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然後，我初次扛起昂貴的機身與角架，汗涔涔地上行火炎山，努力在聽取學習與消耗體力間試圖求取平衡；四方張看，讀取小部份的山景，瀏覽大部分四散的學員面容。山上，是建立於大正十一年的苑裡圳完工紀念碑，與紀念碑貫為一直線的，是日本人建造的蛇龍，筆直，卻又溫煦，或許是由圓潤卵石鋪就之故吧。筆直劃開的一方是大安溪與河床，時間明顯流動著，另一面，是山與水多年孕育而成的苑裡平原，從山向海峽，沖積為扇。

　關鍵著大安溪水孕育平原的水門人家，在一個又一個鑲著寶藍顏色的閘門引出的水道間，定居；真正踏進水門社區的那天，道上之水澎湃有力，從一個水道導向另一水道，分流，分流，水花激揚，不加思索地吞向一畦畦的田土。

　出了鐵銹卻仍堅固護守水門的蛇龍上，我們的學員錯落著，行走，駐足，拍攝，交談，有時凝神；我以相機多方紀錄他們的面容，可是卻無從記取在每個神情中所轉動與匯流的故事，我走過蛇龍，走進水門，留下了太多畫面，但要說出屬於學員甚至是自己的故事，還顯得太過生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