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preting the Origins of Gender Inequality: Conceptual and Historical Problems (1983)

作者：艾利諾。李考克(Eleanor Leacock, 1922-1987)　倫敦政經學院人類學教授

導讀：胡滌生　　　　　　　　　　　　　　　　　　　　　　　　日期：101/12/05

作者簡介

　　艾利諾。李考克(Eleanor Leacock)為人類學理論家。於女性主義運動時期，致力於性別議題。1922年出生於美國紐澤西州，其母Lily為數學家，其父Kenneth Burke為世界著名的文學評論家、哲學家及作家。大學就讀提倡女性自由主義(liberty arts)的Barnard學院（隸屬哥倫比亞大學）及Radcliffe學院(Cambridge, Massachusetts)，並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1941年嫁給電影製作家Richard Leacock，育有四名子名，於1962年離婚，並於1966年再嫁給主張公民權利與結盟行為主義者的James Haughton。她是對加拿大北部Labrador 省的山地原住民族「那斯卡匹」（Montagnais-Naskapi）研究方面最著名的民族誌學者，承續於William Duncan Strong（美國人類考古學家，鑽研北美與南美原住民族歷史）的論點。1950年研究期間發現「那斯卡匹」人的生活受到毛皮貿易活動的影響。1958至1965年在銀行街教育學院的專精研究學會（Bank Street College of Education as Senior Research Associate），以及1963至1972年在布魯克林工藝專科學校(Polytechnic Institute of Brooklyn)執教社會科學。後來1972年，在紐約城市大學研究所裡擔任全職的人類學教授。她撰寫一文〈家庭、私產與國家的源起〉（The Origins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來頌揚與復振恩格斯（Engels）理論，即恩格斯所強調的女性支配權的階級與國家提升，稱之為「女性的歷史挫折」。Leacock最豐碩的人類學領域貢獻則是她1983年所題名的〈性別不平等源起釋要：概念上與歷史上的問題〉（Interpreting the Origins of Gender Inequality: Conceptual and Historical Problems）；此際，論證男性與女性關係的重要性，Leacock運用馬克思研究途徑去探討她的民族誌（ethnographies），證成資本主義要為女性被置於次要階級負起最大責任。1987年，李考克死於夏威夷（摘譯自維基百科，2012/10/21）。

1. 引言

　　對於女性壓迫與源起需先釐清歷史和概念再來分析，在歷史方面需完全剔除（eradicated）「民族誌現況」（ethnographic present）的神話，以及人類學家對人們進行的性別關係結構之研究要全力以赴，不可依循像以前資本家的生產關係一樣，而要從殖民化的特定歷史對女性壓迫的影響進行各式研究。在概念方面需就源自資本家社會的範疇，完全跳脫對所有文化做詮釋的意向。上述範疇扭曲了原本共產主義社會（communist）關係的結構，因而弄混了層級來源。同樣的批判就有女性主義學者(feminist scholars)一致地提及過，必須徹底根除普遍彌漫的一種假說（assumption）──就是女性不是人類歷史的主角，而同等地位的男性才是。始終廣泛存在著一種肯認（recognize）上的謬誤，則是要糾正人類學對女性在社會中角色的失真，這已在一般社會結構的詮釋中形成根深蒂固的意涵（profound implications）。特別是法國馬克思主義者（Marxists）並沒有對Levi-Strauss的假說展開（launch）全面性的（thorough-going）批判論（criticism），假說提到女性依附男性交易（exchange）得以進入（inaugurated）人類社會，他們的分析在向以前資本家生產模式示弱（McGee，2007:429）。

1. 人類學與歷史

1.1 作者撰寫本文的動機

　　在Leacock是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時，就很關注歷史的重要性，她很榮幸運拜讀Duncan Strong的研討會論文〈時光願景與斐倫斯〉（Time Perspective and Plains），Strong利用考古學（archaeology）及民族史（ethnohistory）證成那時抱持「樣版」（typical）（按：18世紀在美國曠野、平原、草原上的）文化，不是原住民族（aboriginal）所要的想法（conceived），但先前的多樣式部落（diverse tribes）發展到18世紀，一些農耕、狩獵與採集都用到馬匹，既能遷進搬出，亦可在大草原上（prairies）住上好幾年。由於歐洲人入侵美國東部和南方，在水牛城擴大市場而掩飾掉加諸於部族土地壓力的結果，這就是人們何以在大草原遷來移去的重要理由（McGee，2007:429）。經過相當時日，社會、祭儀及物質的特性被採用、發展，或及詳述於（elaborated）不同民族融合了極為一致的文化當中（McGee，2007:430）。

1.2  原住民族土地的權利是被壓迫的開始

　　Strong定位的民族歷史學影響了大多數的博士論著、Plains民族，及其他地區的人；之後，大量的美洲原住民族社會經濟組織，以及土地使用的研究接踵而來，自1950年代起開始進行銜接印第安人土地主權（Indian Claims）的活動。這項研究揭示了一個對不規則社會的重大認識之事實，存在這樣的社會還相當多而使之成為後來的美國，如聚落（bands）、村落（villages）及小鎮只是零散地分布稱之為「政治上的部落」；然而，他們是個完全自治的組織，這點已被 Kroeber研究的很透澈，並詳述了Ly Fried對部落概念的評判（McGee，2007:430）。

1.3 原住民族部落的形成

　　 Kroeber指出眾所公認的部落是殖民化要求下的產物，乃限定部落組織和領導階層而肆無忌憚地欺詐（imposed from without），他們也在美洲原住民族之間形成抵禦白人入侵的組成要件。像早期殖民年代就有戰事發生，年輕男性經常進行小規模突襲（偶爾挑女性參與），考驗他們運用妙策（coup-counting system）的勇氣（mettle），把接敵勝於殺敵視為眾望所歸（more prestigious）的榮耀。當生存之戰成為必要之時，強勢的首領就會統合一個或更多部落並滿足他們對防衛的需求（McGee，2007:430）。　　Kroeber寫過「大型民族」之類的文章，在文化上的從屬群集（affiliated groups）如所知的「部落」，是「族群」而不是「非政治」，觀念上他們對住民（constituents）不具有統治權力。他認為這樣的社會組織是（McGee，2007:430）：

小型社會單元即如美洲原住民族的聚落、村落、小鎮、小部落（tribelets）、氏族（lineages），或其他形式，都是獨立自主的，而且保有他們自己的傳統領地。

　　然而，小型社會單元不該被這個「一群人」（stable）的觀念視為部落的縮影（miniature），這種連體（bonded groups）服膺莤長或委員會的權威；這種構想（formulation）違反公共組織化社會的現實，群際間的頻易移動，土地權利被視而不見，有關對個人活動由他們自己決定，對於集體活動則需達成共識，不可擺佈他們不同意的事。這種構想也扭曲了聚落、村落、複合社會及禮儀形式之間工作結構的關聯，這些關聯形式則證實合作關係、友誼，或祭儀化與被控制的潛在敵意（animosity）（McGee，2007:430）。

1.4  原住民族史與殖民文化關係

　　Kroeber和Fried討論到變遷的政治形式，證成（demonstrate）從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的記憶當中，把文化視為重構長老們對「前哥倫比亞」時代的傳統觀念，那是毫無道理可言的（unjustifiable）。這麼做就在掩飾（gloss over）後殖民史將近500年美洲原住民族的活生生例子（active participation），用虛構膚淺的外表（cardboard figures）呈現根據文化領域中文化特性之聚積（congeries）的生活，這種特性（traits）不會改變而只會從「文化互滲（適應）」（acculturation）過程中消失（McGee，2007:430～431）。

2. 北美洲原住民族性別

2.1  原住民族女性地位受到西方殖民影響而改變

　　就女性立場的考量，同樣不合常理的是把一個或與其他印第安文化不用歷史觀點就全部通則化。在殖民時期，男性當權存著受到歐裔美洲人利用政治和軍事對付美洲原住民族所激勵出來的；同一時間，印第安女性成為依附丈夫而各自持家賺錢的角色（McGee，2007:431）。法律史學家Reid認為印第安人Cherokee族女性在19世紀從原本的戶外勞動者解放後成為居家工作，反而剝奪她們經濟獨立的權利，使她們被政治和法律限制成跟白人姐妹一樣的地位。北美原住民族被殖民化的女性地位隨之改變，當時的Lafitau及Morgan兩人之間對印第安人Iroquois族的論點就天壤之別；根據Reid對18世紀的描述， Lafitau主張Iroquois族及或Huron族女性是「部族議會的靈魂，和平與戰爭的仲裁者，她們才是所有權力的擁有者（all real authority is vested）」。但在Morgan對19世紀的描述，儘管提及到Iroquois族女性持家的決策權力，但他道出Iroquois族男性視女性為「次等地位、依附男人，及為男性僕人」，而且把對女性服膺男性的教養和氣質視為理所當然。縱使後者的論述枯燥乏味，但很有問題，當時Iroquois族女性失去主要生產者的角色，以及抑制她們在勞動生產之下以確保個人自治與公共權威。當出任George Washington總統的公使（envoy）的女性長老Seneca發函通告Colonel Proctor之後，上述情況即於1791年不再發生（McGee，2007:431～432）。

你應該不只聞到我們女性的聲音，而且也該聽到酋長（sachems）在說：我們是這片土地的主人，亦是我們的，是我們栽植出來給自己和他們使用的土地。關於我們女性所說的一切，儘管我們的男性對你們應該多說一些，但都源自於我們所說的。

　　人類學家Powell在Wyandot發表名不經傳的論文，有關Iroquois族及或Huron族等印第安人族群的女性經濟角色與決策權力產生親屬關係的變化。他寫道（McGee，2007:432）：

耕作是公有的（cultivation is communal），部族（gens）裡健全的（able-bodies）女性參與每筆家用土地的耕作，應有的規矩為：當家長送她兄長或兒子到森林或溪流玩耍或抓魚的節慶來臨，部族年輕力壯的女性則需參與土地耕作，直節慶結束為止。

2.2  原住民族部落會議成員以女性為主

　　Powell所陳的女性是Wyandot地區（Huron族部落）四戶人家的家長，加上他們挑選的男人組成氏族議會（clan council），由氏族議會組成部落委員會，負責區分各氏族在Wyandot的土地使用權。各位氏族的女性委員則由輪流擔任，處理一些有關取名、研商、同意婚嫁等事務。表面上所有議會包括男性成員，在部落會議之前處理某些違法（transgression）事件。打仗是男人的事，Powell所說的「軍事委員會」的頭頭叫「軍事首領」，這個組織全由「健全男性」所組成。事實上，女性不是部落委員會的成員，導致一連串過於低估她們在社會組織化之中的權威，許多北美社會型態皆復如此。這問題則在於：第一，軍事談判說明了外族與「軍事委員會」、「軍事首領」之間無法肯認女性權力的正式結構，因此女性權力可能被詮釋為間接及「後場」（behind the scene）。第二，為克服這種急迫性而增加「軍事委員會」的責任和權力。隨著配合經濟發展，像1887年Dawes法案（總分配；General Allotment）這樣的政策紛紛出籠（把所有印第安人土地均分到各家庭的小片土地），腰斬（undercut）了傳統上女性主導的集體經濟活動，跟Cherokee族和Iroquois族一樣的Huron族，女性所有決策的平等互惠（egalitarian and reciprocal）結構均徹底被摧毀（McGee，2007:432）。

3. 概念化的原始共產主義與轉變

3.1  馬克思主義強調平等主義社會結構

    講到平等關係乃獲自於當時全世界的糧食搜括（foraging）和園藝（horticultural）社會，同一時期的歐洲人依賴成熟的個體直接參與全程生產來拓展他們的事業。「全程」（full process）二字參照馬克思對生產、分配、交換及消費的概念，則如「一單元不同面向的實體成員」，亦如反對限制她們在工作過程與生產配給之地位的構想，控制她們所有個體在勞動條件上、技能上，以及需求資源上的表現；還有反對，在支配權（disposition）與產品使用上，由階層命令結構來區別平等主義（egalitarian）（McGee，2007:432）。馬克思主義概念對於平等主義社會分析的基準（baseline），則以上述觀點來詮釋，對於從階層關係（hierarchical relations）不管質化（qualitative）和量化（quantitative）的平等主義之轉化是相當敏銳和重視的（McGee，2007:432～433）。就同樣外觀的特徵化（characterize）階級社會而言，在形容平等主義社會的共同實務方面，就會出現對照的觀點。這一型的構想，以不同渠道取得土地及其他資源、世襲權威（hereditary authority），和之前論及（as treated as incipient）的社會經濟階層──發展式微的意向，只須截長補短便能重佔優勢（pre-dominant）。儘管出現對立（caveats to the contrary），歷史因此必然被分段發展（uni-lineal）與目的論（teleological）所含括，最後則以西方社會的結構為目的和基準（measure）。未來的替代性（alternatives）會被過去沒有真正的替代性而給模糊掉（obscured）（McGee，2007:433）。

3.2  部分馬克思主義學者歧視女性

　　廣泛對女性持有次等地位（附屬關係）的假說是一種源自於人類社會的普同性（universal），而且輪番贊成原始共同社會服膺於這樣的禁制（constraints）及階級社會的強制（compulsions）。介於存在於性別之間的制度化敵意（institutionalized hostility）被詮釋為性別差異的普世之戰，不但並非在男性之中及女性之中，而且也不是在男性與女性之間揭示身分的差異性（differentiations）。在階級發展與企圖破壞女性公共及自治的身分之間來批判親屬關係（如美拉尼西亞所謂的大男人社會），幾乎是不被肯認的。總而言之，女性階層被當成財產轉讓（taken for granted）已是司空見慣的事，而且原始共產主義的結構與轉變的根據因此就被蒙蔽（mystified）（McGee，2007:433）。李考克（Leacock）批判法國結構主義是化約論者與反歷史的。李維史佐斯（Levi-Strauss）的神話與其他文化現象之基本意義包含普遍知道的事，探討人們關係的本質之類的；這種故事和歷史處遇的外在形式毫無意義可言，受到Leacock的詛咒（anathema）（McGee，2007:434）。

3.3  人類學家對性別研究的謬誤

　　人類學家長期關注在種族生理差異的生物「化約論」(reductionism)，而知道把化約形式當成壓迫意識關係化，卻都忽略掉性別界（sexual order）的生理差異。即便生理性別（sex）與社會性別（gender）跟人類學所建構的概念及所記述的文獻等量齊觀都相去甚遠，而對於性別角色所討論的跨文化統統陷入他們所形構的化約論當中。許多馬克思論者跟其他學派一樣，居然把階級剝削社會中的性別結構解釋成他們所熟知的僵化特質（innate predisposition），而且以晚近遍及全世界的西方規範來助長這樣的習慣與實踐（practice），起碼在外觀上（superficial level）已形成如此。這種假說繼續盛行性別之間的生理差異，包括對女性次等地位的暗喻僅在平等主義的（egalitarian）文化中略述而已，卻在國家建構的都市社會階級裡全像花一樣的脆弱。取代女性存在的意義當成歷史發展來看待，階層被收錄於人類生理學。加深了（feed into）男性至上主義的意識形態(supremacist ideology)之糾葛(entanglement)，於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詮釋與轉化的源頭之中，在嚴酷面對歷史和理論的問題時以致失能（McGee，2007:435）。

4. 階層的源起

4.1  社會階層概念因資本主義而起

　　馬克斯與恩格斯以「剝削呈現」（emergence of exploitation）的批判定義了兩組階層關係。第一，生產過程失控(如：生產、交換、分配及消費)，對於性別勞動分配的不公；第二，雙重關係^[[1]]呈現（emergence of dyadic relations）是在政治經濟生活所發展出來對個別家族在公與私的二分法（dichotomy），造成家族分割經濟單元會比環繞著共同體（communal group）之一部來得好（McGee，2007:435）。Leacock重新解釋馬克思理論中的階層源起，第一階段運動是從商品（commodities）生產的販售價值而起。馬克思認為這個解放運動要人們在資本社會中為大量的勞工設想，怎樣獲得應有的等同價值；然而，資本社會對於商品迷戀(fetish)的價值超過從事生產的勞工。馬克思的想法時而用價值來參考勞動理論，這價值是其大多數矛盾面向的哲學思想之一部。她指出社會過程在品質上異於個體行動，個體單純從事自身的利益，但個體集合為網絡的結果就成了階層劃分的社會轉變，而失去了獨立自主，在性別階層也同樣出現這樣移動的結果。馬克思思想在解放社會形式轉變所產生的衝突，每個解放就在遏制新衝突的發生，以提升新社會形式；然而，Leacock首先提出平等社會形式與特性化之間的衝突（McGee，2007:436）。

4.2  平等主義社會的主張

　　Leacock主張平等社會（egalitarian societies）植基於討價還價的（barter）經濟行為，性別關係則關係到身分地位（quality），致使崇商（a fetich of commodity）及商品勞動變成階層社會的一部形式，只是把平等社會變成階級（rank）社會，讓女性喪失權利而被男性擁有。女性生產勞動，而男性製造商品；商品被階層（hierarchical）社會賦予的價值超過勞動所生產的價值，所以男性比女性在社會具有較高的價值。McGee指出，Leacock主張的正確性依然完全接受馬克思對勞動理論價值的論點，及崇商的觀點；沒有理由不以此認為何以生產勞動本質上應或多或少的價值來跟商品相比（McGee，2007:437）。

4.3  女性居然變成弱勢

　　Leacock認為男性可依賴無薪之家庭工作的女性，再造他們的優勢社會地位。她的觀點大致上來自恩格斯（Engels）的「家庭起源」，恩格斯指出中產階級（bourgeoisie）的婚姻是主要關鍵，而他把婚姻比作是賣淫（prostitution）。像婚姻交易的女性從事家庭工作與性服務來支橕經濟生活，恩格斯主張共產主義解放後，婚姻要兩性平等包含生產的均等（McGee，2007:438）。Leacock認為歐洲人對於女性在社會經濟下的次等地位，承襲於西方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為正確詮釋這種發展，本質上，第一，須先釐清原本的共產主義（communism）概念，去除（divested）刻板印象的假說（stereotypical assumptions），也就是否定女性次等地位為天生而非歷史現象使然；第二，進行任何社會研究時，得弄清楚特定歷史及前、後殖民時期的系絡（McGee，2007:439）。

5.人類學分析的歷史系絡

5.1 原住民族女性勞動的雙重壓迫──原住民族身分、社會關係與家庭結構的地位

Leacock評判女性的家庭勞動根本就是再生產工作，沒有家庭勞動，女性就不能維繫本身的存在價值，也就沒有勞工。然而，企業主僱用男性支付薪資，但並不付給女性所能生產的能力，等於就是資本家的禮物（McGee，2007:439）。特別是企業主把從事生產的資本關係強加於僱用的原住民族，以及容忍社會政治地位卑賤之女性的身上。以前的平等社會裡，女性樂於與男性同等地位又享有充分的權利，後來被推翻破壞了，而由男性主宰女性。Leacock認為大多數民族誌的書寫完全跟著歐洲殖民主義起舞，民族誌裡所揭示的原住民族女性的壓迫根本就是一個錯誤；Leacock的論述受到世界體系理論極大的影響，尤其是1960-1970年代的新馬克思主義（McGee，2007:439～440）。

5.2  民族誌與人類學家、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等對土地、女性的迫害──大地之母

　　Leacock指出，如果對原住民族社會的印象全部是否定的，那麼就該從其功能去理解；首先，最重要的是不能對澳洲原住民族殘酷的種族滅絕（brutal genocide）之影響，而容許用非科學又不道德方式加以評斷。其次，在分析澳洲土地權利而沒考慮到強制驅離海岸地區的衝擊，使得內陸許多原住民族失去土地與受到壓力的結果而消失，這是不該被原諒的（McGee，2007:441）。Leacock強調，忽視原住民族生命的歷史、經濟和政治實體，掩飾（gloss over）其強佔與壓迫的影響，因而誤解（misconstrue）社會關係獲自於原住民族本身掌控社會世界中自治的採集者與獵人。當有人爬梳（scrape）民族史資料的表面，或有人尋求女性在早期重要性的啟發之時，須尊重性別之間的關係（McGee，2007:442）。

6. 結論

　　當歷史問題意識造成女性階層而有過於既有的生理生物學時，可從原本的共產主義關係之結構來理解，而且有部分被制式化關係的轉換過程完全改變了。早期資本社會需要有力的交換理論來支持，這種認知來自於馬克思主義的人類學家，但這種鐵板一塊的聯想，特別對傳統的結構論者發揮作用，這完全是反馬克思思想的論者基於原本共產主義社會的一種女性交換概念。只不過制式型社會在第一階段女性當成交換的過程，這樣的理解就受到嚴厲的挑戰；以價值、令人費解的勞動工作，以及合作生產的剝削，做為初始階段的轉化，都不無關係（McGee，2007:443）。

　　有力的交換理論需對前資本社會分析及對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社佰會影響的詮釋。只不過，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性別可透過貨品與服務行業的經濟自主交換而獲得理解，更能體會女性勞工的權利遭到資本關係全力摧毀，以及在這樣的社會裡，親屬結構也全都被改變。後來，民族誌所呈現的神話（毫無事實根據的論點）仍舊支持這樣的假說，以致盛行於通俗科學（pop-science）及大眾媒體，廣泛形構男性為一家之主的僵化思想（normative ideal），約束女性和小孩一樣而投射出某些人類的需要與宰制權力。再後來，每位第三世界人們唯一有價值的文化歷史和傳統，持續被摧毀，完全扭曲了資本家剝削利益的適切性（McGee，2007:444）。

參考書目

McGee, R. Jon & Richard Warms  (2007)  “33. Eleanor Leacock, Interpreting the Origins of Gender Inequality: Conceptual and Historical Problems (1983),” i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McGraw-Hill, pp.429-44.

[1] Leacock認為在個別家族的雙重依賴關係是剝削源頭的第二個因素。(p.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