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庸俗、邏輯混亂，談啥解放？

駁解放高等教育聯盟及朱維立之謬論


宇桐 新世代青年團



立報（9月28日）與破報復刊329號（9月30日）刊登由記者張仲婉採訪兩個反高學費團體的文章，文中解放高等教育聯盟朱維立先生針對反高學費聯盟所提訴求之一「課徵企業紅利稅」提出一些質疑。其所持理由有二：一，如由企業負擔學生的教育費用無異是合理化「教育商品化」。二，將使那些由財團興辦的學校更加控制學校科系的發展，屆時文史哲等無法為企業牟利科系將被打入萬劫不復之地。這些似是而非、針對反高學費行動聯盟的指控，本聯盟雖已在網站上進行說明與澄清，然而，為避免朱先生這種錯誤論調一再出現，筆者認為有必要作出一個總回應。因此，本文對於朱先生所犯的錯誤，提出指正與批判如下：


解放高等教育聯盟的錯誤


朱維立先生及其所代表的解放高等教育聯盟究竟犯了什麼樣的錯誤呢？首先，朱維立先生及其背後的解放高等教育聯盟，是用「定義法」來解釋教育問題，用「規定」的方式、以及依靠其「主觀願望」粗率地界定教育問題的性質，而不用「具體問體、具體分析」的科學精神、從分析社會關係入手來看待教育問題。例如：他們用「基本人權」來規定教育（涵蓋高等教育）的性質，這就至少犯了兩個錯誤。首先，歷史證明，權利自來有針對性，並且不存在所謂天賦人權，權利全靠鬥爭得來，一些權利之所以被稱作是「基本人權」，無不是階級鬥爭的結果。資產階級國家憲法所規定的人民權利，諸如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等權利，在歷史上則是資產階級對抗君主專制的產物，而現代國家有關勞動三權入憲，更是體現工人階級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種反抗。因此，搞運動，就應該揚棄「基本人權」這類含糊不清的說辭，要指明所爭權利的針對性，就是要具體指出所爭權利背後的矛盾關係。這需要花一番功夫，亦即札實的社會分析。朱先生卻捨此道路，而改用「定義法」的方式，胡亂將教育與「基本人權」攪在一塊，並用此作為他反對高學費的理論核心，這完全是不負責任的做法。


朱先生第二個錯誤，必須從他對教育的「定義」與他反對高學費具體訴求之間的內在聯繫說起。事實證明，「基本人權」的說法，完全受資產階級與既得利益者的歡迎與喜愛，因為，朱先生把針鋒相對的階級問題，轉變成放諸四海皆準的「人權」問題，是完全符合資產階級的利益。按朱先生的意見，因為教育是基本人權，所以應該由國家來保障，但是，論及國家教育經費從何而來，朱先生卻認為該聯盟關於檢討稅制的訴求，顯然比反高學費行動聯盟提出「課?企業紅利稅、專款專用於教育」的訴求高明許多，朱先生要求國家檢討稅制並以富人稅方式，解決教育經費問題。

毋庸贅言，台灣社會是階級社會。朱先生不從階級的角度來思考教育經費如何取得的問題，反而以個人財富多寡作為決定教育經費的來源，將階級問題歪曲成貧富問題。從生產關係、階級的角度與從收入、貧富的角度來看待與分析社會是很不同的，一句話，天差地別的世界觀！誠然，收入的觀點是社會的主流，然而，這是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是統治階級刻意維護與宣傳的意識形態，君不見，藍綠政黨都將學費問題當作貧窮問題，在助學貸款的利率、低收入戶的補助上打轉嗎？富人稅的提法正是否定階級的主張，是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朱先生自許「解放」，卻落入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泥淖中，毫無批判性地接受主流庸俗的思想，顛倒社會現實，可真是一點也不「解放」啊！

除了「基本人權」理論的錯誤外，朱先生對於反高學費動聯盟的指控，更凸顯其邏輯上的混亂，用朱先生的邏輯，企業負擔學生的教育費用無異是合理化「教育商品化」，那麼用這邏輯推演到極致，任何經過工人階級團結鬥爭要求資產階級負擔勞動力再生產的訴求，都在合理化「商品化」！所有具有針對性的階級訴求，諸如提高工資、縮減工時、提高資本利得之稅收、加重環保費用，全部成了合理化「勞動力商品化」、合理化「剝削」、合理化「污染」的元兇！用朱先生這種大錯特錯的邏輯，工人階級是不是就不要鬥爭了！？只須鎮日學朱先生穿著道士服、拿著「基本人權」這把桃木劍，就能驅趕「商品化」這隻妖魔？


朱維立還說，向企業收取教育費用將使那些由財團興辦的學校更加控制學校科系的發展，屆時文史哲等無法為企業牟利科系將被打入萬劫不復之地。在這，我做三點反駁：第一、按朱維立的邏輯，向誰收費就會有聽任誰對教育進行控制的問題，那麼朱維立主張課?富人稅，無疑表示朱維立同意讓富人來控制教育了！

第二、就算不向企業收取教育費用，事實上，台灣大專院校文史哲科系的比例與所分配到的資源本來就在減少，讀哲學的朱先生應該很清楚，因此，請不要把這筆帳算到反高學費行動聯盟或其訴求身上。

第三、論及企業負擔學費的方式，反高提出向企業課徵紅利稅，實際的作法是要求政府透過設立特別公課，針對有盈餘的企業徵收紅利稅，以補助工人家庭的學費負擔。『特別公課』其實是政府在量能課稅原則外，一種有針對性的收費方式而已，這種課稅方式行之有年。這些針對特別項目課徵來的稅收，多專款專用於相關業務上，其目的不外乎是加強監督稅收的用途，避免濫用。

事實上，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為主的社會下，教育原本就不免受到這一佔支配地位的社會關係之影響，資產階級當然千方百計地要控制教育，使之為其服務，因此，以工人階級利益出發，我們當然主張要盡一切力量來爭取教育的獨立性、批判性與進步性，提高工人階級對教育的影響力，這是社會改革的關鍵。因此，我們敢理直氣壯的反駁朱維立：實行課?企業紅利稅、專款專用於教育，在目前的教育體制下，就是讓之前享受教育果實卻不付費的資產階級，付出應有的代價！解除資產階級、企業財團在教育領域這種獲利卻不付費的特權，欠錢還錢來！就是減低資產階級對教育的控制能力！就是增加工人階級對於教育的影響力！這是對現狀的一種反抗，是一種進步，但對朱維立來說，卻變成了投降？！

因此，朱維立說企業付費，就能介入教育、侵害教育，就能輕率地取消文史哲科系，這種因果論斷顯然沒有任何根據與物質基礎！而朱先生卻非現實地、憑空地、天外飛來一筆地危言聳聽，說文史哲科系必然萬劫不復，真是無知與混亂！

反高學費行動聯盟訴求之說明

首先，本聯盟從未將教育問題僅僅界定為高學費問題，其次，本聯盟將經費來源作為解決高學費問題之重心，乃是反對台灣資產階級無償享有教育成果之事實，但並不表示聯盟對於其他教育問題不予重視。評斷一個運動的好壞，要擺事實、講道理，究竟某一社會運動所提出的社會分析與解決方案，正不正確、理不理想，都是可以接受公評，反高學費運動歡迎各種有分析、有見地的批判與指教，不是朱先生這種庸俗的批評。

反高學費聯盟提出『向企業課徵紅利稅』這一主張，乃是經過分析，台灣是一個十足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長期來，學校教育所發揮的主在功能在於勞動力的養成。這裡指的學校教育並不僅止於高等教育，還包含國中小的義務教育。當然學校教育還有其他方面的功能，諸如傳達知識、幫助人類達成價值的澄清與自我實現、甚至對社會進行批判反省…等，但從整體社會佔主要支配地位的生產關係來看，亦即從僱用、受僱的階級關係來看，學校教育的主要功能卻無法以個人或者像朱維立先生那樣以個人的意志或主觀的願望，就能讓教育脫離『勞動力再生產』、『勞動力養成』的社會功能。


有受雇經驗的人便容易理解，光在勞資雙方的面試考核階段，雇主（或面試主管）無不竭盡所能去打量眼前這個勞動力究竟值不值得購買，它有多少本事能為企業創造價值？履歷表格上的學歷、科系、工作經驗等文字，在在都成為勞動力市場上稱斤論兩的依據。在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關係上的人，分為受雇者與資本家，勞動力一買一賣，從單純的體力工到多能工，所有集結在勞動者一身的十八般武藝，只要能為企業生錢的，都為其所用。既是如此，資本主義最喜歡談的『使用者付費』的道理，何以在此未能落實？資本家使用了勞動力，卻不願負擔勞動者先前投入在勞動力上所花費的教育、訓練費用。不僅僅不願負擔，反過來要求國家補貼的案子比比皆是，最終還是拿人民的血汗錢。最近的例子，經建會擬推動「青年職場體驗計畫」，美其名說要輔導2000名學子到國內標竿企業如台積電、好樂迪、統一集團等一百一十四家不同領域當見習生，實際是去當免錢工（連廉價都說不上），因為見習期間的所有薪資都是由勞委會出錢補助，每名每月約10622元，簡直是慷人民之慨。


究竟，教育是商品、是受教者個人的投資，還是國家該提供的公共服務（「基本人權」？！）。我們的答案是：以上皆非。吾人必須跳脫高教是社會福利（或「基本人權」）抑或個人投資的二元思考，重新檢視高等教育在當今台灣資本主義社會的功能。台灣企業加入國際分工、參與國際資本競合，全拜源源不絕且持續上升的技術人力水平之賜，此間，高等教育的普及居功厥偉。高等教育，已是勞動力再生產的重要環節，更是台灣企業財團不可或缺的、理所當然的投資，因此，使用高素質勞動力而獲取利潤的企業才是教育的使用者，才應該是教育的投資者；而不該由受教者付費，以及像朱先生那樣主張「富人稅」來為資本規避付費的主張。再說一次，台灣教育問題的性質，是階級問題，不是貧富問題！


主流『使用者付費』邏輯下的產物，認為誰接受教育，就由誰來付費。但是，反高學費正是要反對顛倒的主流邏輯，因為接受教育的成果，是為資本家所用，為企業創造利潤。確切的說法，台灣的高學費問題，就在於企業使用了勞動力，卻沒有全額支付勞動力應有的價值，包含勞動力養成的費用，都應該是工資的一部份。換句話說，爭取教育費用由企業負擔、向企業課徵紅利稅等作法，其實只是受雇者爭取原屬於自己工資的一部份。因此，再次重申，如果朱先生硬要說這種作法反而合理化了教育商品化，那麼試問工人在爭取工資提升、在爭取縮短工時、在爭取各項勞動條件的同時，是否也反而合理化勞動力在資本主義被商品化的事實，所以按照朱先生的邏輯，工人都不該爭取，否則就是合理化勞動力成為商品的事實，等於認同了被剝削的事實？


此外，反高學費行動聯盟的訴求亦包括反對教育商品化，但是我們反對教育商品化與朱先生反對教育商品化，兩者內涵還是一句話，天差地別。我們「反對教育商品化」的內涵，有二重意義。第一重意義是反商品化，第二重意義是反對資本主義化。可是「商品化」與「資本主義化」各有其兩面性。以「商品化」而言，一方面使台灣的教育從國民黨一黨獨大、威權統治的黨國僵化意識形態下解放，進而提升整個教育體系的素質等，這是商品化的正面意義，而我們要反對的是商品化的另一面，即讓教育領域營利化、唯利是圖的趨勢。繼上述「商品化」之兩面性意義，「資本主義化」在反特權、反封建的部分有其正面意義，例如開放大學校長或中小學校長由教師遴選的制度，是由於資本主義社會強調市場化與自由化的影響，而我們要反對的是教育趨向唯利是圖、利潤化考量。這與朱維立不知所云地、抽空地「反商品化」，有天壤之別。


本文最後，再回應朱先生的質疑，朱先生提說課徵企業紅利稅就是把教育從國家預算分配中割裂出來，他說「如果教育要專款，那健保要不要專款」、「如此將使教育獨立於社會問題」。這顯然是兩碼子的事情，我們當然不反對向污染者課徵環保稅並專款用於環保或將健保費用專款用於醫療或相關用途。沒錯，教育問題、學費問題、環保問題、健保問題，都是社會問題之一環，但也絕不會因爭取專款專用而使其脫離社會。今天，我們代表工人階級有力有節地向資產階級要債，朱先生卻在那說這筆債不能要，朱先生不正就是扮演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嗎？替統治階級的利益來服務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