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送紅包了嗎？」一位朋友曾經與我說起他的住院經驗，在他躺臥病床等待安排手術的時刻，一個不知道哪來的人向他提出了這個建議，接著他開始描述著醫院的行情以及各種有關「前金」與「後謝」的不成文慣例。

相信這個場景在醫院不會是特例。尤其在醫療體系的龐大與複雜，讓病患充滿了不確定與不安全的感覺的時刻，醫師彷彿成為能主宰人的生死的萬能之主。根植於社會文化脈絡的紅包文化，存在於台灣社會的各個體系中，向民代關說需要紅包，警察破案要發紅包獎勵，這種文化呈現了一種工具性的人情，彼此以賄絡、私相授受來達成目的。

在醫療行為逐漸成為一種消費關係的年代，醫院的「紅包文化」逐漸浮上檯面形成議題。當輿論將紅包文化的罪惡根源指向貪婪的醫療體制時，各大醫院無不急忙消毒，另一方面也開始在醫院的文宣標榜「拒收紅包」的標語。而醫學教育作為醫療體系的一個軸線，在討論「醫學倫理」議題時，「紅包文化」也時常成為教學的重要主題。

自從全民健保實施後，現行醫療法與全民健保法律規定，健保給付範圍的醫療項目，不得額外再行收費，醫師收受紅包將因而觸犯法律。不過也因此開展了醫界技術性收取紅包的管道，如有些大牌教授開始以基金會名義成為個人流通資金的白手套。另一方面，醫界德高望重的大老們試圖從道德說服來惕勵醫界的後進，或有期盼提高醫師待遇來擺脫紅包文化的論述。

當醫界逐漸形成一種「拒收紅包」的時代性政治正確，我們除了道德性的勸說，法律的嚇阻，待遇的滿足之外，或許紅包文化可以提供給我們在理解醫療體系與醫病關係更為豐沛的訊息罷。



＊提供給「網路與書」的稿件，感謝徐淑卿小姐的邀稿，以及蔡篤堅老師的推薦，讓我有這個學習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