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8-11 08:33:43阿根廷
轉貼:母親的昭和史
2005.08.11 中國時報
■太平洋戰爭結束60週年---母親的昭和史
陳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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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案
太平洋戰爭結束今年剛好滿一甲子，對許多老一輩，或許仍有至深的記憶，但對許多中生代和新世代，恐怕都是遙不可及，無關生活的事了。雖然事過境遷，可有識者如今也普遍認知到，這場戰爭的結果，不僅牽動了世界各國長遠的政經走向，也徹底改變了台灣的命運。今年歐美舉辦各種隆重的活動紀念二次大戰的結束，唯亞洲人的「太平洋戰爭」卻不見任何深沈的詮釋和反思，反而出現種種激情的抗議、示威、仇恨和自我防衛的語言叫囂。本刊今起刊登數篇散文，分別從大歷史或個人家族、親友的記憶，以及國際視野的角度撰文，以便我們認識侵略者與被侵略者的歷史處境，藉由各種觀點經驗的書寫，可以擺脫現實政治的障礙，得到更為清醒理性的正視。同一時段，「龍應台文化基金會」的創會活動「太平洋戰爭六十週年反思」國際論壇，也將在八月十三、十四日兩天下午，於中山堂光復廳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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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戰六十年後，母親開始患有嚴重的失憶症。發生在昨天的，上週的，去年的事情，母親全然不曾記得。她午睡後坐在客廳，表情平靜，彷彿整個南台灣都進入出神狀態。陽光從落地窗的毛玻璃曲折投射進來，使她的白髮呈現銀色光澤。誰也沒有驚動誰，我坐在對面沙發細細端詳著她。
記憶最清晰的年代，對母親來說，反而是她的少女時期。父親在五年前去世後，母親就漸漸走上遺忘的道路。她的丈夫遠離時，也順手把她生命中最為重要的記憶一併攜走。好像她被遺棄在人間，一切都事不干己，沒有歲月，沒有情緒，沒有負擔。時間寂靜地停駐在她的髮絲與衣袖，絲毫不起波動，一如她的坐姿。眼睜睜看著她的記憶無止境地消失，我似乎在追逐不斷下沉的地平線，終至束手無策。
直到有一個下午，一個南台灣到處都是陽光的下午，她突然記起大甲的時光。大甲是她的故鄉，是她十六歲之前所信賴的濱海小鎮。不知道是什麼力量在召喚她向著坐在對面的我細聲訴說起來，成長時期的大甲，是她生命中無法擦拭的部分。我再一次聽她敘述少女的夢與幻。在太平洋戰爭前夜，她就已經必須負擔家計，學習編織大甲帽，然後又學習如何推銷。這些故事都是我熟悉的，母親曾經有過的成長敘事也曾經伴隨我的成長而成長。只是我沒有想到患有失憶症的母親，在那個陽光下午居然使用優雅的日語對我說話。她的發音，帶有一份羞澀，斷斷續續又夾雜著泉州腔的台語。未能拭去的回憶，引領著她回到少女時代，那神秘的無可確切辨認的昭和年代。
青春的記憶
戰爭結束那麼久，竟然沒有摧毀她青春的記憶。在生命中，一定有一個屬於她自己的世界，而那不是我能輕易進入的。她在十六歲離開大甲，到達高雄的新興都市尋找工作。對她而言，那可能是她生命軌跡急劇轉彎的階段。在日本人經營的吉井百貨公司，她變成摩登的售貨員。同樣在百貨公司食堂部工作的父親，就在那個時期與她相遇。昭和十七年（1942），太平洋戰爭正熾之際，父親十九歲，母親十八歲，兩人決定結婚成家。那段泛黃的記憶，後來都攝入一幀陳舊的相片。一對沒有笑容的新人，竟木然望著前方，淡淡的憂戚流淌整幅影像。
在戰火中，也許那是一個沒有任何許諾的時代。多少年後，我分別問過父親與母親，對於他們的婚禮存有怎樣的記憶，只記得父親漠然表示，那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儀式。照片背後暗藏的戰爭陰影，父親似乎不願去面對。從新郎身上所穿類似軍裝的西服，幾可推知那場婚禮並未獲得時代給予的恰當祝福。正是在那一年，志願兵制度已如火如荼在島上每個角落大力推行。父親的年齡，恰恰具備被徵召入伍的資格。他的許多朋友，被派遣到南洋作戰，有的陣亡前線，有的戰後歸來。在兵馬倥傯的年代，他們選擇結婚應該是一種勇氣，而不是喜悅。這幀照片一直都置放在母親化妝台的小抽屜裡。在曾經幼小的心靈裡，我常常不解為什麼不把這張寫真裱裝起來。母親的昭和史，總是讓我有著高度好奇。每過一些時日，我會回到化妝台的鏡前取出偷窺，試圖想像那遙遠卻於我並未逝去的歷史。
歷史躍動的力量，使島上每個人都身不由己被捲入戰爭的洪流。父親最後並沒有接到派遣南洋的命令，但是這對新人的命運卻開始進入一生中最困難的階段。後來母親低聲向我提起，為了順利獲得戰時配給，父親有一段時期改姓「田中」。皇民化運動的風潮，竟然也席捲這小小的家庭。母親說，在戰爭期間只要能夠活下去，什麼方式都願意嘗試。耳聞這段不為人知的插曲，我不免感到吃驚。那時已經接受了中華民族主義教育的我，竟然對父親改姓名的舉動有一種仇視。當我的年齡與知識不斷成長時，反而對父親在戰爭期間的生活更加不能理解。母親並不知道這件事對我造成的困擾，父親當然也不明白為什麼他與我之間似乎存在著一種疏離。
站在母親的這一邊
我是在終戰後的兩年才出生，並不像大姐與大哥在一九四三與一九四五分別聞嗅到太平洋戰火的硝煙。我的昭和年代記憶，其實都由母親轉述得到的。戰爭遺留下來的許多問題，就像暗疾那樣殘存在無數的家族裡。母親也承認，她的日語思考勝過中文能力。雖然僅是小學畢業，父母常常在飯桌前使用日語對話，那種異國的聲音，更強化了我對父親的敵意。我無法釐清自己對父親與母親的態度，為何會有這樣大的差異。也許是因為母親偶爾會與我分享她私密的語言，也許是因為我見證過她多少黑夜的不眠。我的記憶，總是站在母親的這一邊。
昭和十九年，為了躲避美機B-29的轟炸，父母帶著大姐、大哥到台南太子廟的舅公家去「疏開」。即使改了姓名，父親還是無法取得合法配給，米、鹽、豬油、蔬菜都在匱乏狀態。他不得不遷居到台南鄉下，卻也因此躲過轟炸的危機。直到一九四五年終戰時，父親才攜著妻小回到斷垣殘壁的高雄。他原來賃居的小屋，已經夷為平地。我問母親，後來是怎麼活下去的？她才提起父親擺麵攤維生的舊事。憑藉他在百貨公司食堂部的學徒經驗，父親獨創特別的廚藝，勉強度過那段蒼白蕭條的時期。我開始有最初的記憶時，全家已經住在三民國小對面的一排樓房。我五歲時，父親才決定搬回故鄉左營，那是一九五二年的事。
複雜的族群文化經驗，始自我左營的童年歲月。父親在海軍軍區大門出來的左營大路上購置一個小小的店面，從此便定居下來。我的語言世界突然變得豐富，在父母的日語交談之外，也漸漸接觸眷村的外省語言。國語、上海話、蘇州話、山東話、福州話、廣東話、四川話、浙江話，構成了我多音凌亂的學習環境。一個高唱大和民族主義的時代，數年之間，已轉化成為高舉中華民族主義旗幟的社會。母親從未告訴我，她是如何適應社會氣氛的轉變。到現在我還能夠記得的，便是她以倉皇的語氣告誡我不能談論二二八，而且不要輕易與外省人交談。我當然後來都明白整個情況的緣由，但是在那段疑雲重重的年代，我開始學習過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生活，也開始過著使用國語與台語的雙重歲月。
遠離父母的歷史世界
我的小學是父親的母校舊城公學校。他在那裡唱的國歌是日本的「君之代」，我的國歌卻是國民黨黨歌。就是從我入學之後，我的思考方式、價值觀念與父親的世界正式分道揚鑣。他把我送去啟蒙的那個教育體制，便是訓練我如何仇視他的時代。對此，父親不發一語，母親也不表示態度。
政治環境的轉變是那樣劇烈卻並沒有終止父母的昭和記憶。從學校回家，我又回到日語年代。日本演歌歌手美空雲雀的歌聲，常常在家中流淌。母親在炒菜或洗衣之際，偶然也會低聲哼唱那些歌曲。我記憶最為鮮明的是，父母各自擁有日本明星偶像。父親看的電影都是陽剛的故事，三船敏郎、小林旭、石原裕次郎的影像也盤踞著我那時正在成長的心靈。母親酷嗜日本的愛情物語，我仍然記得那些明星的名字，山本富士子、岸惠子、淺丘琉璃子、吉永小百合、岩下志麻。我甚至也與母親去看過纏綿悱惻的悲劇，她以著手絹擦拭眼淚的情景，至今仍生動烙印在我的記憶。有些影片像「請問芳名」與「金色夜叉」，母親還熱心看過兩次以上。
在母親的床頭，定期置放著從日文書店租來的雜誌。我知道她喜歡閱讀《婦人俱樂部》與《婦人公論》。恍惚中，我可以體會到有兩種時間並置運行於我的家庭裡。一個是民國史，一個是昭和史。在反共的年代，中華民族主義的浪潮顯然並未衝擊我父母的生活秩序，他們活在自己的語言與自己的價值裡。民國史的記憶，只有在我兄弟姐妹的歲月裡才會發生騷動。我們彷彿被中華民族主義驅趕，不斷遠離父母的歷史世界。
雙軌式的歷史記憶，支配戰後台灣兩個世代的思惟方式。當我變成狂熱的民族主義者時，父母的世代還是停駐在他們的歷史軌道。父親與街坊鄰居閒談時，對黨國教育，對蔣介石，不免帶著揶揄與嘲弄。他可能無法理解，他的孩子是何等膜拜著黨國體制，我快要到達四十歲的時候才開始閱讀台灣史，較諸研究中國史還要熱情而專注。那時我已在海外遊蕩一段歲月了，足夠讓我換另外一種心情，回眸母親的世代與她的昭和記憶。
重新整頓，重新收編
憶起母親曾經在我十八歲那年的談話，我有了強烈的失落感。母親知道我在那年初嘗失戀的滋味，而來到我房間細細對談。為了撫慰我的挫折，她把自己生命中最大的挫折傾吐出來。她說並不喜歡這樣的婚姻，在少女時期她也有過夢與理想。婚姻過早地捻熄她的青春，也捻熄了她的誓願與追求。身在海外，想起另一個海岸的母親，想起她在終戰後的經驗，想起她早夭的夢，我非常不能原諒自己。我不能原諒自己的欠缺寬容，自己的偏執與偏見，更不能原諒自己是如此馴服接受黨國教育的遮蔽，以致不能明白認識戰後台灣是走過怎樣艱難的道路。決定重新展開知識的追求，重新為自己展開思想的改造工作時，我已經準備從遙遠的異域朝向台灣回航。我接納母親的記憶，從而也在內心與父親達成和解。
終戰六十年後，我靜靜端詳著患有嚴重失憶症的母親。燃燒著的南台灣陽光，使我再次窺見母親的青春記憶。看著她沒有情緒也沒有負擔的容顏，我突然分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在抵抗記憶還是抵抗遺忘。家族中的雙重文化軌跡，使我在思考中有過激烈的對決與無盡的苦惱。經過這麼長的歲月之後，我終於不能不承認，凡是在這座島上發生過的，都是屬於台灣歷史的一部分。不管它叫做大和民族主義，還是中華民族主義，我將重新整頓，重新收編。母親的昭和史與我的民國史，都同樣注入我的血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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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為北京演樂老胡同
■太平洋戰爭結束60週年---母親的昭和史
陳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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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戰爭結束今年剛好滿一甲子，對許多老一輩，或許仍有至深的記憶，但對許多中生代和新世代，恐怕都是遙不可及，無關生活的事了。雖然事過境遷，可有識者如今也普遍認知到，這場戰爭的結果，不僅牽動了世界各國長遠的政經走向，也徹底改變了台灣的命運。今年歐美舉辦各種隆重的活動紀念二次大戰的結束，唯亞洲人的「太平洋戰爭」卻不見任何深沈的詮釋和反思，反而出現種種激情的抗議、示威、仇恨和自我防衛的語言叫囂。本刊今起刊登數篇散文，分別從大歷史或個人家族、親友的記憶，以及國際視野的角度撰文，以便我們認識侵略者與被侵略者的歷史處境，藉由各種觀點經驗的書寫，可以擺脫現實政治的障礙，得到更為清醒理性的正視。同一時段，「龍應台文化基金會」的創會活動「太平洋戰爭六十週年反思」國際論壇，也將在八月十三、十四日兩天下午，於中山堂光復廳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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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戰六十年後，母親開始患有嚴重的失憶症。發生在昨天的，上週的，去年的事情，母親全然不曾記得。她午睡後坐在客廳，表情平靜，彷彿整個南台灣都進入出神狀態。陽光從落地窗的毛玻璃曲折投射進來，使她的白髮呈現銀色光澤。誰也沒有驚動誰，我坐在對面沙發細細端詳著她。
記憶最清晰的年代，對母親來說，反而是她的少女時期。父親在五年前去世後，母親就漸漸走上遺忘的道路。她的丈夫遠離時，也順手把她生命中最為重要的記憶一併攜走。好像她被遺棄在人間，一切都事不干己，沒有歲月，沒有情緒，沒有負擔。時間寂靜地停駐在她的髮絲與衣袖，絲毫不起波動，一如她的坐姿。眼睜睜看著她的記憶無止境地消失，我似乎在追逐不斷下沉的地平線，終至束手無策。
直到有一個下午，一個南台灣到處都是陽光的下午，她突然記起大甲的時光。大甲是她的故鄉，是她十六歲之前所信賴的濱海小鎮。不知道是什麼力量在召喚她向著坐在對面的我細聲訴說起來，成長時期的大甲，是她生命中無法擦拭的部分。我再一次聽她敘述少女的夢與幻。在太平洋戰爭前夜，她就已經必須負擔家計，學習編織大甲帽，然後又學習如何推銷。這些故事都是我熟悉的，母親曾經有過的成長敘事也曾經伴隨我的成長而成長。只是我沒有想到患有失憶症的母親，在那個陽光下午居然使用優雅的日語對我說話。她的發音，帶有一份羞澀，斷斷續續又夾雜著泉州腔的台語。未能拭去的回憶，引領著她回到少女時代，那神秘的無可確切辨認的昭和年代。
青春的記憶
戰爭結束那麼久，竟然沒有摧毀她青春的記憶。在生命中，一定有一個屬於她自己的世界，而那不是我能輕易進入的。她在十六歲離開大甲，到達高雄的新興都市尋找工作。對她而言，那可能是她生命軌跡急劇轉彎的階段。在日本人經營的吉井百貨公司，她變成摩登的售貨員。同樣在百貨公司食堂部工作的父親，就在那個時期與她相遇。昭和十七年（1942），太平洋戰爭正熾之際，父親十九歲，母親十八歲，兩人決定結婚成家。那段泛黃的記憶，後來都攝入一幀陳舊的相片。一對沒有笑容的新人，竟木然望著前方，淡淡的憂戚流淌整幅影像。
在戰火中，也許那是一個沒有任何許諾的時代。多少年後，我分別問過父親與母親，對於他們的婚禮存有怎樣的記憶，只記得父親漠然表示，那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儀式。照片背後暗藏的戰爭陰影，父親似乎不願去面對。從新郎身上所穿類似軍裝的西服，幾可推知那場婚禮並未獲得時代給予的恰當祝福。正是在那一年，志願兵制度已如火如荼在島上每個角落大力推行。父親的年齡，恰恰具備被徵召入伍的資格。他的許多朋友，被派遣到南洋作戰，有的陣亡前線，有的戰後歸來。在兵馬倥傯的年代，他們選擇結婚應該是一種勇氣，而不是喜悅。這幀照片一直都置放在母親化妝台的小抽屜裡。在曾經幼小的心靈裡，我常常不解為什麼不把這張寫真裱裝起來。母親的昭和史，總是讓我有著高度好奇。每過一些時日，我會回到化妝台的鏡前取出偷窺，試圖想像那遙遠卻於我並未逝去的歷史。
歷史躍動的力量，使島上每個人都身不由己被捲入戰爭的洪流。父親最後並沒有接到派遣南洋的命令，但是這對新人的命運卻開始進入一生中最困難的階段。後來母親低聲向我提起，為了順利獲得戰時配給，父親有一段時期改姓「田中」。皇民化運動的風潮，竟然也席捲這小小的家庭。母親說，在戰爭期間只要能夠活下去，什麼方式都願意嘗試。耳聞這段不為人知的插曲，我不免感到吃驚。那時已經接受了中華民族主義教育的我，竟然對父親改姓名的舉動有一種仇視。當我的年齡與知識不斷成長時，反而對父親在戰爭期間的生活更加不能理解。母親並不知道這件事對我造成的困擾，父親當然也不明白為什麼他與我之間似乎存在著一種疏離。
站在母親的這一邊
我是在終戰後的兩年才出生，並不像大姐與大哥在一九四三與一九四五分別聞嗅到太平洋戰火的硝煙。我的昭和年代記憶，其實都由母親轉述得到的。戰爭遺留下來的許多問題，就像暗疾那樣殘存在無數的家族裡。母親也承認，她的日語思考勝過中文能力。雖然僅是小學畢業，父母常常在飯桌前使用日語對話，那種異國的聲音，更強化了我對父親的敵意。我無法釐清自己對父親與母親的態度，為何會有這樣大的差異。也許是因為母親偶爾會與我分享她私密的語言，也許是因為我見證過她多少黑夜的不眠。我的記憶，總是站在母親的這一邊。
昭和十九年，為了躲避美機B-29的轟炸，父母帶著大姐、大哥到台南太子廟的舅公家去「疏開」。即使改了姓名，父親還是無法取得合法配給，米、鹽、豬油、蔬菜都在匱乏狀態。他不得不遷居到台南鄉下，卻也因此躲過轟炸的危機。直到一九四五年終戰時，父親才攜著妻小回到斷垣殘壁的高雄。他原來賃居的小屋，已經夷為平地。我問母親，後來是怎麼活下去的？她才提起父親擺麵攤維生的舊事。憑藉他在百貨公司食堂部的學徒經驗，父親獨創特別的廚藝，勉強度過那段蒼白蕭條的時期。我開始有最初的記憶時，全家已經住在三民國小對面的一排樓房。我五歲時，父親才決定搬回故鄉左營，那是一九五二年的事。
複雜的族群文化經驗，始自我左營的童年歲月。父親在海軍軍區大門出來的左營大路上購置一個小小的店面，從此便定居下來。我的語言世界突然變得豐富，在父母的日語交談之外，也漸漸接觸眷村的外省語言。國語、上海話、蘇州話、山東話、福州話、廣東話、四川話、浙江話，構成了我多音凌亂的學習環境。一個高唱大和民族主義的時代，數年之間，已轉化成為高舉中華民族主義旗幟的社會。母親從未告訴我，她是如何適應社會氣氛的轉變。到現在我還能夠記得的，便是她以倉皇的語氣告誡我不能談論二二八，而且不要輕易與外省人交談。我當然後來都明白整個情況的緣由，但是在那段疑雲重重的年代，我開始學習過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生活，也開始過著使用國語與台語的雙重歲月。
遠離父母的歷史世界
我的小學是父親的母校舊城公學校。他在那裡唱的國歌是日本的「君之代」，我的國歌卻是國民黨黨歌。就是從我入學之後，我的思考方式、價值觀念與父親的世界正式分道揚鑣。他把我送去啟蒙的那個教育體制，便是訓練我如何仇視他的時代。對此，父親不發一語，母親也不表示態度。
政治環境的轉變是那樣劇烈卻並沒有終止父母的昭和記憶。從學校回家，我又回到日語年代。日本演歌歌手美空雲雀的歌聲，常常在家中流淌。母親在炒菜或洗衣之際，偶然也會低聲哼唱那些歌曲。我記憶最為鮮明的是，父母各自擁有日本明星偶像。父親看的電影都是陽剛的故事，三船敏郎、小林旭、石原裕次郎的影像也盤踞著我那時正在成長的心靈。母親酷嗜日本的愛情物語，我仍然記得那些明星的名字，山本富士子、岸惠子、淺丘琉璃子、吉永小百合、岩下志麻。我甚至也與母親去看過纏綿悱惻的悲劇，她以著手絹擦拭眼淚的情景，至今仍生動烙印在我的記憶。有些影片像「請問芳名」與「金色夜叉」，母親還熱心看過兩次以上。
在母親的床頭，定期置放著從日文書店租來的雜誌。我知道她喜歡閱讀《婦人俱樂部》與《婦人公論》。恍惚中，我可以體會到有兩種時間並置運行於我的家庭裡。一個是民國史，一個是昭和史。在反共的年代，中華民族主義的浪潮顯然並未衝擊我父母的生活秩序，他們活在自己的語言與自己的價值裡。民國史的記憶，只有在我兄弟姐妹的歲月裡才會發生騷動。我們彷彿被中華民族主義驅趕，不斷遠離父母的歷史世界。
雙軌式的歷史記憶，支配戰後台灣兩個世代的思惟方式。當我變成狂熱的民族主義者時，父母的世代還是停駐在他們的歷史軌道。父親與街坊鄰居閒談時，對黨國教育，對蔣介石，不免帶著揶揄與嘲弄。他可能無法理解，他的孩子是何等膜拜著黨國體制，我快要到達四十歲的時候才開始閱讀台灣史，較諸研究中國史還要熱情而專注。那時我已在海外遊蕩一段歲月了，足夠讓我換另外一種心情，回眸母親的世代與她的昭和記憶。
重新整頓，重新收編
憶起母親曾經在我十八歲那年的談話，我有了強烈的失落感。母親知道我在那年初嘗失戀的滋味，而來到我房間細細對談。為了撫慰我的挫折，她把自己生命中最大的挫折傾吐出來。她說並不喜歡這樣的婚姻，在少女時期她也有過夢與理想。婚姻過早地捻熄她的青春，也捻熄了她的誓願與追求。身在海外，想起另一個海岸的母親，想起她在終戰後的經驗，想起她早夭的夢，我非常不能原諒自己。我不能原諒自己的欠缺寬容，自己的偏執與偏見，更不能原諒自己是如此馴服接受黨國教育的遮蔽，以致不能明白認識戰後台灣是走過怎樣艱難的道路。決定重新展開知識的追求，重新為自己展開思想的改造工作時，我已經準備從遙遠的異域朝向台灣回航。我接納母親的記憶，從而也在內心與父親達成和解。
終戰六十年後，我靜靜端詳著患有嚴重失憶症的母親。燃燒著的南台灣陽光，使我再次窺見母親的青春記憶。看著她沒有情緒也沒有負擔的容顏，我突然分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在抵抗記憶還是抵抗遺忘。家族中的雙重文化軌跡，使我在思考中有過激烈的對決與無盡的苦惱。經過這麼長的歲月之後，我終於不能不承認，凡是在這座島上發生過的，都是屬於台灣歷史的一部分。不管它叫做大和民族主義，還是中華民族主義，我將重新整頓，重新收編。母親的昭和史與我的民國史，都同樣注入我的血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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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為北京演樂老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