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5-02 16:53:38hfyz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关于毛泽东
http://www.shxdx.com/tsg/readnews.asp?id=673
【原文出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306
【原刊页号】39～46
【分 类 号】A2
【分 类 名】毛泽东思想
【复印期号】200402
【 标 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趋向
【 作 者】萧延中
【作者简介】萧延中(1955-)，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毛泽东政治思想和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随着20世纪90年代“冷战”状态的缓解或质变，也随着中国内部政治战略的再度调整，西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也出现了明显转向。在总体趋势方面可概括为：从“意识形态论辩”走向“学术理路分析”；从“区域性政策的研究”走向“理论体系内的评价”；从“单一政治分析”走向“方法论多元化”三大趋向。西方学者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对国内同一研究领域具有借鉴意义。
【关 键 词】毛泽东/毛泽东思想/西方毛泽东研究/中国政治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20(2003)06-0039-08
随着20世纪90年代“冷战”状态的缓解或质变，也随着中国内部政治战略的再度调整，西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也出现了明显的转向，形成了某种不同于此前各研究阶段的新趋向。本文凭据目前所知的一些资料，对西方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现状、特别是美国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进行概览性描述。（注：海外华裔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包括在本文的范围内，将另文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动态，在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为国内同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信息，对于促进国内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事业，具有一定的批判和借鉴意义。
一、从“意识形态论辩”走向“学术理路分析”
综观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毛泽东研究的整体状况，其总体特征充满了“冷战思维”的色彩。尽管我们不能排除其中保留着相当严格的学术化表达形式，也可以把西方毛泽东研究专家划分为“政治派”和“学院派”，但即使是“学院派”的纯粹学术探讨，也流露出相当的意识形态论争的意味。
随着“冷战”状态的缓解或质变以及中国内部政治战略的调整，在西方学术界，“毛泽东”的政治符号形象进一步弱化。虽然学术界习惯性“左”、“中”、“右”的态度划分仍然存在，而且还看不出有缓和的迹象，但各方的分析范式(Paradigm)都在发生变化。
1989年由麦克法考尔(Roderick MacFarquhar)、奇克(Timothy Cheek)和吴(Eugene Wu)主编，高德曼(Merle Goldman)和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等著名资深学者参加的《毛主席的秘密讲话：从“百花运动”到“大跃进”》一书，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为“导论”和“文献”两个部分，前一部分由麦克法考尔、史华慈、高德曼、吴、奇克五位学者分别撰写的导读性论文组成；后一部分由毛泽东1957年到1958年间的19篇讲话组成，其中“百花运动”时期的讲话14篇，“大跃进”时期的讲话5篇。这些导读报告，显示出了历史文献分析和文本解释方法的很高境界，也反映了西方毛泽东研究主流学派的方法论风貌。其中，史华慈教授的论文最具代表性。他首先对史料的背景、真伪和价值进行了细致的勘定，然后再从文献的脉络中梳理出毛泽东晚年思想中体现出来的“整体救赎”(Total Redemption)与“全面挫折”(Utter Frustration)之间的复杂关系。[1]这篇文章是费正清学派历史主义的经典之作。
1994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英国《中国季刊》推出了“毛泽东百年”专栏，由英国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的施拉姆(Stuart R.Schram)主持，发表了两篇综述性和两篇评论性论文。施拉姆的《毛泽东百年：一个统治者的遗产》之长文，分别从七个方面对毛泽东政治思想做了概括。这些内容基本上是他个人以往研究的重新表述，在方法论角度上，仍然坚持“历史叙述＋政治评论”的传统评价模式和论说风格，是西方毛泽东研究主流意识的代表。[2]
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现执教于耶鲁大学的著名学者迈斯纳(Maurice Meisener)，在风云变幻的学术潮流中，数十年如一日，始终忠实于自己的学术立场，拒绝与“时髦”的流行观念认同。他坚持认为，以往学术界对“毛泽东时代”的评价存在误解和偏见，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中国人求强求富的急切心态有关。他指出：“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如果不去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时代遗留给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问题。”[3]在《邓小平时代：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探寻(1978-1994)》一书中，迈斯纳仍然认为：“‘文化大革命’意味深长地提出了关于20世纪社会主义目标和手段的重要问题……世界历史上再没有别的时候将由革命者到统治者的转变带来的后果如此清晰地暴露出来……也很少有对不平等、精英主义、等级主义、官僚主义的根源进行如此深刻的追究。”[4]毋庸讳言，这种与社会主流思潮明显异调的观点，恰恰反映出作者学术独立的鲜明品格，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一家之言。
1997年由德里克(Arif Dirlik)、哈里(Paul Healy)、奈特(Nick Knight)主编的《毛泽东思想的批评性透视》一书，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新左派”毛泽东思想研究者的标志性学术专著。该书第一部分是“导论：毛泽东思想与核心学术成就”；第二部分是“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三部分是“全球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毛泽东思想”。从该书收入的论文内容看，涉及全球化、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新政治经济学、阿尔都塞的文化遗产、政治运动与社会变迁、斯大林主义影响、毛主义的东方话语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毛主义版本分析等一系列前沿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西方毛泽东研究在主题、框架和论域的新方向，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
德里克是在“现代性”的脉络下对“毛主义”之性质展开分析的。他指出，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发现了一个巨大悖论：资本主义之所以必然走向穷途末路，不是由于它的失败，而恰恰是由于它的成功。正是资本主义所召唤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奠定了其自身灭亡的基础。然而，马克思的解决方案是，“现代性的创伤”只能“通过更加充分、更加深刻的现代性”来治愈。而实现这个任务的载体，就是现代无产阶级，只有他们才能从现代性中获得更加丰富的“解放”可能性。但是这并没能超越“现代性”的悖论。因为，科学和科学思维在创造了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隐含着内在毁灭性。“这种创造力在其对世界的征服中摧毁着人类生存的条件，破坏了那些赋予人类生存以稳定性和可靠性的社会关系；它把人性从大自然中解放出来，却又把它关进了一个由工厂、贫民窟、混凝土丛林以及理性化国家的官僚主义迷宫所构成的‘铁笼’之中”。德里克指出，在这样的维度上考虑问题，毛泽东与马克思面临的是同一个问题。毛泽东试图探索解决中国社会的矛盾，这一探索本身也是矛盾的：一方面，毛泽东把矛盾当作革命生命力的象征，对它做了热情的颂扬，认为矛盾之间无限制的相互作用是使革命向无尽未来前进的一个条件；另一方面，他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构造矛盾，并引导这些矛盾趋向未来，即一个根据他自己的革命理想提出的未来。在现实实践中，矛盾之间的自由相互作用则采取了社会试验的形式，在这场试验中，毛泽东既是解释家又是试验家。中国社会则是他试验的对象。“毛泽东的期望是极其现代的，而其得到的效果却又是相当破坏性的。”“在尝试追求新的现代性、摆脱资本主义方面，‘文化大革命’从后来看也许是人类的最后一次挣扎。最近20年来的社会事实向全球表明，也许并不存在一条‘解决现代生活矛盾的出路’，除非人们学会把现代性的毁灭当作生存的前提而与之共存。”[5]
不难看出，西方学者关于毛泽东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党内权力斗争”、“共产主义极权”甚至“中国事务”等特殊政治问题的层面，使毛泽东及其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研究，成为人类困境和异化悖论之普遍理论问题的一个值得深思的东方案例。尽管这些观点并不能代表当前西方毛泽东研究的全部内容，却足以展示其超越意识形态而趋向学理探讨的基本特征。
二、从“区域性政策的研究”走向“理论体系内的评价”
所谓“区域性政策的研究”主要是指美国而言，其意思是中国只是其国际关系战略中的一个地区性角色。他们研究中国的主要目的首先不是学术上的知识追求，而是由于必须“知己知彼”。既然对象是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异质文化和敌对激进意识形态的国家，特别是又面临着这样一位具有独特人格和巨大影响的“卡里斯马”(Charisma)领袖，理解毛泽东就成为理解现代中国的关键。所以，1978年以前，毛泽东研究在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China Studies)领域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这一时期的毛泽东研究，即便在学术规范上并不亚于其他学科，但在宏观旨趣上仍留下了明显的“政策服务”的印记。[6]
20世纪90年代西方毛泽东研究的转向有一个过程，其重要的表现之一，是几位具有国际性影响的学术领袖，分别试图在自己的学说体系内对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解读。换言之，他们都认为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有资格作为一种珍贵的“中国经验”，在学理的内在逻辑上可以在他们自己的理论系统之中找到位置，进而隐喻地体现出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具有某种合理性和普遍性的意义。这一特征表明，在新的时代，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又以一种新的形式走向了世界，成为人类知识成长系统中的重要因素之一。
法国学术界基于20世纪60年代学生们高举“3M”（马克思、马尔库塞和毛泽东的名字都以M为字头）画像游行造反的“历史记忆”，反思社会政治思想的演进，而把毛泽东及其思想放到了现代“解构主义”(disconstructionism)起源之一的位置上。贝乐登·菲尔兹(Belden Fields)指出：“20世纪60年代激进化引人入胜的一面就是在西方出现了毛主义，一种在不同的国家环境下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的毛主义。”而“与美国不同的‘法国类型的毛主义’，其特征就是‘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antihierarchical Mao-ism)。它植根于毛泽东思想本身，也植根于法国的政治现象”。后来那些令人震耳欲聋的大理论家，如萨特(Sartre)、列斐伏尔(Lefebvre)、阿尔都塞以及福柯(Foucault)，均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同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有某种关系。“这种奇特的毛主义经历也可以为60年代及其那以后在法国涌现的一些杰出理论著作增加一点‘生气’。”[7]
正如有的学者概括的那样，世界著名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詹姆森(Fredric Jameson)具有“毛泽东情结”[8]。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极具特色”的时代，用毛泽东的话说，那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代。毛泽东政治思想的这一极具批判精神的话语体系，在“世界反霸权主义的后殖民理论”、“社会现代性中的乌托邦焦虑”和“建构阶级斗争的新范式”三个方面，激活了现代西方的理论想象，强有力地促进了“解构主义”的发展。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具有对抗性质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就基本结束了。但毛泽东认为，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斗争还会持续存在，原因是在社会结构中必然产生出“新阶级”。这种“新阶级”就是一个与工人阶级和农民相对立的新的官僚阶层，他们不仅拥有自身的既得利益，而且形成了所谓“官官相护”的集团性体制效应，而腐败只是这样一种体制的结果和表征而已。显而易见，如果把这里的“新阶级”（毛泽东的术语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置换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那么，“毛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就可能展示出一种耐人寻味的潜在联系。这也是詹姆森解释并倡导的“阶级斗争新范式”以及他被赋予“毛泽东情结”的重要逻辑理据。
【原文出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306
【原刊页号】39～46
【分 类 号】A2
【分 类 名】毛泽东思想
【复印期号】200402
【 标 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趋向
【 作 者】萧延中
【作者简介】萧延中(1955-)，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毛泽东政治思想和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随着20世纪90年代“冷战”状态的缓解或质变，也随着中国内部政治战略的再度调整，西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也出现了明显转向。在总体趋势方面可概括为：从“意识形态论辩”走向“学术理路分析”；从“区域性政策的研究”走向“理论体系内的评价”；从“单一政治分析”走向“方法论多元化”三大趋向。西方学者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对国内同一研究领域具有借鉴意义。
【关 键 词】毛泽东/毛泽东思想/西方毛泽东研究/中国政治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20(2003)06-0039-08
随着20世纪90年代“冷战”状态的缓解或质变，也随着中国内部政治战略的再度调整，西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也出现了明显的转向，形成了某种不同于此前各研究阶段的新趋向。本文凭据目前所知的一些资料，对西方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现状、特别是美国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进行概览性描述。（注：海外华裔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包括在本文的范围内，将另文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动态，在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为国内同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信息，对于促进国内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事业，具有一定的批判和借鉴意义。
一、从“意识形态论辩”走向“学术理路分析”
综观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毛泽东研究的整体状况，其总体特征充满了“冷战思维”的色彩。尽管我们不能排除其中保留着相当严格的学术化表达形式，也可以把西方毛泽东研究专家划分为“政治派”和“学院派”，但即使是“学院派”的纯粹学术探讨，也流露出相当的意识形态论争的意味。
随着“冷战”状态的缓解或质变以及中国内部政治战略的调整，在西方学术界，“毛泽东”的政治符号形象进一步弱化。虽然学术界习惯性“左”、“中”、“右”的态度划分仍然存在，而且还看不出有缓和的迹象，但各方的分析范式(Paradigm)都在发生变化。
1989年由麦克法考尔(Roderick MacFarquhar)、奇克(Timothy Cheek)和吴(Eugene Wu)主编，高德曼(Merle Goldman)和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等著名资深学者参加的《毛主席的秘密讲话：从“百花运动”到“大跃进”》一书，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为“导论”和“文献”两个部分，前一部分由麦克法考尔、史华慈、高德曼、吴、奇克五位学者分别撰写的导读性论文组成；后一部分由毛泽东1957年到1958年间的19篇讲话组成，其中“百花运动”时期的讲话14篇，“大跃进”时期的讲话5篇。这些导读报告，显示出了历史文献分析和文本解释方法的很高境界，也反映了西方毛泽东研究主流学派的方法论风貌。其中，史华慈教授的论文最具代表性。他首先对史料的背景、真伪和价值进行了细致的勘定，然后再从文献的脉络中梳理出毛泽东晚年思想中体现出来的“整体救赎”(Total Redemption)与“全面挫折”(Utter Frustration)之间的复杂关系。[1]这篇文章是费正清学派历史主义的经典之作。
1994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英国《中国季刊》推出了“毛泽东百年”专栏，由英国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的施拉姆(Stuart R.Schram)主持，发表了两篇综述性和两篇评论性论文。施拉姆的《毛泽东百年：一个统治者的遗产》之长文，分别从七个方面对毛泽东政治思想做了概括。这些内容基本上是他个人以往研究的重新表述，在方法论角度上，仍然坚持“历史叙述＋政治评论”的传统评价模式和论说风格，是西方毛泽东研究主流意识的代表。[2]
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现执教于耶鲁大学的著名学者迈斯纳(Maurice Meisener)，在风云变幻的学术潮流中，数十年如一日，始终忠实于自己的学术立场，拒绝与“时髦”的流行观念认同。他坚持认为，以往学术界对“毛泽东时代”的评价存在误解和偏见，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中国人求强求富的急切心态有关。他指出：“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如果不去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时代遗留给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问题。”[3]在《邓小平时代：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探寻(1978-1994)》一书中，迈斯纳仍然认为：“‘文化大革命’意味深长地提出了关于20世纪社会主义目标和手段的重要问题……世界历史上再没有别的时候将由革命者到统治者的转变带来的后果如此清晰地暴露出来……也很少有对不平等、精英主义、等级主义、官僚主义的根源进行如此深刻的追究。”[4]毋庸讳言，这种与社会主流思潮明显异调的观点，恰恰反映出作者学术独立的鲜明品格，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一家之言。
1997年由德里克(Arif Dirlik)、哈里(Paul Healy)、奈特(Nick Knight)主编的《毛泽东思想的批评性透视》一书，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新左派”毛泽东思想研究者的标志性学术专著。该书第一部分是“导论：毛泽东思想与核心学术成就”；第二部分是“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三部分是“全球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毛泽东思想”。从该书收入的论文内容看，涉及全球化、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新政治经济学、阿尔都塞的文化遗产、政治运动与社会变迁、斯大林主义影响、毛主义的东方话语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毛主义版本分析等一系列前沿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西方毛泽东研究在主题、框架和论域的新方向，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
德里克是在“现代性”的脉络下对“毛主义”之性质展开分析的。他指出，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发现了一个巨大悖论：资本主义之所以必然走向穷途末路，不是由于它的失败，而恰恰是由于它的成功。正是资本主义所召唤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奠定了其自身灭亡的基础。然而，马克思的解决方案是，“现代性的创伤”只能“通过更加充分、更加深刻的现代性”来治愈。而实现这个任务的载体，就是现代无产阶级，只有他们才能从现代性中获得更加丰富的“解放”可能性。但是这并没能超越“现代性”的悖论。因为，科学和科学思维在创造了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隐含着内在毁灭性。“这种创造力在其对世界的征服中摧毁着人类生存的条件，破坏了那些赋予人类生存以稳定性和可靠性的社会关系；它把人性从大自然中解放出来，却又把它关进了一个由工厂、贫民窟、混凝土丛林以及理性化国家的官僚主义迷宫所构成的‘铁笼’之中”。德里克指出，在这样的维度上考虑问题，毛泽东与马克思面临的是同一个问题。毛泽东试图探索解决中国社会的矛盾，这一探索本身也是矛盾的：一方面，毛泽东把矛盾当作革命生命力的象征，对它做了热情的颂扬，认为矛盾之间无限制的相互作用是使革命向无尽未来前进的一个条件；另一方面，他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构造矛盾，并引导这些矛盾趋向未来，即一个根据他自己的革命理想提出的未来。在现实实践中，矛盾之间的自由相互作用则采取了社会试验的形式，在这场试验中，毛泽东既是解释家又是试验家。中国社会则是他试验的对象。“毛泽东的期望是极其现代的，而其得到的效果却又是相当破坏性的。”“在尝试追求新的现代性、摆脱资本主义方面，‘文化大革命’从后来看也许是人类的最后一次挣扎。最近20年来的社会事实向全球表明，也许并不存在一条‘解决现代生活矛盾的出路’，除非人们学会把现代性的毁灭当作生存的前提而与之共存。”[5]
不难看出，西方学者关于毛泽东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党内权力斗争”、“共产主义极权”甚至“中国事务”等特殊政治问题的层面，使毛泽东及其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研究，成为人类困境和异化悖论之普遍理论问题的一个值得深思的东方案例。尽管这些观点并不能代表当前西方毛泽东研究的全部内容，却足以展示其超越意识形态而趋向学理探讨的基本特征。
二、从“区域性政策的研究”走向“理论体系内的评价”
所谓“区域性政策的研究”主要是指美国而言，其意思是中国只是其国际关系战略中的一个地区性角色。他们研究中国的主要目的首先不是学术上的知识追求，而是由于必须“知己知彼”。既然对象是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异质文化和敌对激进意识形态的国家，特别是又面临着这样一位具有独特人格和巨大影响的“卡里斯马”(Charisma)领袖，理解毛泽东就成为理解现代中国的关键。所以，1978年以前，毛泽东研究在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China Studies)领域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这一时期的毛泽东研究，即便在学术规范上并不亚于其他学科，但在宏观旨趣上仍留下了明显的“政策服务”的印记。[6]
20世纪90年代西方毛泽东研究的转向有一个过程，其重要的表现之一，是几位具有国际性影响的学术领袖，分别试图在自己的学说体系内对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解读。换言之，他们都认为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有资格作为一种珍贵的“中国经验”，在学理的内在逻辑上可以在他们自己的理论系统之中找到位置，进而隐喻地体现出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具有某种合理性和普遍性的意义。这一特征表明，在新的时代，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又以一种新的形式走向了世界，成为人类知识成长系统中的重要因素之一。
法国学术界基于20世纪60年代学生们高举“3M”（马克思、马尔库塞和毛泽东的名字都以M为字头）画像游行造反的“历史记忆”，反思社会政治思想的演进，而把毛泽东及其思想放到了现代“解构主义”(disconstructionism)起源之一的位置上。贝乐登·菲尔兹(Belden Fields)指出：“20世纪60年代激进化引人入胜的一面就是在西方出现了毛主义，一种在不同的国家环境下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的毛主义。”而“与美国不同的‘法国类型的毛主义’，其特征就是‘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antihierarchical Mao-ism)。它植根于毛泽东思想本身，也植根于法国的政治现象”。后来那些令人震耳欲聋的大理论家，如萨特(Sartre)、列斐伏尔(Lefebvre)、阿尔都塞以及福柯(Foucault)，均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同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有某种关系。“这种奇特的毛主义经历也可以为60年代及其那以后在法国涌现的一些杰出理论著作增加一点‘生气’。”[7]
正如有的学者概括的那样，世界著名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詹姆森(Fredric Jameson)具有“毛泽东情结”[8]。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极具特色”的时代，用毛泽东的话说，那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代。毛泽东政治思想的这一极具批判精神的话语体系，在“世界反霸权主义的后殖民理论”、“社会现代性中的乌托邦焦虑”和“建构阶级斗争的新范式”三个方面，激活了现代西方的理论想象，强有力地促进了“解构主义”的发展。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具有对抗性质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就基本结束了。但毛泽东认为，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斗争还会持续存在，原因是在社会结构中必然产生出“新阶级”。这种“新阶级”就是一个与工人阶级和农民相对立的新的官僚阶层，他们不仅拥有自身的既得利益，而且形成了所谓“官官相护”的集团性体制效应，而腐败只是这样一种体制的结果和表征而已。显而易见，如果把这里的“新阶级”（毛泽东的术语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置换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那么，“毛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就可能展示出一种耐人寻味的潜在联系。这也是詹姆森解释并倡导的“阶级斗争新范式”以及他被赋予“毛泽东情结”的重要逻辑理据。
同样，以倡导“集体行动”和“大国兴衰”而闻名于世的政治理论家奥尔森(Mancur Olson)，对于毛泽东关于“党内的走资派”、“炮打司令部”和“掺沙子挖墙脚”等一系列理论和政治举措也表现出极大兴趣，认为所谓“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来一次”的论断，实际上体现出使用强力打碎“制度凝固”的深刻意图，使当时的中国几乎不存在具有极强垄断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为日后的改革开放留下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变革空间。张宇燕记录了奥尔森对毛泽东“眼睛发亮”的具体过程：“记得有一次在奥尔森的办公室里，他和我聊起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当我漫不经心地提到毛泽东曾经说过‘文化大革命应每隔七、八年搞一次’时，他全神贯注，并且一再要我找到此话的出处，其表情与口吻，至今历历在目……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带来了众多有害于社会的后遗症。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它还同时为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中国献上了一份颇为贵重、但又常被人忽视的‘礼物’：尽管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依旧很强，但原有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集团’则或是土崩瓦解，或是受到严重损害。毋庸置疑，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且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经济改革是有众多根源的，而其中相当重要的原因之一，应当就是当时的中国几乎不存在具有极强垄断性的既得利益集团。至于‘七、八年’这个时间单位，据我猜测，或许是毛泽东老人家在深悟了中国历史及现状后总结出来的分利联盟之建立通常需要的时间。话说到这里，我想读者也就不会对奥尔森刚听说此种说法时的极度兴奋感到惊讶或迷惑不解了。”[9]
再有，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美国、目前已产生巨大影响的“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的创始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也试图在其宏大的体系内给晚年毛泽东一个清晰的定位。他认为，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19-20世纪世界革命后政治过程的选择之一。与苏联的选择模式不同，毛泽东不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国家的特征，而是整个世界整体格局的特征，所以一国首先实现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同时，毛泽东也反对斯大林关于苏联国内已消除了阶级斗争的提法，坚持认为即使共产党在政治上获得了政权，在经济上改造了所有制，但这不能成为证明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也必然消失的逻辑前提。所以，沃勒斯坦说：毛泽东之所以要做出与苏联不同的选择，是因为“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看成是过程，而不是结构……他，与其说是自觉地不如说是不自觉地把世界体系作为分析单位，而不是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相反，苏联学者则认为，尽管社会主义体系被认为是‘分裂的’，两种劳动分工并存的世界体系也是存在的”[10]。
社会科学的研究不满足于经验描述，它要求问题的阐释必须依赖某种理论框架，但又首先要求对分析工具的合理性及其逻辑完整性进行验证与评估。所以，无论这些理论家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关注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和目的，即使可能在他们的视野中毛泽东只是可供研究的一个宏大案例，或者是为验证其理论框架的普遍适用程度，可以肯定，这种关注是学术性质的，是在学术理路的内部讨论问题。我们在此类研究的“毛泽东形象”中，已经感觉不到“区域性政策研究”的意味了。
三、从“单一政治分析”走向“方法论多元化”
新时代政治格局的外部环境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内部变化都影响到西方毛泽东研究主题的转换，随之，学科内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诸研究要素也相应有所发展。
在这一视角上，《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性透视》一书可谓在西方毛泽东研究领域里独树一帜，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该书不仅在研究视角和论述主题方面发生了很多变化，更值得注意的是该书也尝试在方法论方面有所建树。这一取向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全球化”视角。哈里和奈特在该书“导论”中指出：“在毛泽东思想之结构与发展的研究方面，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他已超出中国国界，影响到全球各地的政治运动……从巴黎的林阴大道到秘鲁的贫苦乡村，毛泽东的思想都已构成人们绘制各式激进变迁或反抗不平等战略的原则与理念的混合物。”[5](P5)换言之，在一定意义上，这派学者认为只有把毛泽东思想看成21世纪“全球化”政治运动的理论要素之一，才能正确判断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并对他持久影响的性质做出解释。其二是重申对毛泽东研究中“经验主义阅读方法”的批判。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奈特和哈里就反复提出过毛泽东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11]，在该书中他们强调，应对“历史的真实”与“思想的真实”加以区分，在理论上不能把“事实”(facts)与“证据”(evidence)混为一谈。历史特别是思想史研究中所谓的“中立”(neatral "givens")是不存在的。即使逐字逐句地“读过”毛泽东的文本，也不就自然意味着真正“读懂”了毛泽东。在这里，反思研究者本身的认知模式、知识架构和理论假设，与其说是研究的结果，不如说是研究的前提。这样，只有在为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订立知识论(Epistemology)意义之“思维游戏规则”的基础上，人们才能摆脱“就事论事”的经验描述层次。“后实证主义”的方法论立场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比较政治学家沃马克(Brantly Womack)对毛泽东政治思想有着深入的研究和体悟。他坚持认为，毛泽东政治思想呈现出了一个以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为蓝本的“阶级斗争”核心理念的完整结构，这个结构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与其说毛泽东晚年由于改变了他革命时期的思想取向而犯了错误，不如更确切地说，是时代主题发生了变化而毛泽东仍恪守自己的一贯主张。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一个明显的矛盾现象：一生始终信奉“实事求是”原则的毛泽东，为什么会在政治实践中得到前期和后期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在持续研究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同时，沃马克已系统地注意到了中国历史积淀及其认知模式与当代中国政治思想之间的关系问题，于1991年主编出版了《当代中国政治的历史透视》一书。[12]显然，这种由既成后果追溯历史原因的思考方式，已在方法论角度上把毛泽东政治思想的研究真正推向到了一个深入的层次。
再有，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美国、目前已产生巨大影响的“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的创始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也试图在其宏大的体系内给晚年毛泽东一个清晰的定位。他认为，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19-20世纪世界革命后政治过程的选择之一。与苏联的选择模式不同，毛泽东不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国家的特征，而是整个世界整体格局的特征，所以一国首先实现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同时，毛泽东也反对斯大林关于苏联国内已消除了阶级斗争的提法，坚持认为即使共产党在政治上获得了政权，在经济上改造了所有制，但这不能成为证明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也必然消失的逻辑前提。所以，沃勒斯坦说：毛泽东之所以要做出与苏联不同的选择，是因为“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看成是过程，而不是结构……他，与其说是自觉地不如说是不自觉地把世界体系作为分析单位，而不是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相反，苏联学者则认为，尽管社会主义体系被认为是‘分裂的’，两种劳动分工并存的世界体系也是存在的”[10]。
社会科学的研究不满足于经验描述，它要求问题的阐释必须依赖某种理论框架，但又首先要求对分析工具的合理性及其逻辑完整性进行验证与评估。所以，无论这些理论家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关注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和目的，即使可能在他们的视野中毛泽东只是可供研究的一个宏大案例，或者是为验证其理论框架的普遍适用程度，可以肯定，这种关注是学术性质的，是在学术理路的内部讨论问题。我们在此类研究的“毛泽东形象”中，已经感觉不到“区域性政策研究”的意味了。
三、从“单一政治分析”走向“方法论多元化”
新时代政治格局的外部环境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内部变化都影响到西方毛泽东研究主题的转换，随之，学科内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诸研究要素也相应有所发展。
在这一视角上，《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性透视》一书可谓在西方毛泽东研究领域里独树一帜，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该书不仅在研究视角和论述主题方面发生了很多变化，更值得注意的是该书也尝试在方法论方面有所建树。这一取向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全球化”视角。哈里和奈特在该书“导论”中指出：“在毛泽东思想之结构与发展的研究方面，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他已超出中国国界，影响到全球各地的政治运动……从巴黎的林阴大道到秘鲁的贫苦乡村，毛泽东的思想都已构成人们绘制各式激进变迁或反抗不平等战略的原则与理念的混合物。”[5](P5)换言之，在一定意义上，这派学者认为只有把毛泽东思想看成21世纪“全球化”政治运动的理论要素之一，才能正确判断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并对他持久影响的性质做出解释。其二是重申对毛泽东研究中“经验主义阅读方法”的批判。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奈特和哈里就反复提出过毛泽东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11]，在该书中他们强调，应对“历史的真实”与“思想的真实”加以区分，在理论上不能把“事实”(facts)与“证据”(evidence)混为一谈。历史特别是思想史研究中所谓的“中立”(neatral "givens")是不存在的。即使逐字逐句地“读过”毛泽东的文本，也不就自然意味着真正“读懂”了毛泽东。在这里，反思研究者本身的认知模式、知识架构和理论假设，与其说是研究的结果，不如说是研究的前提。这样，只有在为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订立知识论(Epistemology)意义之“思维游戏规则”的基础上，人们才能摆脱“就事论事”的经验描述层次。“后实证主义”的方法论立场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比较政治学家沃马克(Brantly Womack)对毛泽东政治思想有着深入的研究和体悟。他坚持认为，毛泽东政治思想呈现出了一个以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为蓝本的“阶级斗争”核心理念的完整结构，这个结构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与其说毛泽东晚年由于改变了他革命时期的思想取向而犯了错误，不如更确切地说，是时代主题发生了变化而毛泽东仍恪守自己的一贯主张。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一个明显的矛盾现象：一生始终信奉“实事求是”原则的毛泽东，为什么会在政治实践中得到前期和后期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在持续研究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同时，沃马克已系统地注意到了中国历史积淀及其认知模式与当代中国政治思想之间的关系问题，于1991年主编出版了《当代中国政治的历史透视》一书。[12]显然，这种由既成后果追溯历史原因的思考方式，已在方法论角度上把毛泽东政治思想的研究真正推向到了一个深入的层次。
还应当提及，虽然有些不是直接研究毛泽东本人、但许多内容涉及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著述，在新方法的运用方面显得更加突出。1995年和1997年相继在美国出版、由塞奇(Tony Saich)、德温(Hans Van de Ven)主编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新透视》和由奇克(Timothy Cheek)、塞奇主编的《中国国家社会主义的新透视》两书，就属于这样的著作。[13]其中，如贝安科(Lucien Bianco)的《农民对共产党政治动员的反应：1937-1945》，使用的是政治社会学的分析方法；阿普特(David Apter)的《话语权力：延安与中国革命》则从“话语分析”的角度研究“政治象征”；而塞奇的《党史中的毛主义革命之结构》又在“书写解释”的路径上展开研究。《中国国家社会主义的新透视》一书共分两部分，第二部分则直接以“Sources and Methods”（来源和方法）为题目，内容占全书篇幅三分之一强，可见西方学者对研究方法的重视。从粗略排列的分析看，这些研究成果明显呈现出“微观化”倾向，着力探讨在社会控制和思想影响层面上，毛泽东思想如何成为“集体行为”的具体过程。大多数研究都以“个案研究”(Case Study)的形式出现，但基本结论则又具有宏观的综合性。这与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整体学术走向是一致的。例如，阿普特在“话语—权力”(discourse as power)的分析框架下，把“延安时期”看成一个整体的政治符号。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成功地把“困苦”装进了一个包含“道德”与“制度”双重特质的“幻象”(illusion)体系之中。这一体系既建构理想、强化道德，又衍生制度、形成控制，使人们在这一话语体系中不仅享有归属感、依赖感和安全感，而且从中也获得了生命的使命意义和革命的道德价值。这样的“革命理想”话语体系，如延安时期所建构的一系列革命传统，就在“极其艰苦的现实”与“极其崇高的理念”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而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则变成了这一“沟通桥梁”在精神上的人格象征，实际上发挥着政治价值凝聚中心的功能。[14]显然，这样的阐释与20世纪80年代施拉姆、怀利和泰韦斯等对同一主题的解说[16]在方法论方面已经表现出了很大的不同。
最后，还有毛泽东研究中的心理分析学派的著作在20世纪90年代也得到了再版。索罗门(Richard H.Solomon)的名著《毛泽东的革命与中国政治文化》1971年由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1998年该书再版。索罗门当年的博士生导师派伊（Lucian W.Pye，又译白鲁恂）在为新版所写的序言中说：“索罗门对中国传统文化所做的政治心理解释，其意义决不仅限于毛泽东时代。他对中国政治文化本质——怕‘乱’的发现，也是思考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之有用的导引。”[15]几千年来，“乱”作为一种“社会浑沌”(social chaos)，始终是环绕中国政治人物心头之焦虑和恐惧的根源。在政治心理的角度上，历史与现实被连接在一起了。时至今日，对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与之密切相关的毛泽东政治思想来说，政治心理方法仍然是一种解释力很强、不可替代的分析工具。
四、“西方研究”的“中国意义”
由于毛泽东是一个兼政治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复杂历史人物，也由于他对现代中国之思想、制度和社会具有不可磨灭的深刻影响，所以，对他本人及其思想的研究将是一个持久性的学术领域，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怎样的角度和怎样的层次上层开研究，则存在着一个向广阔领域无限开放的探索空间。
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简要梳理，比较国内同类主题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我们的研究还存在着若干有待于深化和开拓的可能性视角。作为在中国社会环境下生活的学者，我们虽然可能拥有更多历史和经验的资源，但这也同时意味着我们会受到更多“社会记忆”和“情感认知”的潜在影响。21世纪的时代潮流对这种局限于一地一国之特殊经验的研究视野，构成了一定程度的挑战。毛泽东研究不仅是一个中国问题，同时也具有世界性的历史含义。超越痛苦记忆、情感释放和纯粹政见(political view)的经验层次，势所必然。所以，如何把握新时代毛泽东研究的“中国意识”、“本土关怀”与国际化视角及长时段历史考察的结合点，是展开新一层次毛泽东研究的重要问题。如果我们把马克思、马尔库塞和毛泽东（即所谓著名的“3M”）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在逻辑上联结起来，那么，他们关于“人”及“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将具有崭新和现实的意义。在这种研究理路下所生成的“问题意识”，就会减少过分政治化和短期行为的限制，从而使研究的分析和论证成分得到增强，最终突破“非此即彼”，要么“激烈批评”，要么“竭力辩护”的两极对立模式，研究结论也将更加具有理性的说服力。
目前中国国内的毛泽东研究，仍然面临着建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重要任务，需要像路易·阿尔都塞研究《资本论》那样的创造性学术思维和方法论层次的开拓。我们应当正视的是，目前中国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不仅以经济、伦理、外交、文艺为其研究主题的论著，其论证理路原则上脱离了其原有学科的经典理论脉络，即使是政治思想角度的研究探讨，也与规范政治学说史的研究框架、分析范式和表达惯例相去甚远。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与毛泽东研究队伍对研究方法论的相对淡漠有关；更为关键的是，这种状况也潜在地表明，我们的确还有待于把毛泽东放在人类思想大师的高层次序列中加以慎重的考虑和研究。相对而言，美国哈佛大学已故史华慈教授则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直到90年代后期，一直关注和从事于政治思想史意义的“毛泽东—卢梭”的比较研究。在他的视野中，这两位重要的政治思想家都对人类的政治知识和政治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6]从我们现有的研究成果看，描述性的评价远远高于学理性的分析，原创性分析概念和范畴体系更有待于提炼，而诸如“文本阐释学”、“话语分析”、“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等目前社会科学常用的分析工具，在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领域基本上没有得到运用。但是，历史和时代的发展，已经给我们的毛泽东研究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更新的要求。
当然，中国的毛泽东研究有着自己的理论目标、社会功能和学术立场，不可能以西方经验作为自己政治关怀的基本模式，从西方社会结构中所衍生出来的学术传统和问题旨趣只是可供比较的一个重要的参照对象。中西方学者在研究视角、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基本结论等方面呈现差异，是正常现象。但是，无论我们如何评价西方学者的毛泽东研究成果，对于任何一个期望发展的民族来说，了解相异的观点与方法，对其进行深刻的分析、批判和借鉴，吸取对自身有益的营养，都是紧迫和必要的。即使在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直接层面上，西方学者的研究方式也足以刺激我们对于人文社会学科基础研究规范的学术自省意识，从而进一步推动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学术事业，使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3-08-27
【参考文献】
[1] Benjamin I.Schwartz.Thought on the Late Mao——Between Total Redemption and Utter Frustration[A].The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M].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1989.19-38.
[2] Stuart R.Schram.Mao Zedong a Hundred Years on The Legacy of a Ruler[J].China Quarterly,Vol.137.March,1994.125-143.
[3] 莫里斯·迈斯纳.旁观毛泽东时代[Z].转引自中国报道周刊(http://www.mlcool.com).
[4] 转引自布鲁斯·康明斯.评莫里斯·迈斯纳的《邓小平时代：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探寻(1978-1994)》[J].每月评论，1997,(11).
[5] Arif Dirlik.Modernism and Antimodernism in Mao Zedong’s Marxism[A].Arif Dirlik,Paul Healy and Nick Knight ed.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Thought[M].New Jersey:Humanities Press,1997.59-83.
[6] 李向前.谁是毛泽东的继承人？[J].百年潮，1999,(8).
[7] 贝乐登·菲尔兹(Belden Fields).法国毛主义[A].六十年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114；加斯托(Cornelius Castoriadis).毛主义与法国知识分子[A]，高达乐(Claude Cadart).法式毛主义的类别与兴衰，1966-1976[A].刘青峰主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319-334.
[8] 谢少波.弗·詹姆森的毛泽东情结[J].天涯，1999,(5).
[9] 张宇燕.奥尔森和他的集体行动理论[A].公共论丛[C].北京：三联书店，1995.175-176.
[10] Immanuel Wallerstein.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13.转引自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07-311.
[11] Nick Knight.Mao and History:Who Judges and How?[J].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985,(13): 121-136;Nick Knight.The Marxism of Mao Zedong:Empiricism and Discourse in the Field of Mao Studies[J].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986,(16):7-22.And Paul Healy.Reading the Mao Texts:The Question of Epistemology[J].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20,1990,(3):330-358.
[12] Brantly Womack.Where Mao Went Wrong[J].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Vol.16 Jul.,1986.23-40;and Brandy Womack ed.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13] Tony Saich,Hans Van de Ven eds.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M].M.E.Sharp,Inc.1995; Timothy Cheek and Tony Saich eds.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of China[M].M.E.Sharp,Inc.1997.
[14] David E.Apter.Discourse as Power: Yan’a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A].Tony Saich and Hans van de Ven eds.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M].M.E.Sharp,Inc.1995.198-205.
[15] Richard H.Solomon.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M].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98.xxi-xxiii.
[16] Benjamin I.Schwartz.The Reign of Virtue:Leader and Party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M].And The Rousseau Strai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China and Other Matters[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169-186,208-226.
最后，还有毛泽东研究中的心理分析学派的著作在20世纪90年代也得到了再版。索罗门(Richard H.Solomon)的名著《毛泽东的革命与中国政治文化》1971年由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1998年该书再版。索罗门当年的博士生导师派伊（Lucian W.Pye，又译白鲁恂）在为新版所写的序言中说：“索罗门对中国传统文化所做的政治心理解释，其意义决不仅限于毛泽东时代。他对中国政治文化本质——怕‘乱’的发现，也是思考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之有用的导引。”[15]几千年来，“乱”作为一种“社会浑沌”(social chaos)，始终是环绕中国政治人物心头之焦虑和恐惧的根源。在政治心理的角度上，历史与现实被连接在一起了。时至今日，对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与之密切相关的毛泽东政治思想来说，政治心理方法仍然是一种解释力很强、不可替代的分析工具。
四、“西方研究”的“中国意义”
由于毛泽东是一个兼政治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复杂历史人物，也由于他对现代中国之思想、制度和社会具有不可磨灭的深刻影响，所以，对他本人及其思想的研究将是一个持久性的学术领域，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怎样的角度和怎样的层次上层开研究，则存在着一个向广阔领域无限开放的探索空间。
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简要梳理，比较国内同类主题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我们的研究还存在着若干有待于深化和开拓的可能性视角。作为在中国社会环境下生活的学者，我们虽然可能拥有更多历史和经验的资源，但这也同时意味着我们会受到更多“社会记忆”和“情感认知”的潜在影响。21世纪的时代潮流对这种局限于一地一国之特殊经验的研究视野，构成了一定程度的挑战。毛泽东研究不仅是一个中国问题，同时也具有世界性的历史含义。超越痛苦记忆、情感释放和纯粹政见(political view)的经验层次，势所必然。所以，如何把握新时代毛泽东研究的“中国意识”、“本土关怀”与国际化视角及长时段历史考察的结合点，是展开新一层次毛泽东研究的重要问题。如果我们把马克思、马尔库塞和毛泽东（即所谓著名的“3M”）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在逻辑上联结起来，那么，他们关于“人”及“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将具有崭新和现实的意义。在这种研究理路下所生成的“问题意识”，就会减少过分政治化和短期行为的限制，从而使研究的分析和论证成分得到增强，最终突破“非此即彼”，要么“激烈批评”，要么“竭力辩护”的两极对立模式，研究结论也将更加具有理性的说服力。
目前中国国内的毛泽东研究，仍然面临着建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重要任务，需要像路易·阿尔都塞研究《资本论》那样的创造性学术思维和方法论层次的开拓。我们应当正视的是，目前中国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不仅以经济、伦理、外交、文艺为其研究主题的论著，其论证理路原则上脱离了其原有学科的经典理论脉络，即使是政治思想角度的研究探讨，也与规范政治学说史的研究框架、分析范式和表达惯例相去甚远。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与毛泽东研究队伍对研究方法论的相对淡漠有关；更为关键的是，这种状况也潜在地表明，我们的确还有待于把毛泽东放在人类思想大师的高层次序列中加以慎重的考虑和研究。相对而言，美国哈佛大学已故史华慈教授则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直到90年代后期，一直关注和从事于政治思想史意义的“毛泽东—卢梭”的比较研究。在他的视野中，这两位重要的政治思想家都对人类的政治知识和政治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6]从我们现有的研究成果看，描述性的评价远远高于学理性的分析，原创性分析概念和范畴体系更有待于提炼，而诸如“文本阐释学”、“话语分析”、“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等目前社会科学常用的分析工具，在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领域基本上没有得到运用。但是，历史和时代的发展，已经给我们的毛泽东研究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更新的要求。
当然，中国的毛泽东研究有着自己的理论目标、社会功能和学术立场，不可能以西方经验作为自己政治关怀的基本模式，从西方社会结构中所衍生出来的学术传统和问题旨趣只是可供比较的一个重要的参照对象。中西方学者在研究视角、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基本结论等方面呈现差异，是正常现象。但是，无论我们如何评价西方学者的毛泽东研究成果，对于任何一个期望发展的民族来说，了解相异的观点与方法，对其进行深刻的分析、批判和借鉴，吸取对自身有益的营养，都是紧迫和必要的。即使在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直接层面上，西方学者的研究方式也足以刺激我们对于人文社会学科基础研究规范的学术自省意识，从而进一步推动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学术事业，使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3-08-27
【参考文献】
[1] Benjamin I.Schwartz.Thought on the Late Mao——Between Total Redemption and Utter Frustration[A].The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M].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1989.19-38.
[2] Stuart R.Schram.Mao Zedong a Hundred Years on The Legacy of a Ruler[J].China Quarterly,Vol.137.March,1994.125-143.
[3] 莫里斯·迈斯纳.旁观毛泽东时代[Z].转引自中国报道周刊(http://www.mlcool.com).
[4] 转引自布鲁斯·康明斯.评莫里斯·迈斯纳的《邓小平时代：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探寻(1978-1994)》[J].每月评论，1997,(11).
[5] Arif Dirlik.Modernism and Antimodernism in Mao Zedong’s Marxism[A].Arif Dirlik,Paul Healy and Nick Knight ed.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Thought[M].New Jersey:Humanities Press,1997.59-83.
[6] 李向前.谁是毛泽东的继承人？[J].百年潮，1999,(8).
[7] 贝乐登·菲尔兹(Belden Fields).法国毛主义[A].六十年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114；加斯托(Cornelius Castoriadis).毛主义与法国知识分子[A]，高达乐(Claude Cadart).法式毛主义的类别与兴衰，1966-1976[A].刘青峰主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319-334.
[8] 谢少波.弗·詹姆森的毛泽东情结[J].天涯，1999,(5).
[9] 张宇燕.奥尔森和他的集体行动理论[A].公共论丛[C].北京：三联书店，1995.175-176.
[10] Immanuel Wallerstein.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13.转引自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07-311.
[11] Nick Knight.Mao and History:Who Judges and How?[J].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985,(13): 121-136;Nick Knight.The Marxism of Mao Zedong:Empiricism and Discourse in the Field of Mao Studies[J].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986,(16):7-22.And Paul Healy.Reading the Mao Texts:The Question of Epistemology[J].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20,1990,(3):330-358.
[12] Brantly Womack.Where Mao Went Wrong[J].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Vol.16 Jul.,1986.23-40;and Brandy Womack ed.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13] Tony Saich,Hans Van de Ven eds.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M].M.E.Sharp,Inc.1995; Timothy Cheek and Tony Saich eds.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of China[M].M.E.Sharp,Inc.1997.
[14] David E.Apter.Discourse as Power: Yan’a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A].Tony Saich and Hans van de Ven eds.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M].M.E.Sharp,Inc.1995.198-205.
[15] Richard H.Solomon.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M].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98.xxi-xxiii.
[16] Benjamin I.Schwartz.The Reign of Virtue:Leader and Party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M].And The Rousseau Strai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China and Other Matters[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169-186,208-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