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凳上的佩爾斯、德勒茲與康德──黃柏榮
攝影:黃柏榮
有幸在體制外的日常窺見哲學堂奧,彷彿是一種啟靈儀式的祕密結社。課後,我們仨坐在人行道的長凳,人手一杯紅茶牛乳,聊哲學。少了河畔咖啡的幻美,也不是騷人墨客齊聚的沙龍,只有路過車輛引起的揚塵。
哲學本就不是一件浪漫的事,衝擊著生命經驗的慣性思考。哲人探討萬象,不譴以是非,與之共處;社會群聚的應用問題,實在性的處理。
康德不願以知性決定人存在的價值,但凡物理、化學、工業、數學、績效、功率,皆不該拿來定義一個人。我不敢想,康德若在時下的台灣,會不會淪落為在路邊聊哲學,啜飲紅茶牛乳的失業人口。
這很像是胖虎和小夫霸凌大雄的戲碼,極度資本化的思維。胖虎對大雄咆哮:若被三振走著瞧。打擊率多少,貢獻度有多少。偏偏小夫又在旁絆腳,為虎作倀,不時設局、造謠、告密狀,很符合辦公室的風景,社會的日常。我常想,為何非要大雄打球,再否定他的價值。
大雄被迫做為機械化的一員,無力成為一部獨立運轉的機器;德勒茲的語境,比如攝影機。當我聚焦小細節,再放大,將空間碎形化,經驗感知的蒙太奇。某種層面上,攝影使人成為一部可以獨立運轉的機器,但是,拒絕被機械化又是另一課題了。
以前待過的一家公司,管理階層真的就像胖虎和小夫,形上或形下。胖虎在春酒宴的台上,不免俗精神喊話,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把績效帶進來。總結就是,你們坐在這裡吃喝的每一口,乃聖上的恩賜。而小夫每天在辦公室嚷嚷,要員工把個人的資源才幹貢獻給公司,展現你的價值。
在那種地方當攝影師,我手中的攝影機是獨立資金,卻無法獨立運轉,僅是機械化體制下的一顆螺絲釘。
對應佩爾斯三元論,符號運作的邏輯需要三個面向,類似一種語言翻譯。我體、他體與群體的相互指涉,其中或扞格或交融,皆是碎形化後的單一細節,並放置到整個社群後,衍生了不同的結果。
因著從事攝影職業,更可感受除了外延世界,還有被攝體、拍攝者與觀者的扁平化細節。然而這些符號語言,被埋藏在講求外顯的社會機制下,我只好噤聲,索性訴諸於書寫。
相較於攝影機,書寫顯然是一部更容易獨立運轉的機器,可仍不能完全擺脫依附世界的機制,比如發表、出版、獲獎,總之就是文章要被看見才有意義,很像佩爾斯──符號只在發生效用時才是符號。但這似乎又與康德主張不該以此決定人存在的價值相牴觸。當然我大可不必把人類比為符號,自然他倆的概念就不衝突了。
在書寫的世界,有趣之處便是我可以隨興將佩爾斯、德勒茲與康德擺在一起。其實我正運用了德勒茲的手法,把碎形化的細節放大,也就成了佩爾斯的符號,佐以康德的反思判斷,從個別中找出普遍。這解釋了何以我寫過的文章,大多不以時間作為敘事線軸,而有些討厭的觀者〈因為沒讀〉,僅匆匆地在捷運上瀏覽,便大放厥詞批評時序混亂。有些電影手法將時間對折,產生一種類似晶體化而相互映射的時間經驗,夢裡尋夢。創作者打破固有的套路,此為藝術的表現,或許觀者必須能與之相襯,才足可評斷。
有幸被體制排擠,失業就是一種哲學。在路邊啜飲紅茶牛乳,我們仨,坐在長凳上,就權當是佩爾斯、德勒茲與康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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