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20年代，外国商团在跑马厅阅兵日。 

    1862年6月2日，雨后的暑阴中，一艘奇特的西洋式三桅帆船驶入了上海吴淞口，它的前樯插荷兰三色旗，中樯插英吉利米字旗，后樯则插日本太阳旗，这便是日本明治维新前夜，日本幕府打破二百年的锁国体制后，第一次派遣来华的“千岁丸”。船上的51个日本人中，除了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高杉晋作留下了《游清五录》以外，其他人则有名仓予何人的《官船千岁丸海外日录》、《支那见闻录》；中牟田仓之助的《上海行日记》、《上海滞在中杂录》；松田屋伴吉的《唐国渡海日记》；随团医师尾本公同的从仆峰源藏，又名峰洁的《航海日录》、《清国上海见闻录》等共17篇文字留传了下来，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上海的状况提供了不少详细资料。因为“千岁丸”是刚从英国人手里购置的二手货，驾驶的人仍然是英国人，所以船上还有船长亨利.理查多松等英国人15名；又因日本当时与清朝尚未建立正式商贸关系，所携货物需以荷兰商品名义方能进入上海，所以还有一名荷兰商人图莫林古。他们停泊的地点是法租界的荷兰领事馆点耶洋行处，入宿附近一家由中国人张叙秀经营的洋式宏记旅馆。按照名仓的记述，宏记以北不远处就是清廷税关建筑：“江南海关”。

    此时太平军占领了苏州，正在攻打上海，根据《北华捷报》的统计，当年上海市区人口骤增到了300万，其中250万是难民。而《吴煦档案选编》1862年统计是：一年内死亡的人数竟然不下百万。名仓予何人说道：“出薛家，过江边，见有逃难携妻子住于船中者，其舟不知有几千百艘。”江上、租借和上海城里也到处挤满了难民。其结果正如峰洁所说：上海城内“粪芥满路，泥土埋足，臭气穿鼻，其污秽不可言状。”纳富介次郎又说：当地人把死猫烂狗、死马死猪死羊之类以及所有的脏东西都扔入江中，这些都漂浮到岸边。再加上数万条船舶上的屎尿使江水变得更脏。而且“江上还时常漂人的尸体。当时霍乱流行，难民等得不到治疗，很多人死于饥渴，也许因无法安葬而将其投到江中。此景真是目不忍睹。”而当时的饮用水就是江水，加一些明矾沉淀一下而已，于是他们随行来的仆从硕太郎、传次郎，炊夫兵吉的尸体，就被埋葬在浦东烂泥渡。高杉晋作对此的态度是：“闻同行渡边与八郎从仆昨夜来急病，今朝冥行云。同行者病客甚多，诸子畏缩，有或促归思者。予以为，一步出国死已决矣，然空死无益，唯身自护吾体无他也。” 

    四方难民的群集，自然带来了米价腾贵，名仓予何人说：“余至米铺，寻常米价大抵铜钱八十文至九十五文，而现今定价十倍云。”峰洁也与一阁寄居小舟的难民马铨有一段笔谈：“问曰：‘今此江中之人，皆何处人乎？’铨曰：‘此系苏州难民矣。’洁曰：‘大概有几人？’铨曰：‘难细言，约十万余人。’洁曰：‘此十万人，所食米盐皆买于上海市乎？’曰：‘然矣。’曰：‘费价日当腾涌矣。’曰：‘一石米价常日三四千钱，今则九千钱矣。’洁曰：‘钱尽将如何？’曰：‘无可如何。’”6月5日，纳富介次郎记述了和荷兰、法国领事一同去拜会上海道吴煦的全过程，名仓更是一方面描绘道台衙门的排场和堂皇；一方面也描写了在这冠冕堂皇的排场下面，处处显露出的衰败。纳富和峰洁都有：道台不仅令不行，官衙内乱晒旧衣。而且招待客人的点心和水酒一撤下，即被衙役们毫不掩饰地分食一空！衙役也受米价的拖累，人都快饿死了，哪能还要求他们体面？

    高杉记录了一段在如此积贫积弱的乱象中，与中国士人温忠彦的一段笔谈：高杉：“请问，宋朱文公所说格物穷理，与西洋人之所说穷者异否？”温忠彦：“朱文公之格物穷理，即圣人之齐家修身，推进一层，不外乎诚之一字，贵乎实践，不取恥深。至西人所讲，虽本乎理茅，近于术数，未免尚隔一层尘埃。此论虽僻，鄙见如此，请教。”高杉：“为义为利天地隔绝，不待言论而明，然治天下齐一家，内自诚心诚意功夫，外以至航海炮术器械等，尽不言穷其至理，则不能治天下也，不能齐一家也。不能穷航海炮树之等之理，则所以诚心诚意功夫不至也。故以所为利之器械为义是用，乃取舍折中之道也。不然则口虽唱圣人之言，身已为夷狄之所奴仆矣。”温忠彦：“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天下之本源，浅而约之，则诚正，推而致之则治平，道贯古今，理周中外，至航海炮术等事不过格物之一端，圣人治天下以仁，不得已用兵，戢暴，正所以全仁了。然否？”这虽然是一个国士和一个庸徒不对等的对话，但他们被圣人、朱熹阉割了思想而不自觉，面对强盗还要大谈诚和仁，正是昏聩得让人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