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依德(Edward W. Said)在其廣受引述的論文(旅行的理論);中對理論的越界已經有過相當詳盡的討論;在(白璧德、新人文主義與中國)中，我也以薩依德的理論為基礎，探討白璧德(Irving Babbitt)與其新人文主義被引介到中國與台灣的命運。「與其在不同階段所面對的意識形態環境有關(李有成，126)。有助於埋論在旅行過程中可能面對的種種遭遇，我的看法是這樣的:
思想或理論畢竟是社會與歷史時空的產物。在被移植到新的環境時，也難免要受制於新的社會與歷史情境。考察思想或理論的移植過程，我們不難發現，在旅行、移植的過程中，思想或理論往往會遭遇被挪用、省略或變形的現象;或因水土不服，而與異鄉的社會、文化、政治情況扞格不入;或因投合異國當權或流行的意識形態或社會與政治情勢，而得以大放異彩，甚至與當道結合，一變而為霸權論述，進而壟斷整個思想或理論市場，成為市場中獨大的宰制力量。不過，儘管造化有別，但在遷徙的整個符碼化、建制化的過程中，外來的思想和理論幾乎無可避免地必須面對被分解、被系統化，乃至於被簡化的共同命運。
這段文字只是實情的敘述，不過應該已足以描述理論旅行時所無法避免的跨文化過程(transculturation )。歐陽楨(Eugene Chen Eoyang)曾以民俗學上所謂就地調適( oicotyping )的現象，來描述外來思想如何被調整以適應在地情境的過程(Eoyang, 1)。理論旅行的最終命運往往不免會陷入這樣的結局。
薩依德的關懷主要即在於理論旅行的過程及其結果:「從一個時地移轉到另一個時地，思想或理論的力量究竟會增強或是減弱，屬於某個歷史時期和國家文化的理論，在另一個情境中會否全然走樣」對薩依德而言，這種從一個時地移轉到另一個時地的行動勢必涉及他所說的「與起始點不同的再現與建制化的過程」，而這些過程通常都是在重複一個相當清楚固定的模式，其中包含了「任何理論或思想在旅行時所共有的三或四個階段」
「如果未加批判、未加限制地重複使用理論」，那麼理論的突破「可能成為陷阱」(Said, 239)。批評理論與某一陌生文學系統的遭遇一我們不妨稱之為理論旅行的雙重時刻。這個雙重時刻在文學史或文學批評史上有其重要意義。它一方面為ttt評理論開拓空荀，讓批評理論在另一個時空環境中測試其力量與其局限。
文學演化事實上正是造成文學史發展的主要觸媒，其過程相複雜前因後果甚多，有時彼此牽扯，很難孤立視之。值得往意的走，汗多例子可以證明，外來文學思想或理論的入侵正是造成文學演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既然文學系統是開放的，就不會是個穩定、超越非歷史性的系統。除非自滿或自我陷溺於所謂種族或族群中心的規範標準，:勢必得自省地向外開放，批判地與外國文學系統的思想和理論對話。換句話說，它必須對自己範圍之外的其他文學和理論傳統有所反懸。這意味著文學研究往往必須採取較開放的、超越族群或民族主義均觀點，同時以超越族群或種族絕對論的批評立場進行批判論述。
用非裔美國批評家蓋慈話說，這是將理論「轉譯成新的修辭領域一透過參正重新創造手邊的批評理論」(78)。轉譯乃至於修正的行為勢必涉及馴服或在地化的過程，而這個過程最終不免會影響我們研究文學的、方法、我們看待自己文學系統的方式，以及我們了解與評估自身批評傳統的方法。
米樂(J. Hillis Miller)巳為文學理論在轉移之後會帶來「新的開始」，指的就是類似的改變我想指出的是，「新的開始」不僅發生在跨越邊界的理論身上，也發生在理論所企圖侵入的文學系統或文化疆界之中。
在俄國形式主義的文學演化理論中，「主導」(the donlinant)是個極為重要的觀念。雅克慎(Roman Jakobson)即視「主導」為「俄國形式主義理論中最重要、討論得最詳盡、也是最豐饒的觀念之一，並且稱之為「構成藝術品的中心要素它統攝決定，並改變剩餘的構成要素J (82)。這個觀念說明了文學事實不是一成不變的，
而是一個姻抬連行不定、經常變化的過程，本身有其動力，在某個時弋或某個系統中備受貶抑、壓制或忽略的成分，換了另一個時代或系統，會被凸顯出來，成為主導的成分。最早提出「主導」這個觀念的形式主義者狄雅諾夫(Jurij Wnjanov)即曾指出，「在某個時代被視鳥文學事實者，在另一個時代可能只是社會溝通的普通材料，反之亦然，一切要看此一事實所出現的整個文學系統而定
規範系統的改變也造成了文學斷代的困難:文學史真的如佛克瑪所說的由一連串的取代所構成的嗎?寫實主義真的取代了浪漫主義?見代主義真的取代寫實主義?後現代主義真的取代現代主義了嗎?我提出這一連串問題，只是為了說明，基於規範系統改變所作的文學史斷代其實是個總體化的過程，這樣的斷代或分期終究是詹明信听謂的同質性的總體系統具有「統一的內在真理是我們檢視英美文學史時特別注意到音干無法被總體化，無法被納入總體系統，或者不屬於統一的內在真理的成分會遭到泯除或消聲的原因。換言之，在總體化的過程中，異質或差異會受到抑制、惕除或出局的命運。
然則文學史難道只是文學主導成分的文學史嗎?那些不屬於文學主導成分的文學事實應該怎麼辦?歷史再現原本就有共時性與歷時性萌個層面。前者提醒我們，在同一個世代裡，不論是支配性或被支配的成分，彼此關係密切，互相界定，甚至互相依存，互相詮釋。後者則暗示歷史是個直線進展的過程，世代接替世代，一切循序前進。佛克瑪所說的規範系統的改變，壺調的似乎是文學流變的歷時性過程，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文學史的共時性層面呢?
規範系統的改變還有另一層意義。這一層意義主要涉及新典律的建構。新的社會構成也會改變原來的規範系統，給文學史的撰述、研究、教學帶來衝擊，典律的建構仰賴傳統，傳統卻又是創生、穩定典律的法則或力量不過，正如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邦斯指出的，傅統是可以創造、發明，也就是可以改變的傳統一旦改變，新的傳統就會出現。典律的建構即有賴傳統的穩定性:莎士比亞之成為穩如磐石的典律，就是因為莎士比亞產業是個龐大、悠久的傳統。新的社會構成一如裴克(Houston A. Baker, Jr.)所謂的「新近冒現的人」一挑戰傳統價值，質疑傳統的文化霸權，並開發新的語言與批判空間，新的典律於焉逐漸形成.
貝範系統的改變還有另一層意義。這一層意義與詮釋典範的鬥爭與興替密切相關。符號學、後結構主義、女性主義、文化詩學、弱勢族裔及後殖民論述等等詮釋系統或知識理論幾乎是各擅勝場，不僅影響我們對文學文本的詮釋，我們對過去文學事實的了解也因此產生新面向。新的文學史自然無可避免會受到這些系統和理論的箝制:文學史因此再度居於柏京斯听謂的「文學研究動盪的中心」。然則新的文學史果真居於「文學研究動盪的中心」?其實不然。任何文學史一不論有多舊或者有多新一勢必都會受制於某些系統或理論，世上沒有一種文學史是可以不必以某些系統或理論為基礎的一稱之為史觀、史識或文學假設也可以。