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之父-史懷哲(雅各書二:26)

史懷哲,全名阿伯特-史懷哲,擁有神學、音樂、哲學及醫學四個博士學位。於西元1875年1月14日出生在亞爾薩斯的凱撒堡,當時亞爾薩斯是德國領土,但一次大戰後德國戰敗,被割給法國,於是史懷哲的國籍也由德國籍變為法國。史懷哲的父親是福音教會的牧師,因此,每到星期天,他就會帶他到教堂做禮拜,使他初步接觸宗教的薰陶。他五歲起開始學鋼琴，八歲時就開始學管風琴。

雖然如此,但小時候的他並不喜歡上學,因為在學校裡,只有他最特別,所有的東西都是最好的、最新的,別人的都是破舊的,因此他常被同學稱作"大少爺"。有一天,史懷哲和一個自認力氣大的孩子打架,出乎意料地史懷哲打贏了,那孩子便很氣憤地說:「如果我跟你一樣,每星期都喝兩碗肉湯的話,就不會輸給你了。」史懷哲聽到這句話之後很難過,這時他真正了解到,自己的生活比他人優渥許多,於是單純而善良的他從那次起就故意不喝肉湯,其他物品，穿著也改用和村中小孩一樣的類型,但此舉使史懷哲的父母十分生氣,因為他們家在地方上是有地位的,史懷哲這種舉動使他們很沒面子,於是他們用說、用打、用罵甚至把他關在地下室裡,但史懷哲仍不改其志,父母見此,也只有作罷。不過,史懷哲很喜歡發問與思考,常常打破砂鍋問到底,令父母師長十分不耐,有一次他問父親說:「到目前為止已下了四十多天的雨,可是水並沒有淹到家裡,聖經上說水會淹沒山頭,這難道會是事實嗎?」父親耐著性子解釋說:「因為那時候世界剛剛形成,所以雨水不像現在一滴滴掉下來,而是傾盆地潑下來。」才勉強壓下史懷哲過盛的好奇心。

史懷哲從小就常為一些不幸的事情擔憂,尤其是動物們可憐的遭遇。有一次他看到一頭跛腳的老馬被一個人鞭打到屠宰場去,這一幕深深印在他腦海和夢中，曾一連出現過好幾次，因此史懷哲非常不喜歡人們在禱告時,只祝福人類.因此,每當臨睡前作禱告時,他便用自己想出來的另一種禱告詞:「神呀!請您保佑世上所有的動物,也讓牠們安寧地生活吧!不要使他們受到任何傷害」。

有一天的早上,史懷哲的朋友到家裡來找他打鳥,史懷哲雖然不願意,但是他又怕因此被朋友嘲笑,於是就和他一起到山上去,他們倆走到一棵榕樹下,一群小鳥停在枝頭上,用清脆的聲音啼叫著,似乎以為不會有人來傷害牠們,這時,他朋友已經拿出彈弓拉緊橡皮筋,準備給小鳥們致命一擊。當史懷哲看到他那殺氣騰騰的眼神時,心裡引發出一股很深的愧疚感,基於良知,他默默地祈禱他朋友不要射中其中任何一隻小鳥才好,在陽光的照耀之下與小鳥的啼叫聲中,教堂的鐘聲忽然響了,這種鐘響就像來自天上的聲音一般,警告史懷哲,史懷哲聽了立刻把彈弓丟掉,故意嚇走小鳥,然後,急忙地跑回家去，自從這件是事發生後,每當史懷哲聽到鐘聲時,便會想起聖經"不要殺生"這句話。

史懷哲為了到米爾豪森上中學，寄居到叔叔、嬸嬸家。這個城座落在瑞士邊界。叔嬸對他十分疼愛，但管教很嚴。譬如每天除了寫好功課還要練琴，日後史懷哲在音樂方面的成就，使他對當年嬸嬸的督導感激不已。十八歲那年，他到巴黎追隨一位著名的風琴泰斗魏多學琴，這是史懷哲心中嚮往已久的，現在美夢成真，魏多教授非常賞識他、稱許他，預料他將來必然會成為一位偉大的藝術家。史懷哲在當兵的一年中，不斷利用時間進修，希望成為一名牧師，服完兵役後，他又繼續跟隨魏多教授學琴。

史懷哲的父親是一位神職人員,因此常常帶史懷哲去作禮拜,此舉使史懷哲在可塑性最佳的童年期就接觸了神學,因此在他的回憶裡神學自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當他還是年輕神學家的時候，在1906年出版了他首部著作《歷史耶穌的探索》（The Quest of the Historical Jesus），獲得很高的名譽。在這本著作中，他以末世學的信念解釋耶穌的一生。史懷哲示範了一種新的作法：為了重新塑造耶穌而利用歷史研究來描繪耶穌一生，嚴如歷史學家的描繪一般。這部著作成為新約聖經研究的次領域長達數十年之久。「歷史上的耶穌深深感動我們的是他對神的順從。這樣的耶穌比獨斷教義中的基督人格更偉大，教義中把耶穌設想為全知而不犯錯的人。」我們要在歷史和信仰之間找出一個能被接受的平衡點。不過我們更該注重信仰中的基督。我們不能否認，確實有一位歷史的耶穌，然而這位歷史的耶穌不是一個單純的概念(idea)；也不只是一幅經由不同來源而得、關於耶穌一生的準確圖畫(picture)。史實的耶穌必須同時由耶穌的生活、歷史本身的性質以及信仰所定義。我們相信信仰的基督的確是歷史耶穌的真實本質。換句話說，我們信仰的對象，是根據『歷史實際上是甚麼』之準確認知下的『歷史的耶穌』。我們要注意的是，『歷史實際上是甚麼』。

 他憑著神學博士論文，包括了1911年的《耶穌的精神病學研究》和1930年的《使徒保羅的神秘主義》建立了聲譽，並且成為《新約聖經》學者。他對保羅的研究中，他檢驗了保羅的末世論理念，並以此檢驗了《新約聖經》。

一八九一年六月，他在根斯八赫度假時做了一項重大的決定。二十一歲那年，他曾問自己：「為什麼我這麼安康、快樂，又能順利唸大學而卻有人要在世上受苦？」此時他決心在三十歲為研究科學和藝術而生活。在三十歲以後，獻身為貧困的人服務。多年後，他仍然不知道能為貧苦無靠的做什麼？直到有一天看到報上報導非洲有無數的病人，缺乏醫護人員，於是想到自己可以去學醫，並且前往非洲行醫濟世。當史懷哲把這項決定告訴親友時，大家都認為他發瘋了。除了一位叫做海倫‧布列斯勞的護士，沒有人能了解他這項決定。他們已經相互認識多年，一九一一年史懷哲通過國家醫生檢定考試，翌年便與海倫結婚，兩人相偕遠赴非洲。

海蓮娜‧史懷哲（Helene Schweitzer）在智慧、毅力與人道精神上，一點兒也不輸她的丈夫。海蓮娜比史懷哲小四歲，一八七九在柏林出生。她的父親哈利‧布列思勞是有名的歷史學者、猶太人。海蓮娜小時候就接受基督教洗禮，活在基督教文化裡，不過她對信仰自有一套見解，是植根於哲學的思考，不分猶太教、基督教。

海蓮娜十一歲時，全家由柏林遷到史特拉斯堡。海蓮娜在這一個人文薈萃的城市裡，成長為一位文化修養很深的淑女，她通多國語言，彈一手好鋼琴，對藝術充滿興趣，二十歲就拿到教師證書，之後又讀了幾學期的藝術史課程。她也愛運動，擅長騎單車與滑雪，體能很好，富冒險心。

朋友圈並不知道他們兩個人的交往是怎麼開始的，他們很拘謹而守禮地維持一定的距離，不輕易讓人察覺他們彼此的傾慕之心。

以海蓮娜的學識與背景，就是不結婚，也會是一個受人敬重的女教師，一樣可以有她自己的貢獻。但是，她決心與史懷哲為伴，與他共同實踐一個高遠的理想，她打算把她的才華與能力貢獻到一個遙遠的地方。而在這樣的夢真正實踐之前，她還有一段漫長的等待的時間。

一九一二年，當史懷哲的非洲行真的可以實現時，他們才結婚。海蓮娜在這十年間並不閒著，她做了極多的事：到英國當家教，認識了工業社會裡嚴重的社會問題；回到史特拉斯堡，開創自己的社會工作，擔任「孤兒主任」（工作性質類似家庭扶助中心主任），憑自己的力量建起第一個單親媽媽之家。當史懷哲決心再讀醫學，以醫生身份前往非洲的時候，海蓮娜也辭去工作，接受護士訓練，準備與他一同迎向未知的前途。他們沒有錢，居無定所，課業繁重，海蓮娜的父母對這種狀態極不諒解，但是她意志堅強地執著於這個以理想相連結的關係。

一九一三年史懷哲夫婦在赤道以南的蘭巴雷（Lambarene）建立了一個貧病醫院。海蓮娜是護士、是麻醉師、也是藥師。她開闢了藥草園，自己生產一些藥品，除了醫院的工作之外，她還得負責許多史懷哲口中的「複雜的非洲家事」。她一直都無法適應熱帶的氣候，但是她努力以堅強的毅力勝過肉體的不適。

他們的女兒瑞娜出生之後，海蓮娜被痢疾與生產的勞頓折磨的身體一直還是無法恢復健康。海蓮娜在蘭巴雷的工作自此變得總是片段式的。一九二九年她回到蘭巴雷新蓋好的醫院擔任護士長，一九三七年她獨自一人前往美國為蘭巴雷募款，以流利的英文和嚴肅認真的態度，贏得許多人的心。一九五七年，海蓮娜拖著沉重的病體到蘭巴雷，她期待與史懷哲一起飛回歐洲，但是終於因為病勢轉沉，不得不再次孤單地踏上歐洲之旅。六月一日，海蓮娜在蘇黎世的醫院去世。她的骨灰被帶回蘭巴雷埋葬，史懷哲在為她寫的墓誌銘中，尊她為蘭巴雷的奠基者。

到非洲行醫這個決定卻遭到了親友強烈的反對，大家都覺得史懷哲接受了許多教育，應該留在國內過著富裕的生活。但是史懷哲知道，這不是一時的衝動，上帝在為他的生命做最好的指引和安排，他只要相信，而且順服祂。

他從三十歲開始整整花了八年的時間從頭開始學醫，而且學習的是全方面的知識，彷彿在他的人生裡沒有不可能的事。在38歲那年，史懷哲帶著上帝的呼召及大批的醫療用品，向非洲出發了。

在史懷哲的自傳中寫著:「現在我想去實行的計畫存在我的腦中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當我自己過著幸福生活的時候，卻看到周圍許多人正在與苦難和煩惱搏鬥，這對我是無法想像的事。早在小學時代，每次看到同學們悲慘的家庭環境，並將牧師孩子們過的理想家庭生活做一比較，我心裡便會有一番激盪。上大學的時候，自己雖享受著能讀書研究並在科學上和藝術上有些貢獻的幸福，但對於因物質條件或健康狀態而無法享受這種幸福的人卻一直繫念著。1896年，在一個明亮的早晨，當我醒來的時候，忽然想到我絕不能把這種幸福看作當然之事來接受，我必須拿出東西來回報它。這時窗外鳥兒正在歌唱，我反覆默想著，起床前我得到如下的結論︰自己在30歲之前為學問和藝術而生活是有道理的，這是為了30歲以後能獻身直接服務人群。」

「  「凡為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和福音喪掉生命的，必得著生命。」——我有過多次想尋找耶穌這句話對我所蘊含的意義，現在我找到答案了。除了外在的幸福，如今我又獲得內在的幸福。

  對於如此計劃著未來的工作究竟是什麼樣一種性質，我自己也還不很清楚。我想就讓環境來指引我吧。但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的，亦即那必須是能直接為人類服務的工作，無論那工作是如何不招人眼目。

 當然我首先想到的是在歐洲的工作。我定下一個計畫，想收養被遺棄和被忽視的小孩，並教育他們，讓他們以後有義務以同樣的方式去幫助同樣處境的小孩。

 1903年，我覺得可以開始這項試驗了。我向各方提供助力，但結果都未成功。例如當史特拉斯堡孤兒院被燒燬時，我曾表示願意暫時收養幾個男孩，但院長甚至未讓我把話說完。我在別處的嘗試也都失敗了。

有一個時期我曾經考慮將來要為流浪者和出獄的囚犯服務。我之所以參加牧師奧古斯都．恩斯特剛創辦的事業，一部分就是要為此計畫做準備。他的工作是每天下午接見任何來求助的人。但他並不立即給他們錢。他的方法是，當天到求助者的家去訪問，斟酌他們的狀況而給予幫助。為達此目的，我們不知在城裡騎了多少次腳踏車，但我們常常得到這樣的結果︰在申請人留下的地址卻找不到此人。

  1904年的一個早上，我在學校宿舍的桌上，發現一本刊載著巴黎傳教士協會每月工作報告的雜誌。我翻開它，突然看到一篇文章的標題︰「剛果地方傳教士之所需」。這篇文章訴說傳教團工作人員不足，無法在剛果北部的加彭省繼續推展工作。結論是︰「無論男女，凡是對主的召喚能簡單回答︰『主，我來了』的人，就是教會所需要的人」。

 幾個月之後就是我的30歲生日，我決心在赤道非洲實現我直接服務於人群的計畫。但當我寄出幾封信函表明自己的決定後，就不得不與親友們做一番艱苦的搏鬥。他們幾乎都先責備我太不信任他們，事先沒有跟他們商討，其次才是對我的意圖本身的指責。神學界朋友的抗議尤其嚴厲。我的親友們聯合起來為我的計畫之愚蠢規勸我。他們說，我是一個埋沒自己的天賦才能，而想拿假貨去跟人交易的那種人。他們認為我應該把在未開化民族之間的工作留給其他的人，也就是留給那些並不會因此而埋沒學術以及藝術上的天賦與技能的人去做。把我像兒子一樣疼愛著的魏多，責罵我簡直像一個想要執槍親赴火線的將軍。

  在我疲憊地跟許多稱為基督徒的人發生許多不得已的爭論時，驚奇地發現他們並未真正了解努力為耶穌所講的愛而服務，將讓人走進新的生命歷程——雖然他們在新約聖經中讀過這種道理。

 我的親友們認為背後一定隱藏著某種原因；他們猜想我可能因為聲望來得太遲感到失望才出此下策。但這完全沒有根據，因為我雖然還年輕，但我已獲得別人往往要經過一生的辛勞和奮鬥才獲得的名聲。另外也有人認為我是因失戀才做此決定。還有一些人認為我是個早熟的年輕人，頭腦有點不正常，而嘲諷我一番。

  在我的計畫中讓朋友們感到最不合理的是，我並不是要到非洲當傳教士，而是去當醫生，這樣的話，已經30歲的我還得開始一段長時間吃力的學習。我毫不懷疑這種學習需要極大的努力，面對未來的幾年我的確也感到惶恐。可是讓我決定選擇以醫生的工作來奉獻自己的理由，其分量是如此的重，以致其他的考慮都輕如塵土了。」

一九一三年史懷哲三十八歲時，開始了他前往非洲的旅程，計劃到蘭巴倫定居，因為他知道那兒有許多病人需要他。非洲人民聽說史懷哲要來，都很歡迎他，把他當作救星看待。但是當時能夠提供他當醫院使用的房子是一間雞舍，史懷哲親自打掃、佈置，手術台卻只能用草舖成的床。於是簡陋的雞舍成了診所、手術室及藥房。破雞舍充當傳教辦事處，也是他最初義診的地方。患有心臟病、肺病、精神病、脫腸、橡皮病和膿傷的患者很多，熱帶赤痢、痲瘋、昏睡病、日晒症及疥癬等病症更是普遍流行，不過最難對付的強敵卻是土人對病痛的錯誤觀念，以及慵散、偷竊和浪費的習性。

在叢林中，他親自和土人一起建醫院，自製磚頭、配藥方、墾荒地拓農場。同時他的醫院也是寵物之家呢！史懷哲日以繼夜醫治他們的身體，關懷他們的靈魂。他是土人的嚴父、兄長、工頭和密友。土人喚他「歐剛加」──神人。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對土人的愛是不存偏見、真心尊重，對於黑人的懵懂無知，他更是耐心的教導，也許是因為文化發展上的差異，黑人們的行為在當時就跟原始人差不多。史懷哲為了讓他們知道什麼是感恩和道德，總是不厭其煩地向他們講述道理，即便是黑人一犯再犯，他總能把他糾正過來。日子久了，史懷哲便依照他們當地原有的習俗，逐漸的改善並慢慢地發展出屬於黑人的文化。在當時很少人願意去非洲救濟，更不用說，像他這樣有耐心的教導黑人們。

歷經兩次世界大戰，史懷哲夫婦曾因德國人的身份而被拘禁，也被關過法國俘虜營，因此感染赤痢和日晒症，夫婦倆飽受病痛的折磨，也經常面臨饑荒和資金短缺。三十五年間，史懷哲前後進出非洲十三次多是為了非洲醫院募款籌辦演奏會。除了開演奏會，他也設計、改造、挽救毀壞的管風琴，將所得用來蓋非洲蘭巴倫納的醫院，不斷擴充設備，重建醫院，以便照顧更多的病人。他的熱情終於引起主教和世界各國愛心人士的迴響。

　　在非洲的第一年，史懷哲面對的人類苦難和內心的煎熬幾乎令他退卻。那麼多的飢餓、疾病、瘟疫；那麼多自然與人為的災難，戰爭、奴役和死亡。整個非洲大陸幾乎看不到一絲光明，令他十分頹喪於人類苦難的無窮無盡，和個人力量的微不足道。

　　一天下午，他心情沉悶地在醫院附近的空曠原野上散步。就在夕陽穿過樹葉，灑下一地金色碎影的時候，他看到兩個黑人孩子綻放著笑靨，在跳舞嬉戲，全然不知周遭的悲苦與不幸，全然不知飢餓和痛苦就在他們身旁遊蕩，隨時會吞噬他們。

　　那一刻，史懷哲的心靈被深深震撼了。原來，人，只要心靈輕盈，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是自由、快樂和幸福的。這情景彷彿是一個從天而降的昭示，使這位憂心忡忡的醫生一下子平靜下來。“我把那個黃昏的記憶藏在心中，每當感到沮喪時，我便會想想那時刻的喜悅，這使我全身舒暢，能夠繼續向前走去。”

　　於是，他調整好自己的心態，從眼下做起，從“一個”做起。“我們常常會因為自己所能做的是那麼少而感到沮喪，然而我試著控制這種感覺，心中只想著當時醫治的那個病人。我訓練自己想著要醫好他，然後我才能繼續醫治下一個，我覺得這樣總比牽掛著非洲所有的病人有效。有時候，為了保持理智，你必須實際點。”

這所醫院的規模漸漸擴大，發展成一個村落。時時有渴求的病人從遠地慕名奔波到達這裡。這個村落不只是前來醫病的患者的落腳處，史懷哲的住家也成了動物的避風港，因為他喜愛人與動物，過了多年之後，這家醫院的盛名愈傳愈遠。

史懷哲回到歐洲時，大家都在談論第二次大戰的風雲日益密佈，他趕緊回到蘭巴倫，一直停留到一九四八年。在這裡，他不但是行醫者，也是傳道人；不但是木匠，也是水泥匠，最難能可貴的是他也是一位偉大的音樂家，他全心全意把自己奉獻給人類。

一九五二年，史懷哲(78歲)榮膺諾貝爾和平獎。兩年後，他親往挪威奧斯陸領獎。之後他用這筆獎金建造了一所痲瘋病院，他這樣契而不捨地在這塊熱帶的叢林犧牲奉獻，也有來自不同國家與護士為他助陣，深夜裡，他還要給湧自各地的信件回信，使他深感在世界各地有許多人支持他，與他攜手同行。

史懷哲除了是一位了不起的醫生，本來也可能成為著名的風琴家，但他畢生無怨無悔獻身蘭巴倫，直到嚥下最後一口氣息。漫長的50年，他把無限的愛心和善良，帶給了他們。史懷哲於一九一三年第一次踏上非洲蘭巴倫時，土人的鼓聲這樣宣告：「那個白人巫醫來了。」一九六五年病逝非洲時，伴著鼓聲傳佈的信息是：「我們的爸爸死了。」

一九六五年史懷哲已經是九十歲高齡，但他仍然不停地工作下去，直到一九六五年九月四日辭世為止。他的妻子海倫早在一九五七年於瑞士蘇黎世息勞，因此依照他的吩咐將他安葬在蘭巴倫愛妻的墓旁。雖然墓前只有簡單的一支十字架，但他永遠是人們心中銘記的一位偉人。

「孩子們，我們的愛不應該只是口頭上的愛，必須是真實的愛，用行為證明出來！」(約翰壹書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