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旗津阿媽的第一次碰面是從三輪車班開始的。那是一個在旗津輪渡站旁，算是當地最能貼近「車水馬龍」所描述的景況的所在。阿媽戴著特殊樣式的斗笠，那是到遠洋捕魚的船員們從國外帶回來的；阿媽的半個臉以花色艷麗但惹了些塵埃的布遮裹住，只露出眼睛、鼻子和嘴巴。「（台語）啊你就訪問阿標了啊！我知道的事情他都知道，問我也沒有什麼用！」阿媽口中的「阿標」是三輪車班的班長，是我最早拜訪的朋友，由於阿標踩三輪車的「年資」最老，所以他早已經成為「職業報導人」，記者、學者或者要編高雄市鄉土教材的委員們都找他。三輪車班的老人們似乎也早已有了某種「默契」，大家總是覺得自己懂得不多，對於應付我們這些學生們顯得挺沒有信心，總把我們「推」給「阿標」。

「（台語）但是阿媽妳的生活和妳的經驗和『阿標』不共款啊！所以有些東西一定要妳講我們才知道呢！我們希望能寫下妳們每個人的故事喔！」我們企盼能很誠懇地和阿媽說明我們訪談的意義，並且希望能強調阿媽的獨特性，以及她對於我們的重要程度。然而就在這個時刻，阿媽很直接的一句話讓我震驚也印象深刻：「（台語）阿妳們要一個一個訪問喔？人家哪裡有那麼多時間給妳訪問啊？人又不是吃飽閒閒！」如此直接的回應，對我們過去的一廂情願提供了另一個面向的反思。過去我們訪談的經驗，不是教授、醫師就是理事長，往往在訪談的形式、內容與意義上很容易達成某種層次上的默契，因此訪談只需要雙方時間敲定，事前稍作準備，到了訪談時刻，我們即可大剌剌拿出錄音機、攝影機、照相機，「全副武裝」上陣。這回阿媽很坦率的反應，提供了我們在訪談雙方互動的一些反省，也讓我們感受到「訪談」這樣一項工作，除了對於受訪者實質生活、時間安排上的影響，更隱藏了一些更細微不察的侵略意味。這不是各種精巧的「技巧」所能彌蓋過去的，它將直接引導我們對於「訪談」本質的一些思考。

雖然最後阿媽還是給了我們她的聯絡方式並且指引了如何找到她住的地方，我們卻始終對於這次的訪談有點擔心。這樣的情緒一直延續著，並且到進行訪談前的一個小時更為加深了。雖然我們在訪談的前一天有做了再次確認的工作，但是在即將前往阿媽家之前，我們希望能更為禮貌周到地打了通電話再做確認。「（台語）哎呀！就和你們說過不用訪問我啦！我很忙！你們要訪問多久？待會七點半我就有事啦！」阿媽的反應更讓我們對於這次的訪談更為擔心，我們在即將進入阿媽的住處之前，還彼此耳提面命一下，大家今天要有「很難訪」的心理準備。一進去阿媽的住處，毋須特別刻意，即可以看到牆壁上貼滿了阿媽接受各大報章雜誌的報導以及市長的拜訪。阿媽也特別地穿戴整齊出來迎接我們。剛開始的時候阿媽直嚷著待會七點半有事，並且一直看手錶。然而，在稍作了一些閒聊之後，阿媽不待我們提問，便自己開始說起了她的故事。話匣子一打開，加上我們同行一個旗津在地人的適時回應，阿媽一口氣就說了足足兩個鐘頭，我們事前準備的訪談大綱根本沒有拿出來過。阿媽從小時候從事的各種勞動工作、談到了她的家庭以及後來到了夫家的生活，從過去在家鄉和父親的關係，一直談到後來和丈夫的婚姻，其中更不乏許多私密的婆媳、夫妻的過往故事。故事告一段落，訪談的時間也差不多了之後，阿媽帶著滿心的笑容送我們離開。

怎麼也沒有料想到這次的訪談竟然如此順利，甚至比過去的任何一次都來得豐盛。我開始反省了自己和受訪者接觸的經驗：我們是不是容易把受訪者看作一位怪異的對象，因此顯得無謂的緊張兮兮，反而有點放不開？我們在與受訪者的相處上，是不是有著太強烈的目的性，而扭曲了我們和人接觸的態度？我們是不是也能夠很自然地在訪談的互動中，和受訪者建立良好的友誼？

我想起了阿媽送我們離開時的滿心歡喜。我看到了「阿標」在海邊的涼亭說完自己故事之後，買了瓶水，很有自信地和朋友們談論著剛才他敘說的故事。這些經驗讓我們更有信心來開展接下來的訪談工作，因為我們發覺了當老人們敘說著他們的生命故事的當下，似乎有什麼樣神奇的事情正在同時發生著，並且我們有種感覺，那是種美妙而神奇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