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5-01 23:41:26hfyz
﹝轉貼﹞「共產主義黑皮書」爭議之相關評論
評有關《共產主義黑皮書》的討論 ⊙ 陳 彥
Stephane Courtois et al., Le livre noir du communisme: crimes, terreurs, répression (Paris: Laffont, 1997).
今年是《共產黨宣言》發表150周年。圍繞這一歷史事件，法國思想界、政界舉行了一系列討論和紀念活動。5月13日至16日，由馬克思中心發起的國際紀念會集中了來自世界60多個國家的1,500多名專家學者、政治家、工會活動家，將這一紀念活動推向高潮。
不過，此次會議雖然規模空前，但舉辦者卻希望會議盡可能在一輕鬆的氣氛中進行，以平常心看待這個具有歷史重負的主題。會議主要負責人之一的馬克思中心主任柯文─賽亞特（Patrice Cohen-Seát）表示1：
此次會議既非一次學術研討會，又非一個政治代表大會，它是一個盡可能充分地進行思想與知識交流的特定場地，既注重對共產主義思想的歷史及其後果的反省，又努力開掘其可能的發展前景。
此次會議分四個討論主題：一、《宣言》，從一個時代到另一個時代；二、《宣言》時代的社會現實與當今時代問題；三、整個共產主義運動歷史的理論指導；四、誰是革命者和為甚麼革命？整體看來，此次會議似乎更多探索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出路、超越資本主義一花獨放的現實，而不是反思馬克思主義的過去。也許正是因此，會議一方面能夠在一個較為超脫的氛圍中舉行，一方面又能夠獲得社會的熱烈回應。馬克思中心是一個傾向法國共產黨的民間團體，舉辦此一大型活動得到多方面支持，會議收到300多篇論文，約3,000多人參加，青年人尤其踴躍，反映了目前馬克思思想的某種回潮。
Stephane Courtois et al., Le livre noir du communisme: crimes, terreurs, répression (Paris: Laffont, 1997).
今年是《共產黨宣言》發表150周年。圍繞這一歷史事件，法國思想界、政界舉行了一系列討論和紀念活動。5月13日至16日，由馬克思中心發起的國際紀念會集中了來自世界60多個國家的1,500多名專家學者、政治家、工會活動家，將這一紀念活動推向高潮。
不過，此次會議雖然規模空前，但舉辦者卻希望會議盡可能在一輕鬆的氣氛中進行，以平常心看待這個具有歷史重負的主題。會議主要負責人之一的馬克思中心主任柯文─賽亞特（Patrice Cohen-Seát）表示1：
此次會議既非一次學術研討會，又非一個政治代表大會，它是一個盡可能充分地進行思想與知識交流的特定場地，既注重對共產主義思想的歷史及其後果的反省，又努力開掘其可能的發展前景。
此次會議分四個討論主題：一、《宣言》，從一個時代到另一個時代；二、《宣言》時代的社會現實與當今時代問題；三、整個共產主義運動歷史的理論指導；四、誰是革命者和為甚麼革命？整體看來，此次會議似乎更多探索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出路、超越資本主義一花獨放的現實，而不是反思馬克思主義的過去。也許正是因此，會議一方面能夠在一個較為超脫的氛圍中舉行，一方面又能夠獲得社會的熱烈回應。馬克思中心是一個傾向法國共產黨的民間團體，舉辦此一大型活動得到多方面支持，會議收到300多篇論文，約3,000多人參加，青年人尤其踴躍，反映了目前馬克思思想的某種回潮。
總起來看，如果說馬克思主義如今仍顯出一定的生命力的話，那麼反思馬克思的學說及其影響就不能不涉及對共產主義歷史的清理。在法國，對馬克思主義遺產的發掘研究和對共產主義歷史真實的反省和批判並不同步。90年代以來，學界在將作為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和作為資本主義批判理論的馬克思主義區分開來的基礎上，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大量的疏理開掘並取得了相當豐碩的成果，但分析、總結、清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實踐等工作卻明顯滯後。1995年1月推出的傅瑞（François Furet ）的力作《一個幻象的歷程》（La passéd’une illusion）雖是此方面的一個較大收穫，但該書的主題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演進，對共產主義制度的運行機制、方式、手段仍缺乏有深度的著述。自去年11月蘇俄十月革命80周年以來，法國輿論界的有關評論開始增多，其間《共產主義黑皮書──罪行、恐怖、鎮壓》（Le livre noir du communisme: crimes, terreurs, répression）的出版則猶如突然在天平的一邊加上了個小小的砝碼，打破了本已十分脆弱的平衡，引發了一場有關共產主義暴力的討論。本文擬對《共產主義黑皮書》的大體內容及其討論作簡要評述，並在此基礎上談談本人的一些看法。
一 關於《共產主義黑皮書》及其討論
該書由法國拉封（Laffont）出版社於1997年11月俄國革命80周年之際推出，是一部有關共產主義的鴻篇巨製，長達846頁，有11位作者參加寫作。若按地域區分，此書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一個反人民的國家政權〉，記述從蘇聯建國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為止的蘇聯專制鎮壓史，由蘇聯史專家、當代研究所研究員威爾斯（Nicolas Werth）執筆，是全書份量最重也較受評論推崇的一部分；第二部分題為〈世界革命、內戰與恐怖〉，論述共產國際的有關恐怖暴力活動；第三部分討論東歐，題為〈另外一個歐洲──共產主義的受害者〉；第四部分為〈亞洲共產主義：在「再教育」與屠殺之間〉，其中有近百頁的篇幅論及中國；第五部分〈第三世界〉，主要涉及有關南美、非洲與阿富汗的共產主義運動。
全書五大部分基本上獨立成章，尤其是第一部分長達250頁，完全可以專書出版，貫穿其中的主線即是共產主義的專制與暴力。該書主編、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研究員古爾多瓦（Stephane Courtois）參與了第二部分的寫作，同時為該書寫了一個近50頁的〈序言〉和一個份量不輕的〈結論〉。如果說此書正文五大部分均屬於作者們對共產主義專制暴力歷史的探究、記敘和力求反映歷史真像的話，那麼〈序言〉和〈結論〉部分則是古爾多瓦企圖對這一暴力和專制的歷史給予某種闡釋和評判，而正是這一部分引起了爭論。
該書於十月革命80周年之際推出，立刻引起傳媒的注意，各大報刊都騰出大量篇幅介紹，一時間成為輿論界的熱門話題。多數評論對此書持肯定態度，稱該書是對「一個世紀以來的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的里程碑式的總結」。12月出版的《世界報．外交月刊》（Le Monde diplomatique）上的一篇文章表示：「傳媒為《共產主義黑皮書》送上了紅地毯。」2在傳媒廣泛報導的同時，對該書〈序言〉的批評之聲也陸續出現。參與該書寫作的威爾斯和馬爾戈蘭（Jean-Louis Margolin）也在報刊撰文提出不同於〈序言〉的某些觀點。歸納起來，爭論圍繞著三個問題展開：一是對共產主義政權運用暴力箝制社會、鎮壓異己的恐怖罪行的評價，這罪惡的一面究竟在整個制度中佔有甚麼樣的位置？第二是能否將共產主義所犯罪行同納粹所犯罪行相比較，並將其都看作是反人類的罪行，甚至呼籲國際社會創立一個共產主義的「紐倫堡法庭」以起訴前共產黨國家的領導人？第三則是能否對共產主義制度下的死亡人數（包括鎮壓、屠殺及因人為造成的饑荒而餓死的人數）進行量化？
最後一個問題主要是一個實證研究問題。雖然對人禍造成的死亡和直接被政權屠殺而死的性質有不同意見，但分歧主要集中在對死亡人數的估算上。在目前大多前共產主義國家檔案材料仍未公開，歷次政治運動真像、鎮壓人數尚無可靠數據的情況下，要對全世界共產主義治下共有多少人喪生作一個數量判斷顯然是十分不可靠的。不過，《共產主義黑皮書》的作者認為指出一個數字是必要的，它可以使人們對共產主義的犯罪規模有一個直觀的把握。古爾多瓦在〈序言〉中指出，整個共產主義世界共有近一億人受害致死，其中蘇聯200萬，中國650萬，越南100萬，北朝鮮200萬，柬埔寨200萬，東歐100萬，拉美15萬，非洲170萬，阿富汗150萬3。而該書的其他作者如蘇聯部分的撰稿人威爾斯和亞洲部分（中國、越南、柬埔寨）作者之一的馬爾戈蘭則認為這一數字過於龐大，粗略的估計應在6,500萬和9,300萬之間4。
至於前兩個方面，即暴力手段在共產主義制度中的重要性和能否將共產主義的罪行同納粹的罪行相比較，則是相互關聯的問題。
古爾多瓦在〈序言〉中寫道5：
本書所指的共產主義不屬於思想世界，這是一種活生生的共產主義，一種在一個特定時代、特定國家存在過的共產主義，由列寧、斯大林、毛澤東、胡志明、卡斯特羅等領袖人物為代表的共產主義……，一種將鎮壓變成制度，並且在某些陣發的階段將恐怖上升為一種統治方式的共產主義。
對於古爾多瓦來說，《共產主義黑皮書》的主旨乃是對這種「將鎮壓變成制度」的共產主義進行總結清理6：
直到現在，無論是從歷史學的角度還是從道德的角度，共產主義的罪行都沒有得到合法與正常的評估。本書的取向正是首次將共產主義犯罪的一面作為中心與整體的問題來進行研究……共產主義制度、共產黨及其政治的歷史、共產政權與其社會及國際社會的關係史，並不僅限於罪惡的一面，也不僅限於恐怖與鎮壓的層面。……但大量的檔案材料和證據都表明從其起始，恐怖就是現代共產主義最基本的向度之一。我們不認為對某些人質的槍決，對某些造反工人的屠殺，大量農民死於饑餓僅僅是某一國家、某一時期的孤立的「事故」。本書跳出具體的國界，將犯罪層面看作是整個共產主義制度在其存在的整個歷史時期的一個基本向度。
一 關於《共產主義黑皮書》及其討論
該書由法國拉封（Laffont）出版社於1997年11月俄國革命80周年之際推出，是一部有關共產主義的鴻篇巨製，長達846頁，有11位作者參加寫作。若按地域區分，此書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一個反人民的國家政權〉，記述從蘇聯建國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為止的蘇聯專制鎮壓史，由蘇聯史專家、當代研究所研究員威爾斯（Nicolas Werth）執筆，是全書份量最重也較受評論推崇的一部分；第二部分題為〈世界革命、內戰與恐怖〉，論述共產國際的有關恐怖暴力活動；第三部分討論東歐，題為〈另外一個歐洲──共產主義的受害者〉；第四部分為〈亞洲共產主義：在「再教育」與屠殺之間〉，其中有近百頁的篇幅論及中國；第五部分〈第三世界〉，主要涉及有關南美、非洲與阿富汗的共產主義運動。
全書五大部分基本上獨立成章，尤其是第一部分長達250頁，完全可以專書出版，貫穿其中的主線即是共產主義的專制與暴力。該書主編、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研究員古爾多瓦（Stephane Courtois）參與了第二部分的寫作，同時為該書寫了一個近50頁的〈序言〉和一個份量不輕的〈結論〉。如果說此書正文五大部分均屬於作者們對共產主義專制暴力歷史的探究、記敘和力求反映歷史真像的話，那麼〈序言〉和〈結論〉部分則是古爾多瓦企圖對這一暴力和專制的歷史給予某種闡釋和評判，而正是這一部分引起了爭論。
該書於十月革命80周年之際推出，立刻引起傳媒的注意，各大報刊都騰出大量篇幅介紹，一時間成為輿論界的熱門話題。多數評論對此書持肯定態度，稱該書是對「一個世紀以來的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的里程碑式的總結」。12月出版的《世界報．外交月刊》（Le Monde diplomatique）上的一篇文章表示：「傳媒為《共產主義黑皮書》送上了紅地毯。」2在傳媒廣泛報導的同時，對該書〈序言〉的批評之聲也陸續出現。參與該書寫作的威爾斯和馬爾戈蘭（Jean-Louis Margolin）也在報刊撰文提出不同於〈序言〉的某些觀點。歸納起來，爭論圍繞著三個問題展開：一是對共產主義政權運用暴力箝制社會、鎮壓異己的恐怖罪行的評價，這罪惡的一面究竟在整個制度中佔有甚麼樣的位置？第二是能否將共產主義所犯罪行同納粹所犯罪行相比較，並將其都看作是反人類的罪行，甚至呼籲國際社會創立一個共產主義的「紐倫堡法庭」以起訴前共產黨國家的領導人？第三則是能否對共產主義制度下的死亡人數（包括鎮壓、屠殺及因人為造成的饑荒而餓死的人數）進行量化？
最後一個問題主要是一個實證研究問題。雖然對人禍造成的死亡和直接被政權屠殺而死的性質有不同意見，但分歧主要集中在對死亡人數的估算上。在目前大多前共產主義國家檔案材料仍未公開，歷次政治運動真像、鎮壓人數尚無可靠數據的情況下，要對全世界共產主義治下共有多少人喪生作一個數量判斷顯然是十分不可靠的。不過，《共產主義黑皮書》的作者認為指出一個數字是必要的，它可以使人們對共產主義的犯罪規模有一個直觀的把握。古爾多瓦在〈序言〉中指出，整個共產主義世界共有近一億人受害致死，其中蘇聯200萬，中國650萬，越南100萬，北朝鮮200萬，柬埔寨200萬，東歐100萬，拉美15萬，非洲170萬，阿富汗150萬3。而該書的其他作者如蘇聯部分的撰稿人威爾斯和亞洲部分（中國、越南、柬埔寨）作者之一的馬爾戈蘭則認為這一數字過於龐大，粗略的估計應在6,500萬和9,300萬之間4。
至於前兩個方面，即暴力手段在共產主義制度中的重要性和能否將共產主義的罪行同納粹的罪行相比較，則是相互關聯的問題。
古爾多瓦在〈序言〉中寫道5：
本書所指的共產主義不屬於思想世界，這是一種活生生的共產主義，一種在一個特定時代、特定國家存在過的共產主義，由列寧、斯大林、毛澤東、胡志明、卡斯特羅等領袖人物為代表的共產主義……，一種將鎮壓變成制度，並且在某些陣發的階段將恐怖上升為一種統治方式的共產主義。
對於古爾多瓦來說，《共產主義黑皮書》的主旨乃是對這種「將鎮壓變成制度」的共產主義進行總結清理6：
直到現在，無論是從歷史學的角度還是從道德的角度，共產主義的罪行都沒有得到合法與正常的評估。本書的取向正是首次將共產主義犯罪的一面作為中心與整體的問題來進行研究……共產主義制度、共產黨及其政治的歷史、共產政權與其社會及國際社會的關係史，並不僅限於罪惡的一面，也不僅限於恐怖與鎮壓的層面。……但大量的檔案材料和證據都表明從其起始，恐怖就是現代共產主義最基本的向度之一。我們不認為對某些人質的槍決，對某些造反工人的屠殺，大量農民死於饑餓僅僅是某一國家、某一時期的孤立的「事故」。本書跳出具體的國界，將犯罪層面看作是整個共產主義制度在其存在的整個歷史時期的一個基本向度。
應該說，古爾多瓦對《共產主義黑皮書》主旨的闡釋是清楚的，也合乎該書的內容取向。無論涉及到蘇聯、東歐、中國、亞洲還是古巴、非洲，全書作者都盡可能翔實地佔有材料，對各共產主義國家以階級鬥爭為名而發動的各種肅反、清黨、鎮壓異己等運動進行了系統的清查，對策動群眾專政、濫殺無辜的各種罪行進行盡可能的量化評估。包括對古爾多瓦〈序言〉中的一些觀點公開表示不同看法的威爾斯和馬爾戈蘭，也都在自己執筆的章目中對共產制度所犯罪行給予了冷靜的揭示，對這一制度的暴力機制進行了盡可能的剖析。威爾斯明確指出：「將恐怖作為為列寧主義政治目的服務的中心手段，在內戰爆發前就已經是明示無誤的」7，「在蘇聯社會史上，暴力的運用一直到斯大林去世都是常態，在我看來，這一事實及其決定性的影響至少在第一階段可以將政治史的研究放在稍次要的位置」8。
很顯然，該書各作者對暴力恐怖在共產主義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評估上並無根本分歧，甚至一些對該書〈序言〉持較強烈批評態度的學者對此也沒有異議。古爾多瓦的〈序言〉之所以引起爭議，是因為他不滿足對共產主義暴力的揭露，而將共產主義罪行同納粹罪行進行比較，並提出了是否應該對共產黨犯罪者進行審判的問題。他明確指出納粹施加給猶太人的是「種族滅絕」，共產黨施加給階級敵人的是「階級滅絕」，納粹罪犯被審判時列有三類罪名：反和平罪、戰爭罪和反人類罪。共產黨所犯罪行究竟屬於哪一種呢？是否應該將此稱作「共產黨罪」呢9？對此，該書作者之一的馬爾戈蘭認為，歷史學家不是檢察官，搜集犯罪事實、控告罪犯並非歷史學家的職責10。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研究員魏維奧卡（Annette Wieviorka）表示，無論從學術上還是從道德角度來看，古爾多瓦的〈序言〉都是難以接受的。問題不在於他對共產主義暴力的揭露，也不在於共產主義同納粹的比較，而在於「〈序言〉將一本應該是另一性質的書以『科學』的石灰漿包裝起來，變成了一個政治行動。因為古爾多瓦在此直截了當地將共產黨人的罪行輸入到各國人民的記憶之中取代納粹的罪行」11。
總起來看，納粹主義與共產主義能否比較、共產黨所犯罪行能否與納粹罪行同等看待……是爭端的熱點。而在這一熱點的背後所潛藏的理論問題，則是極權主義這一概念的準確性和局限性。
二 關於西方對共產主義的健忘症
對共產主義和納粹主義進行比較研究是一個學術課題，也是一個現實問題。法國是啟蒙哲學的發源地，法國大革命政治遺產影響至深，左翼知識份子長期在思想、社會領域縱橫捭闔，共產主義思想傳統不僅至今不衰；況且，目前法國左翼聯合政府中還有三位法共部長，這在冷戰落幕之後的西方政壇可謂奇觀。另一方面，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歐美政界、評論界、思想界對德國納粹滅絕猶太人的暴行及希特勒所以得逞的條件進行了大量深刻的反思，將德國納粹看成是一種「絕對的惡」基本成為全社會的共識，偶而在德、法有極右勢力起來企圖為希特勒翻案，不僅會引起輿論的強烈抨擊，也可能將翻案者直接送上法庭。法國種族主義黨──民族陣線領袖勒龐（Jean-Marie Le Pen）的言行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一方面經常放言表示納粹屠殺猶太人的瓦斯房僅僅是歷史上的一個小小細節而不斷受司法追究，一方面又宣稱共產主義乃是萬惡之淵藪。很顯然，勒龐以彰顯共產主義之罪來抵銷納綷之惡是出於政治目的。在這樣的社會政治背景下，對納粹與共產主義的任何比較都容易墮入這種意識形態的陷阱。毫無疑問，《共產主義黑皮書》〈序言〉所提出的問題使作者陷入了一個政治與學術的兩難困境。
正因為這一問題涉及到政治，所以由此引起的爭論一開始就不局限於學術界。《世界報》（Le Monde）總編柯龍巴尼（Jean-Marie Colombani）在一篇題為〈共產主義與我們〉（”Le communisme et nous ”）的社論中指出12：
很顯然，該書各作者對暴力恐怖在共產主義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評估上並無根本分歧，甚至一些對該書〈序言〉持較強烈批評態度的學者對此也沒有異議。古爾多瓦的〈序言〉之所以引起爭議，是因為他不滿足對共產主義暴力的揭露，而將共產主義罪行同納粹罪行進行比較，並提出了是否應該對共產黨犯罪者進行審判的問題。他明確指出納粹施加給猶太人的是「種族滅絕」，共產黨施加給階級敵人的是「階級滅絕」，納粹罪犯被審判時列有三類罪名：反和平罪、戰爭罪和反人類罪。共產黨所犯罪行究竟屬於哪一種呢？是否應該將此稱作「共產黨罪」呢9？對此，該書作者之一的馬爾戈蘭認為，歷史學家不是檢察官，搜集犯罪事實、控告罪犯並非歷史學家的職責10。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研究員魏維奧卡（Annette Wieviorka）表示，無論從學術上還是從道德角度來看，古爾多瓦的〈序言〉都是難以接受的。問題不在於他對共產主義暴力的揭露，也不在於共產主義同納粹的比較，而在於「〈序言〉將一本應該是另一性質的書以『科學』的石灰漿包裝起來，變成了一個政治行動。因為古爾多瓦在此直截了當地將共產黨人的罪行輸入到各國人民的記憶之中取代納粹的罪行」11。
總起來看，納粹主義與共產主義能否比較、共產黨所犯罪行能否與納粹罪行同等看待……是爭端的熱點。而在這一熱點的背後所潛藏的理論問題，則是極權主義這一概念的準確性和局限性。
二 關於西方對共產主義的健忘症
對共產主義和納粹主義進行比較研究是一個學術課題，也是一個現實問題。法國是啟蒙哲學的發源地，法國大革命政治遺產影響至深，左翼知識份子長期在思想、社會領域縱橫捭闔，共產主義思想傳統不僅至今不衰；況且，目前法國左翼聯合政府中還有三位法共部長，這在冷戰落幕之後的西方政壇可謂奇觀。另一方面，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歐美政界、評論界、思想界對德國納粹滅絕猶太人的暴行及希特勒所以得逞的條件進行了大量深刻的反思，將德國納粹看成是一種「絕對的惡」基本成為全社會的共識，偶而在德、法有極右勢力起來企圖為希特勒翻案，不僅會引起輿論的強烈抨擊，也可能將翻案者直接送上法庭。法國種族主義黨──民族陣線領袖勒龐（Jean-Marie Le Pen）的言行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一方面經常放言表示納粹屠殺猶太人的瓦斯房僅僅是歷史上的一個小小細節而不斷受司法追究，一方面又宣稱共產主義乃是萬惡之淵藪。很顯然，勒龐以彰顯共產主義之罪來抵銷納綷之惡是出於政治目的。在這樣的社會政治背景下，對納粹與共產主義的任何比較都容易墮入這種意識形態的陷阱。毫無疑問，《共產主義黑皮書》〈序言〉所提出的問題使作者陷入了一個政治與學術的兩難困境。
正因為這一問題涉及到政治，所以由此引起的爭論一開始就不局限於學術界。《世界報》（Le Monde）總編柯龍巴尼（Jean-Marie Colombani）在一篇題為〈共產主義與我們〉（”Le communisme et nous ”）的社論中指出12：
對這一過去的反省直接聯繫到現在，因而我們不能將這一問題單單留給歷史學家去討論。指出共產黨人犯了濫殺民眾罪，比較斯大林主義和納粹主義都是有益的和合情合理的，但在比較的過程中則很容易將二者等同起來，將共產主義看成同納粹一樣與生俱來就是罪惡的。
就這一類批評，該書〈序言〉作者古爾多瓦在各種場合都作過答覆，他表示不僅《共產主義黑皮書》全書而且〈序言〉和〈結論〉部分都從未提到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是同一體系、沒有區分。批評者醉翁之意不在酒，其實質是根本拒絕將共產主義與納粹進行比較13。
古爾多瓦在此一語中的，由於學術研究同現實政治的糾纏，法國思想學術界一直未能就納粹同共產主義的異同進行充分討論；由於強調德國納粹的獨特性，因而遮掩了對共產主義暴力恐怖的反思。其實這一現象不僅在法國存在，在歐美各國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法國著名哲學家、法蘭西研究院院士貝藏松（Alain Besançon）於1997年秋天在法蘭西研究院發表了一個題為《共產主義的記憶與忘卻》（Mémoire et obli du communisme）的演講，他在演講中指出，共產主義以殺人數量見長，納粹以殺人殘暴密集（瓦斯房）著稱，二者同樣都是犯罪，然而問題是：「為甚麼到1997年的今天，歷史記憶仍對這二者的待遇有輕有重以致於似乎將共產主義忘記了呢？」14貝藏松在此就西方對共產主義犯罪的遺忘症提出了七種解釋：一、納粹戰敗後罪行暴露無遺，公眾對此多有了解；二、猶太民族承擔了傳承希特勒殺害猶太人的歷史記憶的職責；三、西方政治磁場將納粹與共產主義分成右與左的對立兩極；四、二戰中西方民主國家同蘇俄的聯盟，使得部分知識人失去反思共產主義的能力；五、蘇聯輿論宣傳成功地建造了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兩分法的意識形態屏障，社會主義一方──蘇聯，資本主義一方──西方自由世界（甚至包括納粹德國和法西斯的意大利）；六、共產主義社會內部思想能力的喪失。長期的極權專制，使民間社會被摧毀，思想精英被毀滅、被馴服，共產黨國家時有哀天慟地之作卻缺乏理性剖析之作；七、對共產主義的健忘加強了對納粹的記憶，反之亦然。這一現象同西方的良心發現有關係，總希望在西方內部尋找那個「絕對的惡」的淵源。
1997年11月，《共產主義黑皮書》出版，一直對極權主義甚為關注的法國思想雜誌《評論》（Commentaire）於同年冬季號刊出了貝藏松的這篇演講，《評論》編輯部向法國及國際史學界、哲學界發起徵稿，討論西方對共產主義的健忘症這一現象，並在1998年春季和夏季號連續刊登有關文章。該刊今年夏季號刊出美國學者兼政治家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的一篇短文，他在回應貝藏松的同時，亦對西方的上述健忘症加上了四條解釋：一、納粹是公開的反智和反理性的；二、共產主義的公開的無神論對西方知識界特別有吸引力；三、納粹是公開的、極端的反猶主義者；四、西方一部分人以自己曾誤信共產主義是一種美好的事物來為自己開脫，這是一種厚顏無恥的虛偽15。
在《評論》所發起的回應貝藏松的討論中，儘管對共產主義的評估不完全一致，但對西方在反思共產主義的不足方面則有一定共識。《共產主義黑皮書》出版後在法國所引起的討論，似乎也證實了這一現象的存在。古爾多瓦在回應批評時表示，此書在社會各界所引起的反應表明在法國對共產主義的認識還十分不足，本書正是希望增進對共產主義悲劇的了解，從而推倒「思想上的柏林牆」16。
三 關於共產主義集權與納粹的異同
西方知識界是否如上述學者所指出的存在著一種共產主義的健忘症？在對納粹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比較研究與評判上是否存在著一堵「思想上的柏林牆」？從社會良心、文化自責的角度看，上述學者的呼籲無疑體現了巨大的精神勇氣和清醒的批判理性，但以一個「他者」的角度從旁觀察，我又覺得應該有所補充。
就這一類批評，該書〈序言〉作者古爾多瓦在各種場合都作過答覆，他表示不僅《共產主義黑皮書》全書而且〈序言〉和〈結論〉部分都從未提到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是同一體系、沒有區分。批評者醉翁之意不在酒，其實質是根本拒絕將共產主義與納粹進行比較13。
古爾多瓦在此一語中的，由於學術研究同現實政治的糾纏，法國思想學術界一直未能就納粹同共產主義的異同進行充分討論；由於強調德國納粹的獨特性，因而遮掩了對共產主義暴力恐怖的反思。其實這一現象不僅在法國存在，在歐美各國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法國著名哲學家、法蘭西研究院院士貝藏松（Alain Besançon）於1997年秋天在法蘭西研究院發表了一個題為《共產主義的記憶與忘卻》（Mémoire et obli du communisme）的演講，他在演講中指出，共產主義以殺人數量見長，納粹以殺人殘暴密集（瓦斯房）著稱，二者同樣都是犯罪，然而問題是：「為甚麼到1997年的今天，歷史記憶仍對這二者的待遇有輕有重以致於似乎將共產主義忘記了呢？」14貝藏松在此就西方對共產主義犯罪的遺忘症提出了七種解釋：一、納粹戰敗後罪行暴露無遺，公眾對此多有了解；二、猶太民族承擔了傳承希特勒殺害猶太人的歷史記憶的職責；三、西方政治磁場將納粹與共產主義分成右與左的對立兩極；四、二戰中西方民主國家同蘇俄的聯盟，使得部分知識人失去反思共產主義的能力；五、蘇聯輿論宣傳成功地建造了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兩分法的意識形態屏障，社會主義一方──蘇聯，資本主義一方──西方自由世界（甚至包括納粹德國和法西斯的意大利）；六、共產主義社會內部思想能力的喪失。長期的極權專制，使民間社會被摧毀，思想精英被毀滅、被馴服，共產黨國家時有哀天慟地之作卻缺乏理性剖析之作；七、對共產主義的健忘加強了對納粹的記憶，反之亦然。這一現象同西方的良心發現有關係，總希望在西方內部尋找那個「絕對的惡」的淵源。
1997年11月，《共產主義黑皮書》出版，一直對極權主義甚為關注的法國思想雜誌《評論》（Commentaire）於同年冬季號刊出了貝藏松的這篇演講，《評論》編輯部向法國及國際史學界、哲學界發起徵稿，討論西方對共產主義的健忘症這一現象，並在1998年春季和夏季號連續刊登有關文章。該刊今年夏季號刊出美國學者兼政治家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的一篇短文，他在回應貝藏松的同時，亦對西方的上述健忘症加上了四條解釋：一、納粹是公開的反智和反理性的；二、共產主義的公開的無神論對西方知識界特別有吸引力；三、納粹是公開的、極端的反猶主義者；四、西方一部分人以自己曾誤信共產主義是一種美好的事物來為自己開脫，這是一種厚顏無恥的虛偽15。
在《評論》所發起的回應貝藏松的討論中，儘管對共產主義的評估不完全一致，但對西方在反思共產主義的不足方面則有一定共識。《共產主義黑皮書》出版後在法國所引起的討論，似乎也證實了這一現象的存在。古爾多瓦在回應批評時表示，此書在社會各界所引起的反應表明在法國對共產主義的認識還十分不足，本書正是希望增進對共產主義悲劇的了解，從而推倒「思想上的柏林牆」16。
三 關於共產主義集權與納粹的異同
西方知識界是否如上述學者所指出的存在著一種共產主義的健忘症？在對納粹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比較研究與評判上是否存在著一堵「思想上的柏林牆」？從社會良心、文化自責的角度看，上述學者的呼籲無疑體現了巨大的精神勇氣和清醒的批判理性，但以一個「他者」的角度從旁觀察，我又覺得應該有所補充。
二次大戰以來，西方思想界一直沒有停止過對納粹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思考，50年代初阿蘭特（Hannah Arendt）提出極權主義概念，將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放入同一理論框架去分析，標誌著這一思考的理論新高度。自此沿著這理路，阿蘭特、布熱津斯基、魏特夫（Karl Witffogel）等都有新的開掘。僅從法語世界看，阿宏（Raymond Aron）從1954年開始將極權主義概念介紹進法國，之後他有數部與此相關的著作出版，尤其是《知識份子的鴉片》（L’opium des intellectuels, 1955）、《民主與極權主義》（Démocratie et totalitarisme, 1965）兩部大著，奠定了他的自由主義思想大師的基礎。隨後，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破滅、法國五月風暴以及1974年索爾仁尼琴（Alexandre Soljenitsyne）《古拉格群島》（The Gulag Archipelago）的問世等事件，強烈震撼了法國思想界，愈來愈多的知識人，包括「原托洛斯基派」的加斯托（Cornelius Castoriadis）、勒法爾（Claude Lefort）以及「新哲學家派」都加入到對極權主義的反思中，而1995年又有傅瑞17的《一個幻象的歷程》問世，是對極權主義研究的一個新收穫。《共產主義黑皮書》的推出，其實正是法國這條思想線路上所結出的一個最新成果。我在此提出上述事實，並非要推翻「思想上的柏林牆」的存在的這一立論，恰恰相反，我是要指出法國思想界一直不乏企圖推翻這座牆的志士，而且這一志士的隊伍還不斷壯大。70年代後，批判納粹主義的聲音已經衝破了法國左右兩極的政治分野，而漸漸匯成全社會的共識。然而時至今日，分隔東西世界的柏林牆已被推倒十年，法國學者為甚麼仍在呼喚推翻阻礙人們認識共產主義現實真像的「思想上的柏林牆」呢？上述貝藏松等學者所指出的理由自然都是言之有據的，但卻無法回答法國評論界在有關《共產主義黑皮書》的討論中所提出的一個最普遍問題，即納粹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存在著何種差別？
極權主義概念雖然揭示了納粹與共產制度之間的共同本質特徵（如國家控制經濟及全部社會生活、一黨獨裁、意識形態專政、警察恐怖等），但極權主義理論卻沒有窮盡極權體系內部不同制度的多樣性，它尤其不能解釋（也非它的職旨）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之間的不同。《共產主義黑皮書》討論中的熱點是納粹與共產主義的比較。大眾輿論之所以難以接受將共產主義與極權主義相提並論，除了因為對共產主義暴力真像的認識不足，還由於極權主義理論在此問題上缺乏解釋力，以致不能說服人。隨著蘇聯及東歐社會真像的逐漸暴露，70年代以來西方對極權主義的理論與實證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共產主義制度與德國納粹體制運作機制及其手段的相同點得到了詳盡的揭示、剖析，但此二者之間的不同則缺乏應有的研究、分析。實際上，《共產主義黑皮書》的討論所顯示的，正是研究、揭示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的區別及這一區別所可能導致的結果已經刻不容緩。討論中，學術研究與現實政治的糾纏曾使《共產主義黑皮書》的作者們出現分歧，陷入困境，這除了說明共產主義這一主題的複雜性之外，還說明了現階段理論分析的乏力和學術研究的蒼白。如果對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的研究無法面對二十世紀末的社會現實、無法解釋何以民主法國政府中如今仍有三位共產黨人部長、蘇聯東歐共產政權何以自行崩解、中國改革何以能夠持續至今，那麼這一研究至少是貧瘠的。《共產主義黑皮書》的作者們在討論中表達了一個共同願望，即這本書的出版僅僅是對共產主義暴力制度研究的第一步，並希望由此帶動新的思考和新的研究。從這一思路出發，回答冷戰結束後十年來的現實所提出的問題，甚至探究馬克思學說在西方長久不衰而最近又有所回潮的動因，便是此次《共產主義黑皮書》討論向學術界提出的一項緊迫的挑戰。
在西方，並非沒有有關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的區別的論述，但都不夠全面、系統與深入。阿宏在1965年就指出，共產主義的蘇聯與納粹德國這兩個極權主義國家儘管有十分重要的相同性，但其區別仍然是基本的。阿宏當時還不知道古拉格的存在，他所了解的蘇聯勞改營在性質上是同希特勒的集中營完全不同的18。在對共產主義暴力的認識有長足進展的今天，在承認共產主義同德國的納粹主義、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同屬極權主義範疇的前提下，在拋開了一黨專政，國家政權控制社會、經濟、意識形態恐怖等一系列極權主義性格之後，共產主義同納粹主義還有甚麼不同呢？而這種不同，又在多大程度上對我們理解歷史、分析現實甚至展望將來具有意義呢？很顯然，對上述問題的回答有賴於研究、思考的進一步推進，有賴於對共產主義制度歷史真像的進一步揭示，有賴於共產黨國家尤其是蘇聯檔案材料的逐步開放，甚至有賴於對一些共產黨國家如中國改革開放歷史進程的觀察。現擬就我目前的了解和認識水平提出幾點看法，以期引起關注。
阿宏曾經指出，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在思想起源、意識形態內容、革命目標上都是不同的19。實際上，沿著極權主義的研究理路，學界對納粹主義源於德國浪漫主義思潮、共產主義源於法國啟蒙思潮，甚至各國極權主義賴以寄生的歷史文化土壤都有不少論述，但我總覺得這些論述重在探索納粹主義何以發生，而難以說明不同國家的極權制度為何都有極為相似的歷史演進，更難以解釋共產極權制度後期的普遍改革潮流。至於阿宏所指出的後兩項不同，實質都屬於意識形態內容的不同。
極權主義概念雖然揭示了納粹與共產制度之間的共同本質特徵（如國家控制經濟及全部社會生活、一黨獨裁、意識形態專政、警察恐怖等），但極權主義理論卻沒有窮盡極權體系內部不同制度的多樣性，它尤其不能解釋（也非它的職旨）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之間的不同。《共產主義黑皮書》討論中的熱點是納粹與共產主義的比較。大眾輿論之所以難以接受將共產主義與極權主義相提並論，除了因為對共產主義暴力真像的認識不足，還由於極權主義理論在此問題上缺乏解釋力，以致不能說服人。隨著蘇聯及東歐社會真像的逐漸暴露，70年代以來西方對極權主義的理論與實證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共產主義制度與德國納粹體制運作機制及其手段的相同點得到了詳盡的揭示、剖析，但此二者之間的不同則缺乏應有的研究、分析。實際上，《共產主義黑皮書》的討論所顯示的，正是研究、揭示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的區別及這一區別所可能導致的結果已經刻不容緩。討論中，學術研究與現實政治的糾纏曾使《共產主義黑皮書》的作者們出現分歧，陷入困境，這除了說明共產主義這一主題的複雜性之外，還說明了現階段理論分析的乏力和學術研究的蒼白。如果對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的研究無法面對二十世紀末的社會現實、無法解釋何以民主法國政府中如今仍有三位共產黨人部長、蘇聯東歐共產政權何以自行崩解、中國改革何以能夠持續至今，那麼這一研究至少是貧瘠的。《共產主義黑皮書》的作者們在討論中表達了一個共同願望，即這本書的出版僅僅是對共產主義暴力制度研究的第一步，並希望由此帶動新的思考和新的研究。從這一思路出發，回答冷戰結束後十年來的現實所提出的問題，甚至探究馬克思學說在西方長久不衰而最近又有所回潮的動因，便是此次《共產主義黑皮書》討論向學術界提出的一項緊迫的挑戰。
在西方，並非沒有有關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的區別的論述，但都不夠全面、系統與深入。阿宏在1965年就指出，共產主義的蘇聯與納粹德國這兩個極權主義國家儘管有十分重要的相同性，但其區別仍然是基本的。阿宏當時還不知道古拉格的存在，他所了解的蘇聯勞改營在性質上是同希特勒的集中營完全不同的18。在對共產主義暴力的認識有長足進展的今天，在承認共產主義同德國的納粹主義、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同屬極權主義範疇的前提下，在拋開了一黨專政，國家政權控制社會、經濟、意識形態恐怖等一系列極權主義性格之後，共產主義同納粹主義還有甚麼不同呢？而這種不同，又在多大程度上對我們理解歷史、分析現實甚至展望將來具有意義呢？很顯然，對上述問題的回答有賴於研究、思考的進一步推進，有賴於對共產主義制度歷史真像的進一步揭示，有賴於共產黨國家尤其是蘇聯檔案材料的逐步開放，甚至有賴於對一些共產黨國家如中國改革開放歷史進程的觀察。現擬就我目前的了解和認識水平提出幾點看法，以期引起關注。
阿宏曾經指出，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在思想起源、意識形態內容、革命目標上都是不同的19。實際上，沿著極權主義的研究理路，學界對納粹主義源於德國浪漫主義思潮、共產主義源於法國啟蒙思潮，甚至各國極權主義賴以寄生的歷史文化土壤都有不少論述，但我總覺得這些論述重在探索納粹主義何以發生，而難以說明不同國家的極權制度為何都有極為相似的歷史演進，更難以解釋共產極權制度後期的普遍改革潮流。至於阿宏所指出的後兩項不同，實質都屬於意識形態內容的不同。
同短命的希特勒政權不同，共產制度在蘇聯有七十多年歷史，加上目前中國共產制度的延續，共產主義作為制度的歷史目前在世界範圍內還沒有結束。納粹政權僅僅經歷了十二個年頭，它基本上是一架暴力機器，又是一架戰爭機器，當戰爭結束，這架機器也就隨之毀滅，歷史沒有留給它更多的展示機會。共產主義極權制度具有頑強得多的生命力，它何以能夠持續近一個世紀，起落反覆，死而不僵？我以為關鍵在於其意識形態內涵。如果說納粹與共產主義二者的意識形態都是宣揚一種「強制的烏托邦」（coercive utopia，布熱津斯基語），那麼我會認為前者是一個負面的烏托邦，而後者則是一個理想的烏托邦；前者宣稱種族優越，後者鼓吹平等；前者頌揚民族主義，後者提倡國際主義；前者要斬盡殺絕猶太民族，後者宣稱要建立一個理想社會。
由於烏托邦內容的不同，自然衍生出不同的後果。首先，由於這種理想烏托邦的感召，共產主義吸引了成千上萬為社會、為他人奮鬥捐軀的仁人志士。既使在共產主義罪行暴露的今天，我們也絕無可能將大量的共產黨人同納粹份子等量齊觀。
第二，理想烏托邦的光環迫使共產主義制度保留了一套徒有其名的民主建構，其政體也以「民主」冠之，所謂「人民民主專政」。這一預設使得共產主義制度成為一種典型的謊言制度，而區別於納粹赤裸裸的殺人話語。《共產主義黑皮書》蘇聯部分的作者威爾斯指出：「同暴力犯罪相比，謊言是共產主義制度更為基本的特點。」20這一見解是有深度的。謊言制度的優點是將它與恐怖交替並用，可以延長專制的生命，但弱點則是它所製造的幻象的幻滅，可能激發出毀滅制度的力量。同赤裸裸的暴行相比，共產制度需要用謊言來掩飾暴行，這是一種偽善，但偽善畢竟給善留下了一縷光暈。
第三，由於烏托邦理想同現實之間的距離，烏托邦的理想本身可以成為反叛共產主義制度的思想資源。蘇聯、東歐、中國大量異議人士的出現，中國文革後強勁的改革動力，似乎都印證了這一點。在由理想向現實的強制轉換中，共產主義由烏托邦變成了一隻兇暴殘忍的怪獸。蘇聯、東歐和中國的制度改革嘗試告訴我們，這隻怪獸並非完全沒有自我更新的動機和可能，而這種動機和可能則是同它對過去理想烏托邦的記憶分不開的。不過，蘇聯、東歐乃至中國改革的歷史表明：這一記憶雖然可以啟動改革，但卻無力完成改革。
最後，在結束本文之前需要指出的是，提出共產主義同納粹主義的區別，並不是為共產主義極權制度開脫罪責。只有在弄清二者的區別之後，才能更好地理解為何一個如此美好的烏托邦可以變成一架鎮壓人民的機器，而大量矢志於為理想、為他人獻身的民族先進份子又何以會甘當一個以暴力、恐怖作為統治手段的制度的工具。同時，也只有在更為完整地理解了共產主義極權制度的運行機制之後，才能更準確地把握這一制度的本質。
註釋
1；20 L’ Humanite, 11 May 1998; 7 November 1997.
2 Le Monde diplomatique, December 1997.
3；4；5；6；8；9 Stephane Courtois et al., Le livre noir du com-munisme: crimes, terreurs, répression (Paris: Laffont, 1997), 14ff; 14; 12; 13; 290; 19, 27.
7 同上書，頁293。威爾斯將蘇維埃內戰（1917-22）時期看作蘇俄暴力的第一階段，中經1923-27年的緩衝期，並於1928年「消滅富農」時開始暴力政治的第二階段。自此直到斯大林去世，暴力、恐怖政治步步升級後沒有間斷。
10；11；12；13；16 Le Monde, 9 November 1997; 27 November 1997; 5 December 1997; 20 December 1997; 20 December 1997.
14 貝藏松發表演講時，《共產主義黑皮書》還未出版，他對蘇俄和納粹都有深入研究，估計共產制度在世界範圍內造成的死亡人數為6,000萬左右。此處引文見Commentaire, Winter 1997。
15 Commentaire, Summer 1998.
17 傅瑞生前曾允諾為《共產主義黑皮書》作序，可惜他於1997年7月早逝，為該書的一大缺憾。
18；19 Raymond Aron, Démocratie et totalitarisme (Paris: Gallimard, 1965), 291-99; 291-99.
陳 彥 法國巴黎大學歷史學博士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1998年10月號總第四十九期 © 香港中文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