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說明：思想家與經濟學家－－海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 1899-1992)





不要誤讀哈耶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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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青年報

這本書講述了一個偉大學者的思想歷程。哈耶克的偉大在於，他不僅在觀念上，也在行動上拓展了人類自由的邊界。在人類思想史上，由傑出思想家樹起的自由豐碑，已經最醒目地鐫刻上了哈耶克的名字。但是，在學術意義上，哈耶克留給我們的問題恐怕遠遠多於他所解決的問題。在哈耶克熱中，不要誤讀哈耶克是很要緊的事。

自由是什麽？這不是一個簡單問題。哈耶克贊同這樣的表述：“自由可以被界定爲強制之不存在”。哈耶克對確立自由範疇的貢獻在於，他不是簡單地從道德理念出發討論自由的意義。受波譜科學方法論的啓發，他建立了自己的知識分工理論，由此得出了對計劃經濟合理性判斷的批評。

哈耶克是從政治哲學出發來論述自由的，其意義十分重大。人類社會離不開集體行動，而一旦進入集體行動，技術因素造成的交易成本就要發生，政治強制造成的交易成本隨著組織層次的提升也在遞增。遺憾的是，幾千年裏人們不懂得這一點，到了近代，理性主義走到了極端，變成了浪漫主義，大大誇大了理性的力量，産生了哈耶克所批判的“建構理性主義”，這種建構理性主義的代表又是與大衆隔膜的知識份子！哈耶克就這樣在兩條線上作戰，一方面他要批判虛僞的政治家，另一方面他又要批判知識份子。批判政治家容易，批判知識份子則十分困難！自己作爲知識份子的哈耶克，承擔這樣一個歷史使命需要多大的勇氣！

在理性的問題上，凱因斯對哈耶克的批評是值得重視的。凱因斯讀了《通往奴役的道路》以後，要求哈耶克在自由與計劃之間劃出一條線來，他認爲哈耶克沒有劃出這條線。事實上，在政治哲學上，哈耶克已經劃出了這條線，因爲他知道自由的敵人是強制，而強制是可以明確得到定義的。但是，在現實領域，哈耶克的確沒有劃出這條線。

凱因斯對哈耶克的評價在當時的經濟學界乃至在當今經濟學界很有代表性。從道德和哲學的角度，凱因斯與哈耶克是完全一致的，但對哈耶克的經濟學論點，凱因斯是不贊成的。對哈耶克，需要這樣一種“兩分法”來認識。

哈耶克本可以是一個優秀的學院派經濟學家，也本可以過一種富裕的經濟學家的日子，但鬼使神差，他變成了一個政治哲學家，也因此過了一種不太寬餘的日子。只是在他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以後，才過得優裕起來。按照學院派經濟學家的話來說，哈耶克“迷失”了方向。然而，人類社會幸虧有了這樣一位迷失了方向的思想家。

在人類發展的巨大的轉捩點上，一種智慧技巧，一個數學模型是不能幫助人類的。沈迷于智慧遊戲而不顧重大時代困境是不負責任的。最終，哈耶克的偉大得到了證實：在經濟學界，他是小人物；但在思想界，他是偉人，是經濟學家也需要仰視的偉人。

作爲當今時代研究農村問題的學者，我在這一點上與哈耶克的心是相通的。中國的農村問題就像“格爾迪奧斯繩結”，用經濟學家發明的“模型”是解不開這個繩結的。我們需要亞歷山大的劍來砍開這個繩結，這把劍就是社會公正，就是權利平等。遺憾的是，中國的一些經濟學家忙於用繡花針來裝備自己，而把亞歷山大之劍棄置不用。在我看來，哈耶克的思想正是鍛造亞歷山大之劍的熔爐。

讀這本《哈耶克傳》，我特別關注哈耶克和凱因斯的關係。我感覺，凱因斯像中國的胡適。哈耶克是可以學的，但凱因斯學不了。凱因斯的貴族氣質是天然的，哈耶克的貴族氣則是外在的裝飾。儘管哈耶克在初到倫敦時在羅賓斯的支援下拿凱因斯的學術觀點開刀，但凱因斯還是以禮相待。他只是在私下裏向他的朋友表示了對這種筆墨之戰的厭煩。凱因斯甚至爲哈耶克找房子，幫他解決生活上的困難。但哈耶克只是在二戰期間對凱因斯挂起了免戰牌，其餘時間總是在與凱因斯較量。像凱因斯這樣的大學者，也就構成了哈耶克的環境，這個環境的特點是寬容。

觀念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哈耶克，也包括凱因斯，給出了一個令知識份子高興的答案：觀念的力量是偉大的。是的，這本傳記提供了豐富的材料，似乎證明了觀念的力量。柴契爾夫人、雷根總統都曾信服哈耶克的自由主義，並通過實踐自由主義而獲得了經濟發展的成就。可是，不同時代有不同的主導觀念。一個時代選擇何種觀念來主宰社會，其原因還是要在社會本身去尋找。我們不能相信，如果哈耶克早出生1000年，人類社會就會完全改觀。

所以，我相信這樣的命題：觀念的力量在合適的時候是偉大的。當今中國，選擇市場經濟正是這樣的觀念。





哈耶克 走出奴役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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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的命運是這樣展開的：先被譏諷，後被冷落，人們直到山窮水盡，才再次想起他，而這恰恰是弗裏德利希·馮·哈耶克一生的總結。今年5月8日，是這位偉大的經濟學家、法學家和思想家的百年誕辰紀念日，我們在此謹致敬意。

在西方自由主義或政治哲學的領域中，哈耶克是一位極爲重要的人物。他不僅是西方最重要的自由主義學術團體“朝聖山學會”的創始人，是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還是與凱因斯針鋒相對的理論對手，更是預言形形色色干預主義可怕後果的先知。

1940年代，干預主義紅極一時，存在主義鼻祖薩特，飛身到蘇聯取經；一代哲人羅素，對蘇維埃的計劃經濟無限憧憬；歐洲各左派政黨紛紛順利上臺執政；英國、法國的國有化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北歐的福利主義所提供的“人類關懷”羨煞旁人……一時間，計劃經濟、凱因斯主義、福利主義、國家干預主義，都成了美好社會的代名詞。

1945年，在學術上正青雲直上的哈耶克，清楚地認識到干預主義理論的謬誤，並對世界廣泛實踐這些錯誤理論的前景深感憂慮，奮筆疾書，寫下了《通往奴役之路》。他苦口婆心地警戒世人：“通往地獄之路，常由善意鋪設……如果人類放棄自由主義的精神，想憑著良好的意願，自以爲是地去計劃、設計社會，必將把人類引向深淵。”

由於牛頓物理學的空前成功，知識份子們普遍堅信，既然控制和計劃在科技領域行得通，也就同樣可以借用來解決社會問題。但哈耶克卻認爲，社會科學研究的物件比自然科學遠爲複雜，由於知識總是分散地掌握在每個個人手裏，所以對人類社會或經濟事務作大一統的計劃，注定要失敗。在《致命的自負》中他寫道：“要人類意識到自身認識能力非常有限，與要人類增加對自然的認識，兩者不僅同樣重要，而且前者要比後者困難得多。”

哈耶克不僅反對極權主義，也反對福利主義；他不僅反對計劃經濟，也反對凱因斯的國家干預主義。他反對的目標是如此之多，處處樹敵，使他一夜間變成知識界異端，名譽掃地，一些著名學府拒絕聘請他任教，他不得不離開歐洲。但即使到了思想較爲自由的美國，他也只能輾轉在大學裏謀到一個不太對口的位置。

哈耶克當然沒有氣餒，在一些行事低調的富商的資助下，他不僅繼續埋頭著述，還將分散在各個大學裏受左派勢力排擠的學者團結起來，創辦了著名的“朝聖山學會”，不僅交流學術，還互相勉勵。這個學會的核心會員，不僅有馮·米塞斯、弗蘭克·奈特、卡爾·波普爾等老一輩學者，也有米爾頓·弗裏德曼、喬治·斯蒂格勒、詹姆斯·布坎南、羅納德·科斯、加裏·貝克和張五常等新生力量，可謂鼓動風潮，造成時勢。

哈耶克一生經歷坎坷，聲譽大起大落。愛他的人，視他爲指路明燈；恨他的人，視他爲惡魔怪獸。邱吉爾多次引用哈耶克的話，反對對手工黨的國有化計劃；柴契爾夫人大學時期就讀過《通往奴役之路》，到執政初期，她曾拿了本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往政策研究員面前一放，說道：“我們信這套”；而布希總統則給哈耶克頒授總統自由勳章，表彰他的學術貢獻。

另一方面，從50年代開始，前蘇聯、前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家，則指派專人，不斷撰寫批判文章，清除哈耶克的“毒害”。但出人意料的是，有些年輕學者在研讀哈耶克的著作後，竟被深深地折服了。這些人中包括了冷戰結束後領導國家改革的俄羅斯總理蓋達爾和捷克總理克勞斯，克勞斯回憶道：“當年在圖書館裏秉燭夜讀哈耶克，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刻。”

早在五、六十年代，我國學者就將哈耶克的著作譯出。可惜當時這些書只能是“內部讀物”，只是專供學者批判使用的“毒草”標本。直到80年代末，哈耶克的論文集《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才真正在中國大陸出版發行。去年，國內又出版發行了鄧正來翻譯的《自由秩序原理》，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在北京開壇宣揚哈耶克的思想，被國際學術界視爲我國解放思想的新里程。

是的，未必條條大路都通向羅馬，但一個人只要不懈地探求自由和繁榮的原理，那麽他或早或遲，都必定要走過哈耶克這扇大門。

作者： 薛兆豐 尹忠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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