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的時候，我常常感覺不出她的好，每當她為一點事罵我、瞪我、凶我，我總在心中怪她、氣她、怨她。

2003年總統大選前，藍綠陣營攻防正熱，我在電話中告訴媽媽：「我要去義大利，不投票了！」

她先是批評吳淑珍利用職權內線交易，聽我沒有幫腔，又數落我是泛綠。我被罵得不服氣，不由得音調提高：「我都不投票了，怎麼算是泛綠？留在台灣，我也是投廢票；同事給我貼標籤，難道你也要給我貼標籤！」

然後她掛斷我的電話，整整一星期，不管我怎麼打電話，都不再與我通話。

冷戰一星期後，她到姊姊家幫忙照顧外孫，終於勉強接了電話；我不斷向她對不起，並且真心的說：「天大地大，都沒有父母恩情大！」才再度聽到她微微哽咽的回答。

我的媽媽，就是這樣固執又強勢，但也正因為她堅強、不服輸的個性，才能撐起這個一貧如洗的家庭，從窮困走上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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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追求真愛，媽媽不顧外公反對，不顧外公要介紹銀行家小開的建議，二十歲出頭，就嫁給了在她家當長工，樸實苦幹的佃農爸爸。

她不像她的高中同學們，嫁給了門當戶對的闊老公，注重穿著，維持雍容華貴的氣質；為了省錢，她與小販斤斤計較、討價還價，四十多年來已經成了習慣；而因為化妝品太貴，她幾乎不化妝、不保養，任由黑斑、老人斑，慢慢爬上她美麗的臉龐；二十年前的舊衣服，只要能穿的，現在依然在穿。

這一輩子，她都努力省錢、存錢，對公婆盡孝，對丈夫盡力，對親戚朋友慷慨付出，拉拔教養五個孩子，更是從不懈怠。

她總是扮演黑臉，鞭啻孩子的怠惰，磨練子女的心志；她，是個十足的嚴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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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家窮，十幾歲時，我們姊妹偶爾撿別人的舊衣服穿，打扮都比實際年齡老氣好多歲；念五專時，同學們快樂的過著寒暑假，我卻連續兩年，走遍台灣北部、中部鄉鎮，挨家挨戶推銷中央日報，或是到餐廳端盤子打工，希望多賺一點學費。

專科畢業剛賺到錢，每個月，總要拿八成的薪水回家幫忙家計，自己只留兩千元過活，到了月底，常常看到想吃的麵包也沒錢買，從來沒嚐過高級研磨咖啡的滋味。比起別人，總覺得自己窮酸落伍，絲毫沒受過流行的洗禮。

後來，到了小雜誌社當記者，見識大小明星的奢侈與闊氣，看過豪宅的金碧輝煌，體驗五星級飯店的氣派與高貴筵席，才知道台北這個大城市中，貧富階層的世界是多麼不同，慢慢投入金光閃閃的花花世界。

一直到結婚，當我鞠躬向她拜別，我看到她眼中含淚，神情既高興又悲傷；當我再想拿一點錢回家，她總是分文不取；當我們相約逛街，在百貨公司碰面，我看到她滿臉黑斑、穿著隨便……，我才驚訝的發現，這個曾經嬌滴滴的縣長千金，為了稱起這個家，數十年來吃過太多苦，受過太多折磨，她卻從來沒在孩子面前掉過淚，抱怨老天不公，她只是一味承受，默默付出。

我看著自己衣著光鮮，看著自己從小雜誌社，一路跳槽到大報社，看著自己可以隨心所欲花錢、旅行，再面對樸素節儉、吃苦無數的母親，心中只有羞愧及無盡的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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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母女倆，對政黨政治，長期存在無法溝通的歧見。

她與爸爸是心存感恩的世代，對佃農翻身、國民黨帶領台灣經濟起飛，有著無法割捨的情感與謝意；女兒卻是堅持民主改革的世代，兩代立場不同，雖然偶爾爭執，總能平安化解。

十幾年來，五個孩子各自在工作崗位獨當一面，媽媽也卸下她堅強的外衣，含飴弄孫之餘，玩玩股票幫子女賺錢，與同學不時相約聚餐，或與爸爸出遊，偶爾與大伯夫婦打打麻將，生活不寂寞，頭腦更靈光。

隨著內外孫陸續報到，媽媽變得可愛、頑皮又體貼，不時滷一大鍋充滿媽媽味道的滷肉、滷蛋、牛腱、海帶，讓成家立業的兒女打包帶回家，還三不五時親自「宅配」到大姊家，一解外甥們哈到不行的「阿婆的味道」。

每當我回娘家，她總是準備一大鍋我最愛吃的麻油雞，回家時必然「有吃擱有掠」。我們什麼話都能講，她成了我生活上的導師，我也會講很黃的黃色笑話逗她開心！

我的媽媽，一生都在為別人著想，自己的需求，總是擺在最後。

我們五個兄弟姊妹，小時候對她又愛又怕，長大了，承擔起大人的責任，再對照她走過坎坷艱辛的道路，只有更多的不捨與感恩。

夜深人靜時，我常常想起成長過程中的輕狂與頂撞，想起小時候，爸媽搶著啃魚骨頭、雞骨頭，把最好的一切，毫無遲疑的留給子女；天大，地大，萬萬比不上父母的恩情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