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後的今天，我方得有一塊豆腐干大的小小土地，可以學著種蕃薯。

睽違五十年的記憶和經驗，手法已然生疏，我阿公教我的方法殘存所記無多，我捕捉著那些僅存的記憶，像捕捉阿公的形影。

那是我們家「第三次中圈仔內」之後的一天，我隨著阿公在一塊形狀畸零，邊緣有著兩排竹林防風牆的農田工作。這天的工作是插蕃薯藤。要把一截截蕃薯藤插進壠裡，讓它們長蕃薯。

地方人把空軍機場稱做「圈仔內」，這圈仔內有飛機，有軍隊，有鐵皮棚屋和各種建築，以鐵絲網圈隔內外，內與外是兩個世界，圈仔內是禁區，戒備森嚴，任何外人不得越雷池一步。

日治時期這裡就有了圈仔內，這機場顯然頗有歷史。

終戰後，國民政府接收機場，民間一片歡呼聲，處處聽得到「太平了，太平了」的聲音，台灣在大戰中被美軍炸得很慘，人民躲警報躲得可憐，而且由於支援前線，軍民一體同艱，民間連鋤頭、菜刀都征往軍工廠鑄造槍砲去了，日子過得真是悽慘。好不容易戰爭終了，自然一片歡聲。

阿公在此時被誘騙買了和「圈仔內」相銜接的一大片農田。

「都太平了，圈仔內遲早要廢掉，趕快趁這機會買田吧。」這是賣田的人的說詞。阿公並不是有錢人，當時只是佃農，卻舉了債，把田買了下來。

結果，一年多後這圈仔內第一次因了要擴建而征地，一下子把阿公剛買來的土地征收了一半。

再兩年，又征了一大塊。然後，最後一次征地大約是民國四十三或四十四年，連我們居住的三合院都劃進征收範圍，阿公失去了一切所有，我們也沒地方住了。這便是教我畢生難忘的「第三次中圈仔內」。那時我就讀國小二年級。

這政府當時雖剛從大陸敗逃來台，來到台灣卻極其囂張蠻橫，征地是沒有商量餘地的，發給的補償金少到無法想像的地步，幾乎等於掃地出門。我們狼狽得像一群狗般被驅離，然後推土機便轟然駛進來，首先是毗鄰厝邊的菜園，豆棚、農作應聲而倒，然後從最右側的榖倉那個方向駛過來，牆一片一片倒下，屋頂跟著大片大片的坍塌。

我們在附近小街上租屋棲身。阿公可沒被打倒，他開起店來，賣雜貨，賣豬肉，白天開店，凌晨早起去買豬，殺豬。早上豬肉賣完，回到大約只剩一兩分大小的田去種地。我們最多時擁有十八甲田，十八甲和一兩分的比例很難算，一甲有十分，差很大。

在這小小一塊田裡，阿公種過各式各樣不同的作物。

就在某一天，他要我跟他一塊兒去種蕃薯，那是好命受寵的我第一次真的踩進泥田裡。

已不記得是什麼季節，還記得牢牢的是太陽火毒，逼得中午時分我們不得不坐在竹林陰影下休息。

我們沒有帶什麼好吃的，只有一大壼白開水，和兩個鋁質飯盒，裡頭有白米飯，和醃魚。除了午休，我們從早上一直工作到太陽偏西。

阿公做了幾乎十分之九的工，用水牛拖犁把田打鬆，再築成畦狀，然後用鋤頭鋤出一個個斜面，每鋤一下，在抽出之前我就順勢植入一根蕃薯藤，就這樣「分工合作」。我覺得，其實我負責的部份是那麼少，份量那麼輕，阿公卻帶了我去當幫手，主要的用意不是在幫忙，而只是讓我小試一下田裡的工作吧。

這樣的用意為何呢？阿公對我們三個兄弟各有觀察和期許，一直認定我長大以後是要「坐大籐椅仔」的，這樣的工作，或許是公務員，或是辦公室裡的職員之類的吧，這是流汗躬耕的人心目中最輕鬆也最值得羨慕的職業，既然如此，何以還要我來見習種蕃薯呢？我不能完全理解他的用心，只能猜測著，教我體驗一下農事之苦，也許有助於我的成長經驗，的確我是太受呵護了，直到「第三次中圈仔內」失去了田園的八、九歲年紀，記憶中都不曾做過農事，而那個年代的農家子弟，常常是五歲起就得餵豬、提水、養雞鴨，忙不完的。

五十年後學種蕃薯，畦沒有築好，，土沒有鏟鬆，雜草沒有力氣除盡，蕃薯沒能結出來，零零落落只結出幾個雞蛋大鴨蛋大小的，而回首大半生，「坐大藤椅仔」是坐了幾十年，卻是半坐半站，因為三十年職場有二十五年不是安然端辦公室裡，記者生涯跑新聞比寫新聞時間花得多太多。

阿公帶我種蕃薯那一年，應該比此時的我年紀大上許多，阿公像牛一樣賣力，一樣認真，即使失去了全部的財富，依然認真認份的，在極小極小一塊殘存土地上種植幾乎不值幾個錢的蕃薯，如今的我，身體健康不佳，也無法想像如果此刻我也遭受到「第三次中圈仔內」的打擊而失去了一切之後，還能不能帶著小孫子在田裡流汗、吃飯盒、喝白開水、挺著腰桿種蕃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