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苦瓜寮（Thea Tu）

2011-11-30 09:00:02沂

經典閱讀:「燠溽」與「呼愁」——2011，重讀陳澄波的台灣風景 /陳水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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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燠溽」與「呼愁」——2011，重讀陳澄波的台灣風景

陳水財（台南科技大學美術系副教授）

重讀陳澄波

在2011年的今天，打開陳澄波畫作的圖檔，我一直在找尋一種閱讀的角度。陳澄波誕生於1895年，今年，2011年，他已經116歲了，距離畫家過世也已經64年；這批畫作大多創作於1930~1940年代間，超過六十前的畫作現在重新閱讀，畫家的熱情依然清晰；但除了創作風格或藝術成就外，歷史的推演及時間的沉澱，也讓陳澄波的作品更閃爍著一股懾人的張力。

詮釋學者高達美（H.Gadamer,1900-2002）認為：成見（prejudice）是人的歷史存在狀態，它與歷史相互交織，成為理解的基本「視域」（horizon）。當讀者帶著自己的歷史「視域」重新去理解藝術作品時，在藝術品與歷史情境間產生一種「張力」（tension），擴大了藝術品的意涵。只有在解釋者的「成見」和被解釋者的「內容」融合在一起，並產生出意義時，才會出現真正的「理解」。Gadamer批判康德強調「主觀審美標準」的審美觀，承繼Heidegger的觀點，強調藝術的「歷史意識性」：主張藝術是存在真理的一種顯現，也因此藝術的產生有一定的社會及思想背景，藝術自身也表現和描述此一背景。如果抽掉藝術中的道德因素，主體僅僅沈浸於其審美的愉悅之中時，則藝術就已經喪失其原始的生命力。[1]當我們以不同角度對時間進行「沉澱」後，才有可能挖掘出新的文化意涵，這就是重讀陳澄波真正的意義所在。惟有當我們以不同態度對傳統進行「過濾」後，才有可能創造出新的文化產物，這就是歷史真正的價值所在。

重新閱讀陳澄波，把他的藝術視為並非封閉而是開放性的文本，嘗試從作者與文化意識的轉換、社會型態的變遷、歷史進程的腳步之間互為流動關係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解讀陳澄波藝術在今天的視野下的多層意涵。

「325」密碼

3月25日台灣歷史上震撼的一天，更確切的說，台灣美術史上最悲慘的一天。1947年3月25日，陳澄波因二二八事件在嘉義火車站前被槍斃，那年他五十二歲。3月25日，這一天是美術節；這一槍也槍斃了蓬勃發展了三十年的台灣「新美術」[2]；或者，槍斃了陳澄波那一代台灣美術家對藝術、對「祖國」的天真與熱情。前一年，1946年，3月25日，在中國上海成立了一個上海美術協會才建議當局將這一天定為美術節（1929年至1933年，陳澄波在上海新華藝專西畫系及昌明藝苑任教），就在美術節週歲這一天，在成為中華民國國民還不到兩年的陳澄波奉獻了他的生命做祭品。日子似乎是生命的密碼，某些特定的日子會在一個人的生命中凸顯特別的意義。1924年3月25日，這一天陳澄波以特等生身份考入東京美術學校，當年他30歲，距離被槍斃時間整整22年。

「325」串起了陳澄波生命中的許多節點，嘉義、上海、東京，美術節、東京美術學校、二二八事件。在我求學時期，美術系每年都以化裝晚會慶祝美術節；年歲稍長，發現美術節原來也是個哀傷的日子——陳澄波的罹難日——代表的是禍從天降，或是台灣美術界難已痊癒的傷痛之日。1947年之後的3月25日，在美術節的慶祝儀式中，畫家需要遮掩起純真面目，用化裝的方式來哀悼這個歷史的傷痛。那一天之後，原來在台展上活躍一時的「畫伯」們，開始用沉默來回應那個時代，他們全都罹患了失語症；曾經在《新新》舉辦的「談談灣文化的前途」座談會[3]中以批判性觀點大談社會主義美術理想的李石樵嘴巴也開始變得笨拙起來，而在後來竟轉換為的犀利、睿智的幽默與諷刺言詞。

重讀陳澄波的畫作，有些影像會不自覺的浮現疊映在畫面中。這些隨時出沒的影像，有時是陳澄波瞪眼平躺的身影[4]；有時是一件摺疊整齊胸口有碎裂破洞的白襯衫[5]；有時是幾個人跪倒在地上背後插著牌子的人物正在被槍決的畫面[6]。重讀陳澄波，他的作品變得閃爍飄忽，二二八的印記忽然鮮明起來，白色恐怖的陰影逐漸擴大擴大擴大，擴大到幾乎掩蓋了整個畫面。李筱峰教授有一篇〈美術節槍斃台灣美術家〉[7]的短文談論此事，讀來叫人吁噓。

台灣解嚴之後二二八禁忌解除，陳澄波重新出土，關於他的展覽與研究日多。[8]時代的錯誤、政治的顢頇或是人性的失落，歷史慢慢滲進他的藝術中；陳澄波似乎仍繼續揮動他的畫筆，把一種蠻橫與憂傷不着痕跡的一點一點地刻進他的作品中，為他的藝術增添了許多酸楚的味覺。

「走番仔反」，1895的隱喻

老一輩的台灣人有「走番仔反」的說法，指的就是中日甲午戰後依據馬關條約台灣割讓日本，1895年日軍登陸澳底，當時台民四處逃難，稱之為「走番仔反」；「番仔」指日本人。「走番仔反」的說法從北到南遍及全台，流傳甚久，到1940年代還常有人提及。1895年，是台灣歷史上劇烈動盪的一年，拍攝於2008年的客語電影《一八九五乙未》[9]，即是描述發生於1895年（農曆乙未年）臺灣人抗拒被日本統治而犧牲慘烈的台日「乙未戰爭」。陳澄波就誕生於這樣的歷史關鍵時刻裡。

1895年2月2日，陳澄波出生於嘉義西堡嘉義街西門外七三九番地；同一天，劉錦堂[10]也出生於台中頂橋仔頭； 7月3日，黃土水生於台北艋舺。三位台灣藝術家都趕在這一年出生，為的是迎接台灣歷史上的關鍵時刻；而三位藝術家也分別以三個「第一」寫進台灣的歷史。劉錦堂，第一位留學日本學畫的台灣人；黃土水是第一位以雕塑入選日本「帝展」的台灣人；陳澄波是第一位以油畫入選日本「帝展」的台灣人。他們都是台灣歷史時刻誕生的歷史人物。

1985年，空前歷史巨颱侵襲台灣；從陳澄波來看，它的生命史與台灣歷史共振，變動一樣劇烈。他出生為清朝的台灣人； 5月25日「臺灣民主國」成立，三個月大的陳澄波是臺灣民主國的台灣人；6月4日唐景崧與丘逢甲棄職潛逃，四個月大的陳澄波是「臺灣民主國」亡國的台灣人；6月17日日本的台灣總督府在台北舉行「始政典禮」，陳澄波是日本始政但是還控制不到的台灣嘉義人； 11月18日日本台灣總督府宣告：「全島悉予平定」，不到一歲的陳澄波變成是日治時期的台灣日本人。[11]

1895這一年，台灣從清朝版圖中被割裂出來，短暫建立「臺灣民主國」，隨即成為日本領地；還在中襁褓中的陳澄波身份也從皇清子民變為日本國民，中間還曾經是如夢幻一般存在的「台灣民主國」國民。陳澄波誕生在台灣歷史的關鍵點——1895，一出生歷史的密碼就已烙進他的生命，從此命運就和台灣同繫在一條臍帶上，一起隨著歷史的風浪起落。台灣的歷史時刻，總沒有遺漏陳澄波的存在；更確切的說，歷史的潮湧及其飄忽轉換的不確定身分已悄悄寫進陳澄波的藝術中。

對於身分認同，三位1895年出生於台灣藝術家對自己的模糊身分，各有不同的堅持與命運。和陳澄波同一天出生的劉錦堂不願做「棄民」而選擇回歸「祖國」並改名王悅之，終其一生；黃土水在創作上始終心繫台灣，卻在創作最具台灣象徵的「水牛群像」時，客死異鄉；陳澄波對「祖國」懷有幻想，卻在與「祖國」溝通的熱情中，斃命槍下。另外，值得一提的，出生於同一天的陳澄波和劉錦堂生前並無交集，卻在出生屆百年於台北相逢；1994年，台北美術館舉辦「百年後的相逢——陳澄波、劉錦堂百年紀念展」，這莫非是「1895」隱喻的延伸。

羅曼蒂克

羅曼蒂克（浪漫），對陳澄波而言是一種勇於追求的生命態度，是充滿理想的人格特質，是激昂充沛的情感力量，是純真與狂熱，是盡情揮灑的筆觸，是不受規範的作畫方式；羅曼蒂克作為一種精神面向，可以概括陳澄波生命與藝術。

1924年，陳澄波以三十歲「高齡」，辭掉當時讓人稱羨的教職工作，拋下嬌妻稚兒，在極大的經濟壓力之下毅然東渡日本學畫，除了勇氣、毅力，更需要一份浪漫與狂熱；浪漫狂熱是陳澄波性情的寫照，這種浪漫精神以勇於追求的態度和充滿理想的性格，表現在的生活上，也表現在他的藝術中。

陳澄波的浪漫傾向以「純真氣質」在作品中顯現；「純真氣質」是陳氏風格中最大的特色。他無論畫人物或風景都保有一股稚拙之氣，甚至帶點「素人」畫風。謝理法曾以「學院中的素人畫家」為題撰文探討陳澄波的藝術風格。陳氏能考進東京美術學校，並接受嚴格訓練，甚至獲得「帝展」認同，自不能以「素人」看之，「學院中的素人畫家」是針對他畫風的檢視。

陳澄波曾在其文章中提到：「作品只要技巧高妙便具有價值，同時能表現自我也很重要，又還要讓鑑賞的人也能滿足。」「我想只要儘可能琢磨我們純真的心理狀態便可以了。」[12]此外，也在〈製作隨感〉一文中強調要「觀察自己，研究自己，瞭解自己」；至於對繪畫的觀念則認為：「將實物理智性地、說明性地描繪出來的作品沒有什麼趣味。即使畫得很好地缺乏震撼人心的偉大力量。任純真的感受運筆而行，盡力作畫的結果更好。」[13]反對理智性、說明性地描繪，強調「任純真的感受運筆而行」、表現「純真的心理狀態」。「純真」是畫家浪漫氣質的外顯，也是他藝術追求的重要指標。

2005年「台灣百年人物誌」[14]光碟出版，介紹十六位對台灣有重要影響的人物，其中陳澄波、黃土水兩位1895年出生的畫家在列。影片中透過陳重光與歐陽文的陳述還原陳澄波當年創作〔嘉義公園(1939)〕時的景況。歐陽文生動的重現了陳澄波當時作畫的動作與神情；陳重光說，他（陳澄波）筆頭沾滿顏料，全神貫注的面對畫布，就像武士拿劍要和對方決鬥一樣。陳澄波作畫的身影，讓人強烈感受到塞萬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1547~1616）筆下浪漫英雄唐吉訶德（Don Quijote de la Mancha）的形象；唐吉訶德用寶劍決鬥風車，陳澄波用畫筆決戰畫布；但，更多時候，他在挑戰自己；而，決戰的「斑斑血跡」——純真與狂熱轉化為盡情揮灑的筆觸——清晰顯現在畫作中。

1895的隱喻也是一種浪漫：「台灣民主國」本身就是朦朧的浪漫，如夢似幻；「乙未戰爭」是保鄉衛土的狂熱與毫不量力的憧憬。陳澄波戰後用行動熱烈迎接他心目中的「祖國」及「325」載著滿車的水果、物資前往水上機場協商，更可謂「天真浪漫」。

「燠溽」與「呼愁」

透過高解析度的數位圖檔仔細閱讀陳澄波的油畫，從「淡水」到「嘉義」，從「阿里山」、「玉山」到「太魯閣」、「貓鼻頭」，從「河邊」「椰林」到「廟宇」「市街」，隨著畫家的筆跡遊歷了大半個台灣的風土與景色。距離陳澄波創作的1930年代末已有七十年以上，今天畫中景物已非當日情狀，但某種熟悉感仍讓人興奮奮；熟悉，不是因為景物，是一種味覺與觸覺，一種由視覺轉換而來的肌膚的感受。南台灣的八月天閱讀陳澄波，在他的畫中，我忽然領會了燠熱與溽暑的滋味。

北回歸線經過嘉義（陳澄波於前往水上機場交涉時就在北回歸線處被捕），台灣地處亞熱帶，海島型的氣候終年炎熱，年均溫24至25℃，最暖月平均溫度高達30℃，年雨量1,500至2,000公釐，常年相對濕度都在75%以上。在臺灣，尤其是南台灣，夏天的燠熱與溽濕是真真實實的切膚之感。

「嘉義公園」系列作品，色彩總是飽含了水氣和溫度，空氣中彌漫著濃濃的黏膩感與灼熱感；熱帶植物不像寒帶樹木有挺拔高聳的風姿，而是一身茂密的濃蔭；空氣中飄蕩的不是北國的清冷，而是飽含熱度的暑氣。主色炙其中義辭思索相對於黃土水牧歌式的景致，陳澄波捨棄田園詩般的抒情風味，而以毫不修飾的熱情揮灑，直接的把肌膚的感受訴諸於畫布。不只是在「嘉義公園」，其他的畫作，淡水、阿里山、玉山、廟宇……都具有相同的感受；陳澄波把我們生活中最不假思索的細微感受給形象化了。我們的身體和我們的土地在同一個頻率中，北回歸線上的台灣有自己的溫度與溼度，陳澄波以肉身體驗，而以「燠溽」向我們開顯。

時間讓「燠溽」從身體感受進化為一種精神狀態，那就是「呼愁」。[15]

「呼愁」(huzun)一詞，土耳其語的憂傷。土耳其文學家奧罕．帕慕克(Orhan Pamuk) 引用「呼愁」來表明某種集體的感覺、某種氛圍、某種數百萬人共有的文化；不是某個孤獨之人的憂傷，而是數百萬人共有的陰暗情緒。帕慕克寫道：「在我描繪伊斯坦堡所獨有、將城內居民連結在一起的此種感覺之前，別忘了風景畫家的首要目標是在觀看者心中，喚醒畫家內心激起的相同感受。」這話似乎是為陳澄波寫的。陳澄波用生命把土地的輝煌刻進了歷史的脈絡之中，把歷史濃縮進了繪畫裡；我們無法丈量他的繪畫，但誰也無法否認陳澄波的繪畫之屬於土地和歷史意涵。土地、歷史與繪畫在此互為文本，給了重讀陳澄波藝術一個重要的線索；時間似乎給那些熾熱激昂的畫作添加了隱晦游移的因素，也賦予滯塞的苦澀味。「燠溽」於是化為「呼愁」。

「燠溽」有三個主色，濃艷的青綠、熾灼的赭紅與厚重的湛藍，蔓延在樹木花草上、塗抹在土地與人們的肌膚、臉龐上、也渲染進溼熱的空氣裡，讓我們看見「呼愁」。陳澄波不是在描繪土地的憂傷，而是反映出我們的「呼愁」。「淡水」、「嘉義」、「阿里山」、「玉山」、「廟宇」……洗衣、雲海、馬祖廟、北回歸線地標、淡水樓房、淡水河邊、紅毛埤、貯木場、嘉義公園、神社前步道、嘉義街中心……總是在艷陽下撐著傘的人物、被烈日晒得火紅的廟宇琉璃瓦……而「325的密碼」、「1895的隱喻」則以一種隱形的記憶顯現。觀看一幅幅的畫等於觀看一幕幕的歷史景象，喚起回憶與隱喻；當灼熱的陽光灑落，幾乎看得見它像一層薄膜覆蓋土地上，幾乎可以觸摸得到一種深沉的「呼愁」。陳澄波的「台灣」在回憶中成為「呼愁」的寫照、「呼愁」的本質。

淡水夕照，2.12

2007年11月26日《蘋果日報》的報導：

「香港佳士得拍賣公司昨舉辦「中國二十世紀藝術」秋季拍賣會，台灣已故畫家陳澄波油畫〔淡水夕照〕以五千零七十二萬七千五百元港幣成交（約2.12億台幣），不但刷新其畫作〔淡水〕去年成交價三千六百萬元港幣紀錄（約1.5億元台幣），也再創台灣畫家油畫拍賣最高價。」[16]

2002年4月28日，〔嘉義公園〕也以創下當時台灣前輩畫家最高價記錄的5,794,100港元（約二千六百萬元台幣）成交；陳澄波的畫價屢創新高，把畫家的身影襯托得更巨大。「2.12」不是商業數字，而是文化符碼，是台灣土地、藝術、歷史、文化的數字顯現，是台灣的「呼愁」。

淡水，不只是地理名詞，也是歷史座標；紅毛城、牛津學堂、埔頂洋樓、滬尾砲台、淡水禮拜堂、滬尾偕醫館、馬偕墓園、英商佳士洋行倉庫等古蹟為過去的歷史留下見證。海港、山城兼具的地理景觀與豐富的歷史容貌一向是畫家最愛的作畫題材，每一位陳澄波同輩的畫家，無不留下許多淡水畫作。陳澄波的淡水畫作，為數超過十幅[17]。1936年的一篇陳澄波訪問稿中寫道：

「陳澄波氏每年慣例必到淡水，今年也花數月時間在此作畫並且分析、研究淡水風景。這回（台展）參展作品也是淡水風景，一如往昔他早準備好滔滔不絕地談論描寫風景的要點以及淡水風景。此回的淡水風景畫也是這樣精心策劃後所描寫的。淡水風景中多歷經風霜，充滿古淡味的建築物，特別在雨後或陰天的次日，空氣極潮濕的日子，屋宇及牆壁的顏色或樹木的青綠等，分外好看云云，他如是漫長地說明淡水風景」。[18]

淡水兼具地誌與文化上的特色：亞熱帶的海港與山城，鄉土色彩的紅瓦紅磚的建築，頗能回應當時對「南國色彩」的追求；而延著山勢座落的房舍，便於從高處俯瞰，也符合陳氏一向喜歡高視平線的構圖風格。「南國色彩」是日治時期台灣美術家的重要（唯一）議題：對統治者而言，是帝國美術版圖的擴展[19]；對畫家而言，則是自我面貌的尋找。

陳澄波在訪問稿中提到「歷經風霜」、「古淡味的建築物」、「空氣極潮濕」、「屋宇及牆壁的顏色或樹木的青綠」；呈現在畫中，我們感到「燠溽」，也看到「呼愁」。不只在「淡水」，在他所有的台灣風景中，我們都聞得到相同的味道。

浪漫主義太陽的日落

1947年3月25日，嘉義火車站前，歷史用子彈把台灣和陳澄波貫穿起來。陳澄波的作品，在距離他創作幾乎四分三個世紀後的今天再來重新閱讀，除了創作當時的激情之外，又融進了許多歷史的要素，映照著時光的餘暉，我似乎更能看到土地及一個時代的形狀在這些繪畫中隱約呈現。

「Gadamer的詮釋學把『理解』和『解釋』看做是人類在現實生活中從事世界之活動的『總經驗』。這種『總經驗』共同的精神基礎，就是『人的最基本感受』。哲學詮釋學的任務就是向這種感受回歸與靠攏，以便在人的內心深處，形成精神活動的彈性結構，把過去、現在和將來的許多種可能性，組合成既具有延續性、又具有超時空性的一種「場域」，供人們精神力量任意馳騁。」[20]

陳澄波的「台灣風景」顯現的正是一種「總經驗」，生活在台灣的「人的最基本感受」，是我們內心深處精神活動的彈性結構。重讀陳澄波，意義也隨著時間移動，歷史讓他的繪畫更充滿張力，也提供了一個精神力量馳騁的超時空性「場域」；我們感到「燠溽」，也看到「呼愁」。

閱讀一個充滿浪漫情懷的藝術家，總讓人感到顫慄、激動；十九世紀法國浪漫主義詩人波特萊爾（CharlesBaudelaire,1821~1867）的詩〈浪漫主義太陽的日落〉[21]正好可以和陳澄波的生命與藝術先後輝映、相互參照。

浪漫主義太陽的日落

當太陽上昇萬物清新多美啊！

像一聲爆炸把早安投擲給我們。

——欣慰的是的是這爆炸隨同愛情

向比夢更美更光榮的日落致敬！

我會記得！我目睹萬物，花、泉、溝，

在他那如悸動心靈的眼下暈倒……

——讓我奔向地平線，晚了，跑快奔去，

至少還能抓住一道餘暉！

然而我枉然地追逐這退隱的神祇，

不可抗拒的「夜」建立了帝國，

漆黑，陰森，淒慘且充滿寒顫；

黑暗中有股墳墓的氣味浮散著，

而我戰戰兢兢的腳，在沼池邊，

壓傷了料想不到的蟾蜍和冷冷的蝸牛。

[1] 高達美的詮釋學 http://www.nhu.edu.tw/~sts/class/class_03_3.htm

[2] 第一屆台展於1927年舉辦。

[3] 民國35年9月12日下午9點在台北市山水亭舉行，主席蘇新，出席者：王白淵、黃得時、張冬芳、李石樵、王井泉、劉春木、林博秋、張美惠。全文刊登於《新新》第七期。

[4] 陳澄波被槍決後，其妻張婕請攝影師拍下的遺照。

[5] 陳澄波被槍決時所穿的衣服。

[6] 陳澄波的學生歐陽文1996年作品《血染車站廣場》。

[7] 原文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2005/03/25，摘錄如下：

二次大戰後，陳澄波曾經出任嘉義地區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的副會長，並且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同時，又申請加入中國國民黨，他可以說是用行動熱烈迎接他心目中的「祖國」政府。隔年，他又當選嘉義市的參議員。不幸，1947年228事件爆發，事件擴及嘉義地區，國府軍隊被民兵圍困在嘉義水上機場，嘉義市的「228事件處理委員會」接受和談要求，決定推派代表前往水上機場協商交涉，陳澄波被推為交涉的代表，於是和其他參議員及代表共12人前往機場。他們載著滿車的水果、物資準備送進機場給國府軍，不料到了之後卻被拘捕起來。最後，他們沒有經過公開審判，就被綁到嘉義火車站前，公開槍斃。美術家陳澄波被處決的當天，正好是美術節。

[8] 重要的展覽與研究有：1979　雄獅美術月刊社策劃「陳澄波遺作展」於台北春之藝廊、1992　台北市立美術館舉辦「陳澄波紀念展」、1994　台北市立美術館、嘉義市立文化中心分別展出「陳澄波百年紀念展」。

[9]《一八九五乙未》， 2008年的台灣電影，洪智育執導，美商福斯影業發行。為台灣首部以臺灣客家語為主要語言的電影，改編自李喬作品《情歸大地》，描述1895年乙未戰爭中客家村莊所發生的故事。

[10] 劉錦堂，1914 年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科畢業，1915翌年，赴日入川端畫學社，繼入東京美術學校西洋畫科，是為台灣第一位留日學畫的人。對「祖國」懷著熱情，1920年到中國，改名王悅之。1924年創辦「北京藝術學院」，1928年受聘國立西湖藝術院，擔任西畫系主任。1930年續辦私立北平美術學院，任院長、校長。1937年去世，享年四十二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