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喜歡穿西裝，更不喜歡打領帶。

曾經，有一次被邀請到台北圓山大飯店用晚餐，因為聽說得打領帶，雖然人家已幫我借好領帶，我仍然開溜了。後來去過那邊用餐，才知道這「聽說」早過氣了。

或許該說，我患有「領帶恐懼症」。只要一繫上領帶，脖子上那種被束縛的感覺，就像孫悟空被套上緊箍咒一樣，總想去之而後快。

第一次打領帶，是十六歲上軍校時，穿著大禮服就必須打領帶。還記得當時我們這群半大不小的娃娃兵，還著實花了不少的時間來學習打領帶。

還好，在軍校穿著大禮服的次數屈指可數；畢業後的服役期間，穿著大禮服通常也都是心情最沉重的時刻。

在民國六十年代初，只要聽到「明天各分隊派十個人，穿大禮服，戴大盤帽參加公祭」，沉重的感覺就會湧上心頭－－又摔飛機了，又一個家庭破碎了；看著家屬哀戚的場面，脖子上的束縛感更加令人喘不過氣來。

結婚時，生平第一次去做西裝，花了一個月的薪水，一套西裝只穿兩天就再也不見天日。平常一件一百元的套頭衫，可以伴著我南奔北跑，穿上十幾年。

再次接觸到西裝、領帶，是在進到慈濟後。

民國八十一年底開始參與勸募工作；八十二年的元旦，接到了慈誠培訓證與一條領帶；距訂做第一套西裝十幾年後，再度買了一件西裝。

進到慈濟，一開始就接下了文宣工作，且做得非常投入；也由於鋒芒太露，遮住了某位資深委員的光；一直到八十三年提報受證時，被他千方百計阻撓，才發現原來只會憨憨地做也會得罪人。由於當時委員組組長的堅持，委員是受證了；慈誠則被在慈誠隊當幹部的他擋了下來；說來也要感恩他，無形中幫我解決了穿西裝打領帶的「苦」。

進到慈濟，我做得很自在，真要說有不自在的地方，就是叫我穿西裝打領帶的時候。一眨眼，距領到那一條領帶已十幾個年頭，至今沒換過第二條領帶；除了參與國際賑災或參加慈濟人的告別式，我幾乎不會用到領帶。

一來沒受證慈誠，當然少了穿西裝打領帶的機會；再來，進到慈濟專跑文宣，也跑一陣子影視。在慈濟的活動中都是擔任工作人員的角色，穿的是藍天白雲，所以，一條領帶已足夠使用。

曾經，有人跟我打賭，我的兒女結婚時我一定會穿西裝打領帶；還有誰要打賭嗎？這不犯戒的，呵......

(早期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