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唱歌。學校音樂課從不排斥，教什麼唱什麼。年少時趁寒暑上山下海，只要有人彈吉他，便張嘴大聲一起唱。多年來總與熟人進出KTV包廂，最近終於敢在不熟的人（我私下萬分感謝他們願意當分母）面前開唱。可我沒料到這輩子竟有機會進錄音室。

不是什麼頂級豪華的唱片公司特約錄音室。那是一處設在住家公寓的某某「音樂推廣中心」，一個房間黏滿黑色隔音海綿，一個房間接了喇叭、電腦、基礎錄音設備。公寓有點兒年紀了，五根長方形一組拼成的正方形咖啡色系老式仿／真櫸木地板，應可為證。

緣起於大學社團學妹的一個點子。她想集合前後屆的社團友好，一塊兒錄一張充滿回憶色彩的紀念專輯。（是的，已經倒社了。）錄音時間從去年十二月一路敲到今年一月中旬，終於成事兒，號稱「2007年第一季最偉大的計畫」（原稱「2006年第四季最偉大的計畫」……沒辦法，這個社團的拖功代代高強）。

不是什麼登得了大雅之堂的精緻專輯。那是一個康樂色彩太過強烈的社團愛唱的通俗歌曲，在環境條件許可的情況下，有吉他、有人會彈吉他，一群人就可以唱出一長串沒什麼流行味兒的歌謠。講究一點兒的吉他手會帶備用弦，有懷古之心的社員會挖老人年代的歌曲來練。

主事的學妹自願擔任總召，趁公餘閒暇選歌、搜校歌詞、找錄音室、呼朋引伴、敲時間，還訂出一條「務必攜帶社服或同色衣物到場」的規定。當年run社團的訓練形塑的紀律流程還剩幾分。吉他手是一定要的，吉他手自備吉他到場是一種道德。攝影也是一定要的，攝影自備數位相機、數位攝錄機、角架到場也是一種道德。當年run社團的訓練留下的道德陰影還真大。

若無過人的熱情，應該不會把這種事兒真當一件事兒去做。所以我想，這世上真性情的怪胎還是有的，而且不太罕見。

錄音當天，本來我是沒打算去了，因為感冒還沒全好，鼻音又重，更怕把感冒傳染給別人。我打電話向學妹告假，她說：「學姊，你的聲音聽起來很好啊，來啦來啦。」

話說這票人下午先約了碰頭，綿綿細雨中，窩在某錄音室附近某大學校園一角練唱，我沒趕上。傍晚餵完家中貓狗，我挖出第一代社服塞進包包就往集合地點衝，總算在錄音室樓下與眾學弟妹會合。進了公寓，不知誰張羅了一份歌詞給我，大家在權充練唱／團室的客廳裡做最後練習。

瞧著眼前這群唱個不停的人，主持音樂推廣中心的錄音老師以專業口吻和藹地問：「待會兒有幾個人要進去錄？」

這群土包子楞了一秒鐘，答：「全部。」

老師想了想，說：「可能容納不下那麼多人耶，最多只能架三支麥克風。」

麥克風不夠嗎？噯，小事一樁。「沒關係，」有人回答了。「我們可以分組合用。」眾人聞此紛紛附和。算一算，「我們」一共十一人。

老師又問：「你們打算錄幾首？」

「我們準備了十首歌。」

老師面露一丁點兒難色：「今天可能錄不了那麼多首喔。」

經過老師簡短說明，我們這才明白那些歌手出唱片前在錄音室裡「磨」上幾個月是真有其事。不過，這張回憶專輯只是錄給自己人聽著爽的，不必要求太高品質。再說，那種「磨」出來的東西「有違我們的風格」。我們的風格是：用最少的錢，做最多的事，享最多的樂，求最好的果。

練了半小時，進得錄音室。裡頭有一架鋼琴（派不上用場）、三支直立式錄音室用麥克風、一支譜架、幾支耳機。地上一堆線路，分別牽連著耳機與麥克風。眾人分成三組，分別站在三支麥克風前面，吉他手的吉他也接了一條線。老師讓我們試錄兩次社歌，調整嘴巴與麥克風的相對位置之後，大夥兒聽聽效果覺得可以，這就開錄了。

唱錯、彈錯，所在多有，老師途中會透過耳機指點，偶爾幫忙加些情境音效。錄完一首聽一首，喝水上廁所，就當下課休息五分鐘。

最少開口的是吉他手，其次是攝影。有兩首歌我不太會唱，所以跳過，與攝影換手。身為在場最老的學姊，腦子裡當年「走唱」的回憶接連冒了出來，我忍不住頻頻提出意見，降低錄音的效率（這就是下午不參加練唱的討厭鬼行為）。眾學弟妹倒也還保有當年的乖巧，認真討論之餘盡力配合，沒把我攆出去。

還不壞，三小時錄了八首。有人餓著肚子唱，錄完八首已告筋疲力竭，抓起零食大嚼大嚥。有人用行動電話告訴另一半「晚一點再來接我」。大夥兒擠在老師的控制盤旁邊聽歌。有人聲音大，成了主唱；有人聲音小，老師忙著用軟體技術補強；有人意外以趣味音效稱霸，眾人大開玩笑。

一小時過去，老師握著一片剛出爐的CD片走向我們所在的客廳／練唱練團室，把CD片餵進手提式錄放音機裡，讓大夥兒聽聽經過後製處理的成果。我們邊聽邊交換意見，氣氛溫暖而安靜，每個人都是一臉「掉進回憶裡」的表情。八首歌聽完，十一個人似乎都很滿意。

老師又放了其他團體的作品給大家比較。有唱佛經的，也有什麼大學先生小姐的創作專輯，還有某大學男女四部和聲一部一部層層疊錄出來的合唱曲，聽來高檔甚多。老師給我們的評語是：「你們的作品聽起來很有Live的感覺。」這評語真得人心。

錄音室租用鐘點費外加後製費，每人分攤新台幣三百五十塊，果真比K歌划算得多。負責攝影的學弟得兼任成品製作人，太過辛苦，故不必出錢。總召再向各人加收五十塊，交給負責攝影兼製作人的學弟，作為經費。

深夜十一點半，我們陸續步出錄音室，各自踏上回家的路，臉上的表情很滿足。

真沒想到，畢業十一年半了，我的怪胎熱情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