾千披索，可他們就是不肯多給那些窮工人多幾文錢。 P. 138 當西班牙軍隊掠奪這個戰敗的城巿時，他們把怒火發洩到印加的神殿上，這一方面是要滿足他們對黃金的貪婪，也要滿足他們一種虐待狂的樂趣，就是要把一個憂傷民族的快樂又賜予生命的象徵，轉換成一個快樂民族的憂傷的偶像。 P. 223 未來是屬於人民的，也許一步步、也許突然間，他們會當家作主，在這裡及全世界。 .人民需要受到教導，而這在他們當家作主之前不可能，要之後才可能。他們只能從自己的錯誤中學習，這會是些很嚴重的錯誤，會犧牲許多無辜者的性命。話說回來，也許這些人並不無辜，因為他們犯了違反自然的一大罪惡，也就是他們無法適應環境。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bF2-czYSn4w/ 切格瓦拉（上）-阿根廷（在線觀看-土豆網） http://www.youtube.com/watch?v=4AshrYsBkGs切·格瓦拉傳(下)：游擊隊CD1.f4v （youtube在線觀看）
任何偉大的作為都需要激情……
──南方朔
◎中國大陸首版五萬冊，半個月即銷空！創下新的畫傳熱銷紀錄！
◎兩岸三地矚目的傳奇風雲人物！被封為理想主義的代表，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
生於阿根廷上流社會，原要繼承家業行醫，入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醫學系就讀，1951年他偕同年齡較長的朋友吉門內茲，像美國前衛嬉皮青年一樣，兩度騎著摩托車和靠著在公路上攔車，到南美洲五國漫遊，全程
切‧格瓦拉傳奇英雄的地位，在他死後開始形成。他的死亡被廿世紀反抗哲學家沙特推薦「當代最偉大的英雄」，1960年代歐美新左翼知識青年運動有如狂飆般興起，有七個人物被列為新左派英雄，格瓦拉為七人之首。他那張頭戴遊擊扁帽，像電影明星克拉克蓋博的肖相，被反叛青年印在海報上、雜誌裡，更多的則是印在年青人的T恤上。他被人膜拜，乃是他的一生在這個一切都庸俗化的時代已形同一則不可能的神話，他用這種不可能向人們的良心發出呼喚，並對世界的不公不義做出浪漫的抵抗。
在 Che Guevara 辭去古巴黨政高級領導職務並於一九六六年赴玻利維亞叢林打遊擊時，自願與他同行的有十六位古巴革命者，其中有四名古共中央委員，這十七人中沒有一個年滿三十五歲，而且都有家室和子女，後來這十七人中有十四人英勇犧牲。他們分別給親人們留下了深情的告別信，Che Guevara 在出征玻利維亞前留給孩子們的信中寫著：「你們應當永遠對世界上任何地方發生的任何非正義的事情，都能産生最強烈的反感，這是一個革命者最寶貴的品質」。遊擊戰士在犧牲前如果來得及，都會將自己的手錶摘下，請 Che Guevara 轉交給他們的子女。一九六七年九月，也就是在切•格瓦拉犧牲前一個月，有人記錄到在他的背包裏共有四隻手錶。廖偉棠VS.張鐵志 談切‧格瓦拉（上） August 27,2009 12:18
廖偉棠（以下簡稱廖）：可能很早就在某些影像上看到切的頭像，但不知道是什麼，還有在美國樂團「憤怒反抗機器」（Rage Against the Machine）的專輯上也見到過。但真正認識到切，是在一九九七年，我從香港到廣州買書，回來的巴士上我在最新一期《讀書》雜誌上看到大陸的拉美研究學者索颯寫的關於切的紀念文章，當時我在巴士上讀得淚流滿面，沒想到當代還有這麼偉大、無私的人。回到香港，馬上買到大塊出版的《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看了，很快又買到香港一家托派出版社在七十年代出版的《古巴革命戰爭回憶錄》，以及大陸七○年代出版的蘇聯人寫的切的傳記，於是對切有了基本的瞭解。對他的初次印象就是：那是一個可以信任、可堪追隨的人。（台北時間PM 04:36）
張鐵志（以下簡稱張）：我記得，應該是九○年代前期的大學時期讀到格瓦拉。彼時終日投身於學生運動，搞讀書會、上街頭、在學校發傳單，手持麥克風在少少的人群前演講。除了專注於當下的台灣社會矛盾，我也很著迷歷史上的青年革命，不論是台灣從日治時期開始的學生運動，或者六○年代的全球學生反抗。然後，不記得在什麼書上，讀到了切的故事。那樣典型的革命者的故事，決絕的姿態。結合了勇氣與悲劇，獻身與犧牲。在那個我們正急切於尋找反抗典範的過程中，他當然是成為無可取代的典型。（台北時間PM 04:54）
廖：你提到勇氣和悲劇、獻身與犧牲，我想這是吸引我們的最初動機，其實這幾種特質在宗教殉教的聖徒（比如說聖塞巴斯蒂安）身上都具有，我們早年對革命的嚮往中也是混雜著宗教情感的。而你提到的決絕才是我們更進一步認識切的道路，他有別於其他共產主義當權者的一點是他對自身也非常決絕，具有苦修精神──當然這又讓人想到宗教，如聖方濟各（San Francesco，1182-1226）。但同時他對普遍的人類情感並不冷酷，他的革命是飽含了愛、愛恨分明的革命，如果只有愛不講恨那就和宗教無異，只講恨不講愛──那是極端左派如日本聯合赤軍那樣的。切是一個心懷大愛的戰士，他身上也有很多屬於人類的弱點，正是這樣的一個人才不至於淪為神話符號吧。如沒記錯，我是在他的《論游擊戰》的序上讀到他談論革命中的「愛」的見解的，深為折服，你看到過嗎？（台北時間PM 05:09）
我在我的書《反叛的凝視》寫切的文章時，引用了他的一句話：「一個真實的革命者是被偉大的愛所指引」。誠如你說的，他的革命是愛恨分明的革命。但我想，應該是以愛，對於被壓迫者的愛，對正義、和平的價值的愛為底蘊，然後才會出現對那些壓迫與支配者的恨。所以愛是指引。
回首歷史，太多的革命者以正義之名，但最後都是以醜惡的面孔出現。尤其作為一個革命者，是處在高密度思想和肉體鬥爭的處境，他的愛與善很難在與惡的鬥爭過程中不被一步步侵蝕。於是，許多革命者最初對人民的愛，很容易後來只淪為對權力的愛。
這就是格瓦拉最吸引人的部分。我在想，或許因為他是醫生，所以可以保持那樣的愛，如同我們在《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和《玻利維亞日記》中所看到的，對同胞與同志的愛。
格瓦拉還有什麼特質吸引你呢？
或者說，他對你相信的信念來說，還有什麼樣的意義呢？（台北時間PM 05:18）
廖：對，我在《論游擊戰》序言中注意到的也正是這句：「一個真實的革命者是被偉大的愛所指引」。很多革命者（在當代也存在這樣的人）在鬥爭中，很容易忘記了最初的革命動機，而對權力和榮譽的迷戀導致出一種變態的潔癖——認為其他所有人都不如自己革命，繼而以此為藉口來清洗革命隊伍，把恨放諸那些應該去愛的人身上，這些人也許是不夠自己「革命」的同志，也許是「革命覺悟」不高的人民，但無論如何，他們不應成為恨的對象。
切能避開這一點，除了因為他是個醫生，更因為他是個詩人──我是這樣理解的。他身上的詩人氣質，他的憂鬱都是吸引我的，也許他寫的詩滿一般的，但他的行為本身就是一首詩。至於說到他現在對我的意義，我和他不同的地方是我比他虛無一些，但正是他不斷提醒我在理想主義行為中存在的積極意義，讓我從不對理想主義絕望。他的行為告訴我們，那些被譏為空想的行為，竟然是可以實行的。他令我堅持了行動主義的信念，革命絕對應該坐言起行。
但畢竟不是全世界都是當年的古巴或今天的查巴達，那麼我們如何行動下去？我想聽聽你對切的鬥爭方式的理解，還有你覺得如何轉化為我們現今在城市中的鬥爭？（台北時間PM 05:35）
張：哈哈，你果然是詩人之眼讀到了切的詩意。是的，他的行動就是一首詩，抒情而飽滿意義。
回答你的問題。我覺得切的游擊鬥爭有幾層啟示：
第一、他對社會不平等、對弱勢的關切是這個時代最迫切的問題。當然，在資本主義體制中，這個階級矛盾的問題從來沒有消失。只是，隨著過去二、三十年的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國與國之間，以及一國之內的社會不平等增加了，且非洲大陸、南亞等地區人民的貧窮並未改變。改造資本主義的迫切從來沒有一刻停止過。而且，這個鬥爭不是正在進行嗎？從一九九九年西雅圖反WTO的抗爭，左翼、環保主義、青年安那其們，他們許多人身上穿著切的T-shirt，秉持著他的火炬，用身體去抵擋新自由主義的暴力巨輪。（那一年在香港，你不是也在抗爭現場嗎？我想起你那首我摯愛的〈灣仔情歌〉）
而這些格瓦拉的子民們某程度上是取得成就的：血汗工廠減少了，世界貿易談判的議程轉變了（更強調第三世界的發展，雖然還在談判中），公平貿易的概念越來越深入人心。然後，去年，新自由主義的資本邏輯吞噬了自己，造成內爆。當然，鬥爭還是要繼續。
第二，他的游擊戰對我們來說，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理解，亦即文化的游擊戰。面對資本主義的強大力量，除了與其正面對抗，除了用街頭的公民不服從取代切的山中武裝游擊，也有必要展開文化的游擊戰。透過各種文化的形式，音樂、詩歌、劇場等，去暴露體制的暴力與壓迫，去展現抵抗的可能。
我其實在想，切如此愛寫日記，他一定是很重視文字所能展現的力量。
你說呢？切對於你的文化行動主義有產生影響嗎？（台北時間PM 06:00）
廖：切對文字力量的注重這點你發現得好。其實他很敏感與現代鬥爭的新形式，比如當法國人德布雷被捕後，切並不感到害怕，反而高興於這樣一來會有傳媒、繼而是大眾知道和關注游擊隊的存在；而之前他在非洲給周恩來寫信要求支援大功率的發射電台，也是出於同樣考慮。如果切身處如今這網絡時代，他將會和馬可仕一樣如魚得水。我想這也是他對我們現在的文化行動的啟發，盡可能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傳播資源，把要求變革的思想傳達到任何可能、渴望接觸它的人眼中。所以我毫不避諱在社會運動中寫作和朗誦、傳播詩歌，我始終認為詩歌是可以有實際影響力和提供反思能力的（當然我也認為沒有上述兩者的詩歌也可以是好詩歌）。切的信念是能影響一個人就是一個，所以他在臨刑前夕還會對士官們「說教」。我的詩歌觀也如是，正如我曾經在一個訪談裡說的：詩歌對現實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無能為力，但我偏就不放棄那百分之零點一，我的憤怒只對我的良知負責，如果有人傾聽或和應的話，就能賺一個是一個。
你對切的文字和著作最感興趣的是哪本？我最喜歡的，還是《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但最震撼我的是《玻利維亞日記》，我以它為藍本寫了一部詩劇《玻利維亞地獄記》。（台北時間PM 06:20）
張：和你一樣，最喜歡《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主要還是因為相對於其他幾本書，是比較細瑣地談游擊戰過程，摩托車日記更有血肉，有對土地傷痕、人民苦難的描寫，也讓我們看到一個青年理想主義者的成形，讀到那些青春的純粹熱情。
你對詩的看法也正如我對音樂的看法，我深信音樂或其他文化形式的力量，對人們意識的衝擊與塑造的力量。所以我特別有興趣於文化和社會運動的接合。兩者都是在抵抗。文化創作是要抵抗既有的價值、意識形態與霸權，是要創造另一種想像可能。社會運動則是改造壓迫性的政經、社會結構。兩條路線的行動者可能是分開的，但當他們結合時，就會產生巨大的力量。當然，我這幾年都是在以搖滾作為文化的切入，去挖掘搖滾的激進主義及其限制。
我也是這樣期待自己的文字：希望文字書寫成為我的文化實踐之一。我寫的題材乍看比較雜，但其實都是一貫的：去揭露、批判資本主義或威權政治的壓迫，或者比較抒情地去書寫那些反抗行動，不論是搖滾人的社會介入，或是如《反叛的凝視》一書中所討論的各種行動者，這是因為我自己被他們深深感動或是inspired。
當然，文字，或者文化行動，還是必須植基於書房外的行動中，這樣的文化實踐才是有機的，也才能讓我們不斷地反省文化實踐的可能虛弱，起碼我是常常覺得自己的不足。（台北時間PM 06:38）August 26,2009 14:56
廖偉棠VS.張鐵志 談切‧格瓦拉（下）
廖：午安！鐵志、逸君。我們繼續我們的游擊吧。鐵志你終於看到足本的電影《切‧格瓦拉》上下集了嗎？我是上個月在香港電影節上看的，當我看到下集切‧格瓦拉的遊擊隊在猶羅峽谷中最後一戰時，耳邊是淒慘得如來自另一世界的零星鳥啼、加上那一兩個長度不超過十秒的主觀蹣跚的鏡頭，一下子糾結起前面三個多小時的壓抑，轉換成泰山欲傾的巨力向我壓下來。那一刻我突然感到渾身戰慄，不覺間竟然淚流滿面——那完全是他一個人求索的地獄，我覺得Steven Soderbergh對《玻利維亞日記》裡那種彷彿被命運控制的氣氛理解得很好，成功轉換為影像，他用目不暇給的鏡頭切換配合明亮環境下的淺景深，成功地營造出游擊戰中充滿不可知因素的噩夢氛圍，我們不時看到焦點外的世界如幽靈一樣向鏡頭飄來，迅即又落回實處，這種一張一弛的節奏也像極了切在《玻利維亞日記》裡記載的戰爭，還有隱藏得更深的切‧格瓦拉的內心：孤絕的意志在痛苦中咬牙、衝突。
這部電影不迴避殘酷，我覺得比《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拍得好，《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把現實的矛盾簡單化和淡化了，變成了一部青春成長小說式的電影，過於突出溫情和夢幻，而忽略了現實是夢魘。
我在那部電影中感受最痛苦的是：那出賣游擊隊的農民羅哈斯臉上現出的一個最平凡、最正常的、人的表情，這一張臉，和不久面對死亡的切‧格瓦拉的那一張臉，竟然都屬於人類之臉。人究竟是怎樣的一種動物，是否還存在救贖的可能？我們面對背叛和不理解的時候，都忍不住自問，我們為之付出的努力是否有意義？但切更無私，超越了這種質疑，他完全相信意義就存在於尋找意義的行為本身之中。
張：我還沒有機會看到Soderbergh這部片，但我知道台灣在這個夏天會上演，很期待。
電影作為一種大眾文化的力量，確實影響力深遠，我可以想像，這部片在台灣上演時，必然又會捲起一股格瓦拉熱潮。但這也正觸及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格瓦拉現象的核心矛盾：切的商業化，以及革命的庸俗化。
我們該如何看待他無所不在的頭像，尤其是各種商品上的英挺頭像？而這部新的電影除了讓我們對切有如你所論及的理解外，可以讓新世代更理解切真正代表的革命精神嗎？
切的商品化現象在古巴也一樣。我前兩年去哈瓦那時，就發現切已經是他們最大觀光商品，氾濫到讓人幾乎都不想買。如果我們對於卡斯楚的矛盾情結是，他是一個後來成為政治獨裁者的革命者；對於格瓦拉的矛盾情結則是，他是一個後來成為商品化偶像的革命者。
不過，某方面來說，我對於這個現象倒不是完全批判。因為人們總是需要令人感動的故事與啟發。切成為一個大眾的英雄並不是壞事。畢竟，如我前面所說的，還是有許多對全球化的反抗青年把切的頭像穿在身上。他們並沒有忘記切的真正精神。而且，還好他的形象不是屬於某企業的智慧財產權，而是可以被不斷複製、再造。你可以在任何國家的地攤、夜市看到。這不也是一種對當前資本主義私有財產邏輯的顛覆？
當然，更重要的是，我們如何去介入對於切的詮釋權，如何讓他成為不只是商業機器的搖錢樹，而是在他已然被大眾化、流行化的既有事實下，去讓那些只以為這個頭像很酷的年輕人，對於切，對於左翼歷史，對於切的精神在現實的實踐，有更多的理解。
切的影像和事跡的傳播，的確有被流行商業文化利用的嫌疑。但是反過來說，也可以是切的幽靈對商業傳播的利用，我常這樣說：假如一千個人因為迷戀切的頭像之帥和酷而購買相關的產品，其中或許有十個人對這個帥哥頭像背後的思想產生好奇，然後去尋找關於他的文字、去了解他的意義；而其中有一個人被他觸動、感召，繼而想行動起來做點什麼去改變這個需要變革的世界，那麼這被利用也是值得的。
我看過紀錄片《暗殺卡斯楚的638種方法》，當被問及為什麼不怕暗殺的時候，卡斯楚說：「我有道德防彈衣！」而在一九九七年紀念切的遺骸運回古巴時，卡斯楚的講話中說：「我也把切當成道德力與日倍增的巨人，他的形象、力量與影響澤被全世界。」道德正義正是切無敵的武器，卡斯楚用之武裝著自己也武裝了古巴，即使他在一次次的講話中也有利用切的偶像號召力之嫌，但是毫無疑問他也幫助切‧格瓦拉實現了一個理想：讓殉道者的精神成為抗爭者的意志、動力。他一九六七年、六八年大量「輸出」切的影像、開放切的著作的版權讓各國翻譯出版，這都是好事。所以我們看見當今世界各地的抗爭街頭上，飄揚的都是切‧格瓦拉的頭像作為旗幟，而不是來自好萊塢造夢工廠生產的任何一個英雄人物。
不過，切和卡斯楚相比，分野最大的還是切毫不戀棧權力；最近在美國的古巴流亡作家紛紛撰文批評切‧格瓦拉，說他在獨裁和對暴力的迷戀中不遜卡斯楚，我看了一些翻譯過來的文章，覺得極像是捏造的。你怎麼看？
張：很高興我們很有共識啊，而且總是你說的比我更清楚。
提到他和卡斯楚的比較，這是我一直以來對於社會主義革命的感想。
過去幾十年來，很多左派因為反美，反對美國對古巴禁運，所以高度支持古巴。但是我覺得，支持古巴人民，和支持古巴政權，是不同的。我們不能因為卡斯楚的反美帝，或是他在教育、醫療方面進步的社會政策，而對他的獨裁視而不見。一個人長久把持權力直到老死，這絕對不是一個進步左派可以接受的。盧森堡與列寧當年的辯論已經很清楚說明，社會主義不能沒有民主。
對於民主，說實話，我們不太知道切的細微立場。例如你提到那些文章，我們無從知道是否是捏造。切對於前朝官員的執刑，這是一個典型轉型正義的難題：該如何處理之前獨裁政權的官員？至於說他鎮壓異己，這個為了權威與紀律而鎮壓異議的問題，的確是革命行動普遍的內在問題，如日本赤軍連後來的發展，這是值得我們集體反省與思考的經驗。
切如此做，這主要是因為他把革命理念純粹化，而非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治權力。事實上，切對於權力的立場是另一個他被人尊敬的原因。一九五九年後，他看到了當年同志的日益庸俗化、墮落，看到了革命終將被官僚體制邏輯吞噬並逐漸自我背叛化，所以他選擇了放棄權力，繼續上路去革命。
正如沙特和許多曾經支持卡斯楚的左派，對於卡斯楚的日益獨裁在一九七一年的公開批判信的最後所說的，「我們重申，我們與當時指引著山中游擊鬥爭的原則站在一起，而這個原則是卡斯楚和格瓦拉曾一再以言語和行動所展現出的。」
廖：所以我覺得要從兩方面看切的意義。第一，是他作為一個個人的意義，他以其對肉體疾病和權力誘惑（也是一種病）的超越，證明了一點：人是可以超越、並應該超越的，在物欲橫流的時代，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奇蹟。而同時他人性化的種種行為又反駁了聖徒化和革命樣板英雄化他的可能，他是一個悲劇英雄，又不止是一個悲劇英雄，他知道自己所面對的地獄，毋寧說：他是地獄的從容體驗者。第二，是他作為人民抗爭方式的一個轉折點式人物的意義，他身上有早期共產主義者如盧森堡的自律氣質和犧牲精神，但又有無政府主義者如巴庫寧、克魯泡特金等人的魔幻與樂觀主義（這點在他最後的歲月糾正了他剛掌管革命成果時可能的極端），這幾種精神如果結合起來，產生的是現今城市青年鬥爭所需要的素質，這是切作為一個行動者的演示。他的游擊戰思維更是適合當代，更何況我們有了更廣闊的游擊場域：網路。
張：此刻，那些不正義的壓迫制度，仍然強大，且全球資本更會流竄，並以更細緻、更多樣的面貌展現。
如今我們的游擊戰場或許不在山中，而是如你所說的，有更廣闊的戰鬥場域：網路。的確，尤其是相對於資本構築起來的主流媒體，網路提供我們文字與影像的游擊空間，尤其是對於中國這樣的威權機器，網路更是主要鬥爭場域。但另一方面，街頭的鬥爭依然重要（我突然想起滾石樂團的名曲Street Fighting Man）。就在我們對話的今日早晨，我和朋友們在凱達格蘭大道上被警察追逐，我們高喊著人權，要求國家把集會遊行自由還給人民。
當然，文字、思想、與街頭行動的各種抵抗形式，都是同樣重要。這就是格瓦拉之於我們的火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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