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商業周刊主導拍攝的「水蜜桃阿嬤」紀錄片，引發不少爭議。昨日，商周發表致歉聲明，並做出承諾捐款兩百萬給阿嬤的孫子當教育基金，似乎有意為整個事件踩下煞車。但是連日來的爭執，其實忽略另一個更值得思考的問題，即一個又一個的弱勢家庭被擺在聚光燈下，一次又一次地捲起愛心捐款的浪潮，究竟透露出什麼樣的訊息？

「水蜜桃阿嬤」是繼二○○三年「等待鳳梨長大的女孩」和二○○四年「阿祖的兒子」之後，再次以孩子與老人為主要元素，商周向它的讀者群揭露他們所不熟知的非贏者圈的世界。商周說這是「行有餘力」時，媒體應盡的責任，但背後卻充滿選擇性的慈悲。

台灣的貧窮家庭何止萬計，偏遠的原住民部落面臨的又豈止是水蜜桃收成的問題，我們是不是該思考「水蜜桃阿嬤」雀屏中選的真正原因。首先，三個晚輩先後自殺，已是具有戲劇張力的故事。還有阿嬤沒有選擇「亂死」，無奈卻認分的照顧七個孫子，相較於她的兒媳、女婿對生命和責任徹底的放棄，是讓主流社會更欣賞的高貴情操。

不論在雜誌文章或影片中，都刻意迴避這些孩子的父母是「因負債自殺」的事實，而是一貫地用個人人格缺陷如「典型的邊緣性人格」解釋肇因於貧窮的悲劇。當然，如果把自殺原因歸於負債，便必須挑戰如底層家庭的命運如何被社經結構決定，或原／漢之間的貧富與城鄉差距等更大的問題，如此一來，所屬集團發行的兒童生命教育教材大概一套也賣不出去。

當鏡頭落在一個個等待救援的面容上，善良的觀眾總會盡責地在提款機前按下按鈕，但能否在以施恩者自居時，認真思考一窩蜂的捐款是否可以達到資源重分配的效果？我們捐的每一塊錢是否隱含對窮人的道德判斷？慈善行為是彌平了階級鴻溝，或是掩蓋階級衝突？我們如何解讀憐憫與同情的產生，是人皆有之的善良人性？或者，如美國已故社會批評家蘇珊．桑塔格所說：「我們的憐憫宣告了我們的無辜清白」—能夠憐憫，更加確定了我和他們真的處在兩個世界；憐憫，就是我對於那個苦難現場的不在場證明。

From : 【聯合報╱王英倩／研究生（台中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