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11-15 09:05:46葛蘭特
〈台灣人在溫哥華〉林宗義
我是台灣人，行走台灣路
──台灣第一個精神科醫生林宗義專訪
精神醫學在西方有著很深遠的傳統，但在台灣，它的發展期並不長，而把這門醫學帶進台灣的，正是現居溫哥華，在陳水扁就任中華民國總統後，即被禮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的林宗義教授。
今年初，林宗義因為堅持不願放棄加拿大國籍，而被取消國策顧問一職，對此，他解釋：「國策顧問是要為國家做事的，不是要拿去台灣『揩油』，如果我只拿著中華民國的『車輪牌』（按，意指國旗上的青天白日標幟），就動不了，那要國策顧問有什麼用？我的國策顧問是對國外很要緊的，美、日、德，或是歐盟，我都有很多朋友，若是拿著『車輪牌』，就不用『動』了，他們根本就不會讓我去！」
礙於中華民國國策顧問聘用規定「不得擁有其他國籍」，而放棄了國策顧問一職，林宗義仍被轉聘為總統府顧問，繼續在國際上為台灣發聲。
擁有日本東京帝國大學醫學博士頭銜的林宗義，前些自卑詩大學醫學院退休，目前則為該校名譽教授、也是世界心理衛生協會名譽總裁。
林宗義在一九四六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自東京帝大畢業回台，即被聘為台大醫院精神科主任，建立了台大精神科的基業，當時他才二十六歲。但由於當時的台大醫院還沒有其他精神科醫生和護士，一九五零年，他獲得一項獎學金後，便赴美國哈佛大學研究，希望能打拚兩年，再回台大工作。一九五三年，他在哈佛大學把論文寫好了，由於不想等，便把論文直接送到日本東京帝大，取得東京帝大的博士學位，便束裝回台灣。一九五五年，他又應聘至WHO（世界衛生組織）為高級顧問，一九五七年又再回到台灣，那時台大醫院的精神科已初步有了基礎。
之後，林宗義還是離開了台灣。
「有四個原因，」林宗義回憶著說：「第一，WHO（總部在瑞士日內瓦）一直要我去那邊當研究主任，這是難得的機會。第二，我父親林茂生在二二八事件遇害後，全家都被列入了黑名單，我也不例外，出國還要經審查，很沒有意思。第三就是小孩的教育，台灣那種亂七八糟的環境如何教育下一代。第四，人的生活、環境與精神病的發病與治療有很大的關係，我有次去病人家裡，病人很高興，但家屬卻跟我說，林教授，你不要再來了，你一來，那些偵探、保密局的人都跟在後面……。後來，有人就建議我：是你該走的時候了。」
之後，林宗義又離開了瑞士的WHO總部，輾轉到了美國，他坦言，到美國的目的一來是為兒子要到美國受教育，他希望也能常陪在兒子身邊；再方面，「做醫生就要自己親自下去（看病人）才可以，做『大官』沒用。」
於是，在雙重的考量下，林宗義去了密西根州立大學做精神衛生科教授。「之後，一位加拿大卑詩大學精神科主任教授來找我，希望我到UBC，我去觀察了一番，覺得溫哥華風景不錯，而且UBC的精神科很大，做研究很方便，再加上加拿大是多元文化國家，我從事的是社會、文化與精神醫學的關係研究，於是，在密西根待了四年後，一九七三年就來到溫哥華，一待迄今就快三十年了。」
二十八年間，林宗義很少回台灣，「我不想做陳文成第二，」林宗義幽默的說：「另有一件事，一九七二年，我在密西根時，從事推動台灣人的自決運動，照聯合國規定，台灣人可以自決，擁有自己政府的權利。全世界鬧得很熱烈，但台灣那邊仍是禁忌，所以我在黑名單上的名字就更黑了。」
出來那麼多年，第一次回台灣是一九八六年底，楊國樞任職會長的「中國」精神衛生學會四十周年時，邀我回台灣演講，「我提出兩個條件，一是要保護我的人身安全，二是要為我父親（林茂生）做追思禮拜。」在幾經折衝之後，離台十多年的林宗義終於再次回到台灣故鄉。
在人身安全無慮的情況下，林宗義此後回台灣的機會便增加了，對台灣這幾年的發展與他離開時台灣的對比，林宗義也頗有所感，三句話不離本行，「首先，精神醫學有一點進步，但還不足夠；第二，白色恐怖，加上台灣的教育太壞了，影響到台灣青年的人格發展，很多人一出國就不想回台灣作出貢獻，一回來就像陳文成那樣，這不行；第三，剛開始時，二二八還未完全平反。」
「這些都牽涉到人道問題，而精神醫學就是人道的醫學。」於是，林宗義決定回台灣「拚下去」，李登輝就任總統後，林宗義還曾寫信給李登輝（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十二日），要求他做五件事：「第一，二二八檔案與真相要公開；第二，為二二八建碑，而且要建在台北市中心、慰靈；第三，總統公開道歉並賠償；第四，二二八要作為國定紀念日（但不必放假）；第五，也是最重要的，過去五十年來，被破壞的台灣文化等等要恢復，如果這些不恢復，台灣不會有出頭天的時候。」林宗義強調，二二八的禁忌若不突破，台灣將走不出世界。
後來，隨著林宗義，接著是陳永興、鄭南榕與李勝雄發起的二二八和平公義運動，在他們前撲後繼，不斷的努力之下，二二八事件才逐漸獲得了平反。
談到前一陣子鬧得很激烈的醫護人員罷工事件，林宗義認為，罷工是他們的權利，但權利不能無限，最基本的醫療需要，諸如急診、開刀，應該要確保，這也是政府與工會的共同義務，所以，政府要立法明訂才行。
比較台灣與加拿大的健保系統，林宗義算了算，加拿大從規畫到執行健保制度的時間總共十五年，「十年研究各國，如英、德、北歐等國的健保制度，再用三年時間討論要採行哪一種，最後再以兩年的時間試辦。」林宗義說：「但台灣的健保，一年就上路，實在見笑。」
我對林宗義的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聯邦衛生部長洛克到訪溫哥華，在台加文化協會與僑民的座談中，林宗義當著洛克的面質疑：「加拿大為什麼不肯支持『我們』台灣？」一席話聽得我感動莫名，一個離鄉數十載的知識份子，言語間竟仍流露著對故士的赤子之情。這次的訪談，林宗義始終兜著與台灣相關的議題打轉，即使有批判，也可感覺出批判裡有種人道的關懷。
恍惚間，台灣！在北美這塊土地上，頓時顯得靈動了起來！
──台灣第一個精神科醫生林宗義專訪
精神醫學在西方有著很深遠的傳統，但在台灣，它的發展期並不長，而把這門醫學帶進台灣的，正是現居溫哥華，在陳水扁就任中華民國總統後，即被禮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的林宗義教授。
今年初，林宗義因為堅持不願放棄加拿大國籍，而被取消國策顧問一職，對此，他解釋：「國策顧問是要為國家做事的，不是要拿去台灣『揩油』，如果我只拿著中華民國的『車輪牌』（按，意指國旗上的青天白日標幟），就動不了，那要國策顧問有什麼用？我的國策顧問是對國外很要緊的，美、日、德，或是歐盟，我都有很多朋友，若是拿著『車輪牌』，就不用『動』了，他們根本就不會讓我去！」
礙於中華民國國策顧問聘用規定「不得擁有其他國籍」，而放棄了國策顧問一職，林宗義仍被轉聘為總統府顧問，繼續在國際上為台灣發聲。
擁有日本東京帝國大學醫學博士頭銜的林宗義，前些自卑詩大學醫學院退休，目前則為該校名譽教授、也是世界心理衛生協會名譽總裁。
林宗義在一九四六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自東京帝大畢業回台，即被聘為台大醫院精神科主任，建立了台大精神科的基業，當時他才二十六歲。但由於當時的台大醫院還沒有其他精神科醫生和護士，一九五零年，他獲得一項獎學金後，便赴美國哈佛大學研究，希望能打拚兩年，再回台大工作。一九五三年，他在哈佛大學把論文寫好了，由於不想等，便把論文直接送到日本東京帝大，取得東京帝大的博士學位，便束裝回台灣。一九五五年，他又應聘至WHO（世界衛生組織）為高級顧問，一九五七年又再回到台灣，那時台大醫院的精神科已初步有了基礎。
之後，林宗義還是離開了台灣。
「有四個原因，」林宗義回憶著說：「第一，WHO（總部在瑞士日內瓦）一直要我去那邊當研究主任，這是難得的機會。第二，我父親林茂生在二二八事件遇害後，全家都被列入了黑名單，我也不例外，出國還要經審查，很沒有意思。第三就是小孩的教育，台灣那種亂七八糟的環境如何教育下一代。第四，人的生活、環境與精神病的發病與治療有很大的關係，我有次去病人家裡，病人很高興，但家屬卻跟我說，林教授，你不要再來了，你一來，那些偵探、保密局的人都跟在後面……。後來，有人就建議我：是你該走的時候了。」
之後，林宗義又離開了瑞士的WHO總部，輾轉到了美國，他坦言，到美國的目的一來是為兒子要到美國受教育，他希望也能常陪在兒子身邊；再方面，「做醫生就要自己親自下去（看病人）才可以，做『大官』沒用。」
於是，在雙重的考量下，林宗義去了密西根州立大學做精神衛生科教授。「之後，一位加拿大卑詩大學精神科主任教授來找我，希望我到UBC，我去觀察了一番，覺得溫哥華風景不錯，而且UBC的精神科很大，做研究很方便，再加上加拿大是多元文化國家，我從事的是社會、文化與精神醫學的關係研究，於是，在密西根待了四年後，一九七三年就來到溫哥華，一待迄今就快三十年了。」
二十八年間，林宗義很少回台灣，「我不想做陳文成第二，」林宗義幽默的說：「另有一件事，一九七二年，我在密西根時，從事推動台灣人的自決運動，照聯合國規定，台灣人可以自決，擁有自己政府的權利。全世界鬧得很熱烈，但台灣那邊仍是禁忌，所以我在黑名單上的名字就更黑了。」
出來那麼多年，第一次回台灣是一九八六年底，楊國樞任職會長的「中國」精神衛生學會四十周年時，邀我回台灣演講，「我提出兩個條件，一是要保護我的人身安全，二是要為我父親（林茂生）做追思禮拜。」在幾經折衝之後，離台十多年的林宗義終於再次回到台灣故鄉。
在人身安全無慮的情況下，林宗義此後回台灣的機會便增加了，對台灣這幾年的發展與他離開時台灣的對比，林宗義也頗有所感，三句話不離本行，「首先，精神醫學有一點進步，但還不足夠；第二，白色恐怖，加上台灣的教育太壞了，影響到台灣青年的人格發展，很多人一出國就不想回台灣作出貢獻，一回來就像陳文成那樣，這不行；第三，剛開始時，二二八還未完全平反。」
「這些都牽涉到人道問題，而精神醫學就是人道的醫學。」於是，林宗義決定回台灣「拚下去」，李登輝就任總統後，林宗義還曾寫信給李登輝（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十二日），要求他做五件事：「第一，二二八檔案與真相要公開；第二，為二二八建碑，而且要建在台北市中心、慰靈；第三，總統公開道歉並賠償；第四，二二八要作為國定紀念日（但不必放假）；第五，也是最重要的，過去五十年來，被破壞的台灣文化等等要恢復，如果這些不恢復，台灣不會有出頭天的時候。」林宗義強調，二二八的禁忌若不突破，台灣將走不出世界。
後來，隨著林宗義，接著是陳永興、鄭南榕與李勝雄發起的二二八和平公義運動，在他們前撲後繼，不斷的努力之下，二二八事件才逐漸獲得了平反。
談到前一陣子鬧得很激烈的醫護人員罷工事件，林宗義認為，罷工是他們的權利，但權利不能無限，最基本的醫療需要，諸如急診、開刀，應該要確保，這也是政府與工會的共同義務，所以，政府要立法明訂才行。
比較台灣與加拿大的健保系統，林宗義算了算，加拿大從規畫到執行健保制度的時間總共十五年，「十年研究各國，如英、德、北歐等國的健保制度，再用三年時間討論要採行哪一種，最後再以兩年的時間試辦。」林宗義說：「但台灣的健保，一年就上路，實在見笑。」
我對林宗義的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聯邦衛生部長洛克到訪溫哥華，在台加文化協會與僑民的座談中，林宗義當著洛克的面質疑：「加拿大為什麼不肯支持『我們』台灣？」一席話聽得我感動莫名，一個離鄉數十載的知識份子，言語間竟仍流露著對故士的赤子之情。這次的訪談，林宗義始終兜著與台灣相關的議題打轉，即使有批判，也可感覺出批判裡有種人道的關懷。
恍惚間，台灣！在北美這塊土地上，頓時顯得靈動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