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淑慧
原文刊載在 2004.06.30 中國時報

全國大專學生與家長即將於七月二日大舉集結前進教育部，抗議政府高學費政策、各校學費調漲等問題，少許論者卻批評反高學費運動僅將教育問題化約為學費漲或不漲的問題，其批評對反高學費運動多有誤解且失公允。

台灣的高學費對於一般受雇者階級家庭所造成的負擔，無疑日益加重。國民義務教育以外，台灣受雇者階級正面臨嚴峻的處境，無論是幼兒教育或者高等教育，昂貴的托幼學費更讓年輕父母不願意生養小孩，使得台灣的生育率世界倒數；此外，學費相對低廉的公立大學只能容納三成左右的學生，而中下階級子女又占不到其中的三成；大多數受雇者階級家庭的子女，就讀的是學費較貴、品質較差的私立院校。持續高漲的學費，更使學生及家長受累、受雇者階級受困，教育從促進階層流動的機會領域，轉化為加劇階級分化、惡化資源分配不公的社會過程。

要討論教育（或者教改）議題，必須對台灣教育應該具備的性質先行定位，究竟，教育是商品、受教者個人的投資，還是國家該提供的公共服務。我的答案是：以上皆非。吾人必須跳脫高教是社會福利抑或個人投資的二元思考，重新檢視高等教育在當今台灣資本主義社會的功能。台灣企業加入國際分工、參與國際資本競合，全拜源源不絕且持續上升的技術人力水平之賜，此間，高等教育的普及居功厥偉。高等教育，已是勞動力再生產的重要環節，更是台灣企業財團不可或缺的、理所當然的投資，因此，使用高素質勞動力而獲取利潤的企業才是教育的使用者，才應該是教育的投資者；而不該由受教者、甚至全體國民來負擔。

諷刺的是，台灣的賦稅結構不公，常透過法令的修訂來為企業財團減稅，反而讓全體國民特別是受薪者以及未來的受薪者來填補政府財政黑洞並償付日漸攀高的國債。在學費或者其他如全民健保費等具有社會再生產功能的費用，政府卻用意識形態將高等教育視為個人投資、當成商品，把學生及家長誤植為消費者，規避國家機器應該解決階級間資源分配過分失當的責任，讓教育或其他理當由企業投資的再生產服務淪為營利的工具、淪為商品。

因此，台灣教育問題的根源，就在於國民義務教育以外的教育服務，包括幼教與高教，在政府去管制化的政策方針下，朝向商品化、營利化發展，而學費調漲，正是教育商品化的先決必要條件。

教育部日前公布的「彈性學雜費調整方案」，明定學校總收入扣除經常門支出（人事費、業務費）、資本門中圖書儀器設備費用後，若結餘比率超過百分之十五，今年不得調漲學雜費。表面上教育部訂出遏止學雜費調整的外觀，許多學校也煞有介事地強烈反彈，實際上，教育部的方案卻是鼓勵各大專院校往教育商品化、營利化的方向倒退，因以此方案計算，公立大學有四六％私立大學則有五一％可調漲學雜費。教育部此方案將盈餘當作唯一指標，完全忽略更重要的如教學品質等指標，反而變相合理化五成以上的大學可調漲學費。

我們必須重申，教育問題當然不能化約為學費漲不漲的問題，但是台灣政府的高學費政策卻是當前教育部去管制化、規避責任、製造階級分化的明證。阻止教育商品化、反對調漲學費，政府要對症下藥，須解決教育經費來源以及監督把關經費使用的問題，以特別公課的方式，由教育部來對企業收取費用，專款專用於教育；設置大學退場機制，確實提升教育品質，都應該置於討論議程上來好好評估。

（作者為反高學費行動聯盟總召集人）
圖為社會主義鬥士 卡爾‧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