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冥契裡，我竟然沉迷於野田妹最終章後節，星期一凌晨兩點，我寫完人性論，又把電影開起來看，電影總會讓人不可理欲且無法自拔地投射，對於對千秋王子的愛，我無法投射，因為對我的愛情對象過於明確，且已經到了不必經營擘劃的道法自然的狀態了，然而只要我把愛情對向稍微挪轉一個角度，而向著我的儒家思想而來，那麼那苦悶、那無法陳說的委屈，以及不論如何努力都達不到目標的痛苦立刻血影幢幢地浮現。

在這段故事中，野田妹其中一個功課是貝多芬31號鋼琴奏鳴曲，我聽這首曲子是幼時，初練琴時，美麗的鋼琴老師放給我聽的，還解釋著裡面深沉的，沒有共鳴、沒有朋友沒有經濟來源又失聰的痛苦，那時候的我哪裡懂得這苦，只覺得這約莫是鋼琴琴藝的最高境界，透明、沉靜而又崩毀式的傾訴。
野田妹兩次彈奏，一次是對著千秋的練習，一次是對著那位偉大的指揮家，野田妹絕望地透過曲子傾訴愛情與音樂夢想的雙重失落，指揮家說野田妹的詮釋中帶著寬容救贖，我專注於野田妹的情感，需要再面對一次樂曲本身，所以我把魯道夫的版本找出來重聽一次，沒有野田妹的詮釋，而是與我生命的對照，在很深的夜裡，我竟然聽見康德，聽見康德的呼喚。

在這首奏鳴曲中，我聽見貝多芬低語式地陳述，帶著強烈的理智，包裹發著光的血淚，宛若是最後最清亮的與這個世間的道別，像為自己書寫的墓誌銘，理面有對人世最大的原諒，我聽見康德，你記得嗎？康德說人沒有對上帝直截的理性推論能力，如果硬要推論，就會出現關於上帝、宇宙與靈魂的「先驗幻相」，然而先驗幻象雖然超越時空形式，也超越知性範疇，卻能表現於實踐理性中，貝多芬推論了也實踐了，在這首31鋼琴奏鳴曲中，他直截體證到天堂的寬恕，而實踐在對人世的愛上。

專業於德國哲學的老師們一定要說我胡言亂語了，然而在音樂面前，請讓我保持一點點風狂的熱情，在野田妹的故事裡，我重新返回自己的王弼與兩漢哲學身上，發現自己也在尋求一種更細膩的解釋方式，如絲綢般繞旋出自己的解釋方式。

野田妹說，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不是努力就可以達成的，他的眼淚我非常理解，我也是，怎麼努力都不行，怎麼努力都寫不好，一再地重寫，在永遠都睡不著的夜裡寫，一篇又一篇地練習，卻怎樣也寫不好，一次又一次被退稿，怎樣都無法突破，我總是異想天開，每寫一篇文章，就換一種寫法，害怕自己被侷限，於是一再地更改，一再地思考，卻怎樣都得不到共鳴，每一次被質疑，你可以這樣寫嗎？董仲舒是這樣說的嗎？莊子可以這樣寫嗎？為何要用康德呢？寫神秘主義是為了什麼呢？為什麼要寫信仰的問題，即使我真的認為自己有進步，可是永遠都無法被認同，於是我一再地爭辯，我也疲憊啊，誰不希望寫一個大家都喜歡都覺得有進展的題目呢？誰不願意寫一篇沒有爭議的問題呢？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循著某些大師的說法，不要違背，一違背我就又要作解釋，為何你認為王弼的道有實有層呢？事實上不認同的學者大部分避開這個說法不提，我是又要說境界形態，又要談人性論，當然會遇到這困境了，然而不談人性論如何談心的修養主體呢？我相信這世界上絕對有事情是努力達不成的，可是我希望自己樂觀一點，再努力一點，我寧願相信自己努力不夠，不夠用功，可是如果我真的面對了呢？我真的拼命，用一種必死的決心去寫呢？

前兩天跟義堯學長說話，他說我是一個極度嚴肅的人，對生命極度認真的人，所以所有事物都要找一個理由，論文也是，我也知道我的困境與痛苦，然而他說，這是一種作中國哲學的病，只要作了，大家都有，我很感激他這麼說，我之所以為我，我愛的使君願意包容我，學長同學們願意理解我，使我充滿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